“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据说来源于海峡对岸的一位文学大家的口中，此言有一定的道理。对上山下乡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在我的知青朋友中就有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评论，以致在茶余饭后也要争个脸红脖子粗。这些评论中，有经历坎坷的不平，也有既得利益的肯定，有飞来横祸的怨恨，也有因祸得福的窃喜。一般来说，我不会在这两种不同观点中站队，除了两边都是我的好朋友之外，更主要的是：我认为，知青们对上山下乡历史的评论或多或少带有个人感情色彩，这些争论其实意义不大，不过是幸福的晚年生活导致多余精力的释放而已。

尽管当代人不宜修当代史，但把历史事件记录下来是可以做到的。对于精力还算充沛的老知青来说，如果能用自己的笔尽可能完整地把上山下乡这段往事不加评论地客观记录下来，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生命记忆》纪实文集的出版发行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好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过程中，有数以千计的知青长眠在那块土地上，《生命记忆》全书汇编了其中的五百多位亡故知青的真人真事，文字上不修饰，内容上不拔高，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各地知青在黑龙江下乡的那一段不寻常的历史，为后来的历史学家解读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事实依据，可谓功德无量。

作为曾在北大荒生活了近十年的笔者，通读全书后感触最深的是：《生命记忆》以相当一部分篇幅对知青中的自杀行为予以了关注。全书详细记录了二十多个因各种原因自行走上绝路的知青事例。书中《谁之过？》一文中叙述的北京知青朱毅男走上绝路的事例，颇为典型。

1953年出生的朱毅男是干部子弟，高高的个子，白净的脸庞，稳健持重，思维敏捷，爱唱歌，爱运动，口才也很好，因根红苗正，下乡仅一年就被批准入了党，并从基层农业连队抽调到师部警通连（当时多数知青梦寐以求的单位）。没想到，不久朱的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消息传到兵团，师部领导顿时将小朱退回农业连队。小朱无颜面对老连队，主动要求到基建任务繁重的工程连。尽管小朱到工程连后工作非常努力，但连队领导因他父亲的原因，经常训斥他，一些知青也乘机欺负他，劳作一天回宿舍不许他上炕休息，打好的饭菜被人撒上沙土，甚至发展到夜里起夜后竟被人锁在门外……政治上的巨大落差和人格上的侮辱，使得小朱万念俱灰，卧轨自杀。

从书中反映的事例看，这些自行走上绝路的亡故知青，多数都是才华横溢、心气很高的青年才俊。与我们相比，他们只是少跨了一道坎，只要越过这道坎，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定会前途无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走上绝路的知青比因各种事故而丧生的知青更令人惋惜。

有人将这些自杀知青的原因归结为心理素质差，而不以为然。此种看法显然对死者有失公平。以北京知青朱毅男为例，如果当时的社会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话，如果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以阶级出身划线的话，朱毅男还会走上绝路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不是也有一些因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自寻短见的例子吗？这些老干部不是后来都得到了安抚吗？为何对知青的无奈自绝，就可以不以为然？

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主流媒体对知青自杀身亡的事例报道太少，给人印象不深，人们往往以为是偶然现象。其实，据专家调查，亡故知青中自杀身亡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在此，我们要很好地感谢《生命记忆》的编辑们，正是你们的努力，才使这些屈死的生灵在知青历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好多知青朋友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上山下乡的牺牲品，（也有相当数量的知青对此不认同，知青是牺牲品，那其他人呢？）是与不是，似乎还可商榷。但是，这些自杀身亡的知青倒的的确确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美好的青春还没有完全绽放就夭折了。

把这些美好青春的夭折过程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既是对这些亡故知青的哀悼，也是对文革的沉痛反思。著名学者周有光说，“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生命记忆》的主编将周老先生的这段话作为题记放在本书的扉页，大大提升了本书的思想高度，远在天国的知青兄弟如果有灵，他们会感到欣慰的。

（作者为黑龙江兵团7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