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1947年生，浙江镇海人。原崇明前进农场知青，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教授。现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东华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炎黄书画院院长。

1969年冬,我与陈逸飞以“逸中”笔名，在《红旗》杂志首次发表“金训华”水粉画。三十七年来，我们没有向媒体谈过此画创作的过程。以后出现了各种报导的不同版本，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包括许多中外美术史的研究和上海地方志。我人在国外多年，也未有机会纠正。

1969年8月起，我被《解放日报》编辑洪广文从崇明县前进农场借调到报社，负责插图配画。在老洪的组织下，《解放日报》几乎成了上海美术创作的中心。在报社集中过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夏葆元、严国基、陈逸飞、王永强、蒋昌一、秦大虎、丁荣魁、刘柏荣、石奇人、张安朴、许根荣、曹翰全、许金国、张定钊、王维新、张桂铭、吴健、赵渭凉、毛国伦等人，完成过八个样板戏的水粉画，油画“黄河”组画等大题材。因当时知青报道多，我作为近郊知青，去报社工作较早。

1969年11月，记者龚心翰（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从黑龙江逊克县兵团采访了金训华事迹回来，写了重点报道，报社极为重视。洪广文决定配合报导出整版的美术画刊。就发函另邀请陈逸飞，蒋昌一，张嵩祖，秦大虎，丁荣魁与我六人组成创作小组，在报社集中创作。同时，还请工人诗人王森，张鸿喜（现为著名流行歌词作家）配写《金训华道路金灿灿》的诗。

龚心翰向大家介绍了背景资料，讲解金训华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的感人故事。他提供的形象资料，只有一张金训华的正面报名照，要我们根据这张照片自己去想象画出六幅画。老洪和大家几次了讨论选择画面情节和构思，安排了各人的分工。

讨论确定由我画“画刊”领头的主题画：“抢救财产”；陈逸飞（当时是上海油雕室创作员）画“深夜写日记”；蒋昌一（上海美术设计公司设计员，后为上海油雕院院长，现在美国）画“半夜扣门”；张嵩祖（上海被单二厂设计员，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退休）画版画“劳动”；秦大虎（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创作员，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画“巡山防火”；丁荣魁（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创作员）画“学习毛选”。

报社只需刊登黑白画，我们就用黑白两种广告色画黑白水粉画。大家的画都不大，只有25×40cm左右，用白卡纸画。

我与陈逸飞在市少年宫同学，跟虞子骏指导员学画。我们带红领巾时就认识。当年他23岁，我22岁，都是浙江镇海人。能到党报报社创作发表作品，机会很难得，大家都很谨慎。在上海汉口路274号二楼一间不到15平方的房间里画，六个人手托画板同时画。脚碰着脚，用简单的水彩笔和小菜碟，调着黑白广告色，几人合用一个水罐。虽然拥挤，但有说有笑，非常融洽。

老洪很重视领头主题画的效果，一直在我边上注视。第二天，我初画完了第一稿后，就集体讨论。张嵩祖认为，我画的金训华抱了木头，给人感觉像落水逃生，带了帽子也不好。于是，我再画了第二稿。集体讨论中，大家认为我画的二稿金训华在游泳时人太直，看起来显得洪水很浅。后来，上海人美著名的宣传画家哈琼文见到这两幅草稿，认为第二稿与后来发表的第三稿已非常接近。画院画家严国基写的《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中说到：“三易其稿”就指的是此事。

两天后,我画出了第三稿,画中的金训华脱了帽子，姿势右倾改成伸臂向右上,向同伴高喊：“跟我来！”集体讨论中，大家对每人的画都提了意见。老洪再三强调一切为了出效果，分工不分家，领头画是画刊的“报眼”，很重要，要大家都出力提高。当时没人在意名利，那时的登报也不登名字,更没有稿费。互相改画是常事。老洪希望加强领头主题画效果，请蒋昌一来帮助我提高。蒋昌一推给陈逸飞来协助，蒋也坐在旁边看。

陈逸飞是六个人创作小组中画得最好的。前不久，我还在上海淮海路见他画整堵墙的主席像。现由他来协助提高主题画，我非常高兴。逸飞为人谦和，在拿笔修改前，一再问我“这样改，行不行”。他提出把金训华眉头锁得更紧，嘴张更大些，伸出的五指改为后三指合并。蒋昌一也在旁，提出把湿衣服加深，右边的浪花减弱些，木头减小，推远。这样，我们两人互相商量，轮替改着，画着，直到大家满意。在讨论陈逸飞画的“写日记”画时，大家认为油灯太亮，或会影响同伴睡觉，我就在他画的油灯上加了张穿孔的纸，盖一盖。秦大虎也帮丁荣魁改了画中人的大衣。合作很愉快，没有个人有任何功利心。

四天后，大家画完的稿，由老洪拿去排版送审。骑自行车回家时，我与逸飞高兴地到山东路摊头上吃碗馄饨。

完成一件事，我俩觉得很轻松，再去浙江路看了场电影。第二天画刊见报，我与夜班实习编辑许根荣，见到评报栏里写了对领头主题画的不少好评，又见到画中多了三条白色水纹线，猜想那是老洪晚上加上去的。

傍晚，老洪急匆匆找我，说中央首长看了金训华主题画，很重视，市领导马上要和你们作者谈话。又问蒋昌一当时动笔了没有，“如他只讲了话没有画画，那么作者就应该只是你和陈逸飞”。因为报上未登作者名字。老洪向我要了逸飞圆明园路家的地址，马上送电报去叫他来。七时，朱永嘉在报社制版房来找我与陈逸飞谈话，说：“你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这幅画受到领导的肯定，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今天，已三次来过电话，电报，要3H的彩色反转片送中央的《红旗》发表。但没想到原画只是黑白的。你们不要离开，估计中央还要你们进一步画出彩色稿。”

文革年代，《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最权威杂志，从未登过画。在《解放日报》社也成大事。社领导赵元三，王明晖等与我们谈，了解创作过程。第二天，又召开全社大会要我俩讲话上台。我与逸飞都很茫然，不知如何应付突然降临的变化。传达了中央指示，由上海出版组负责任出彩色宣传画。出版组的领导洪荣华挂帅，哈琼文，翁逸之,王麟坤等人作编辑。马上，出版小组陪我与陈逸飞一起到上海中华印刷厂，和工厂领导等开会讨论,如何把40×25公分的黑白原稿，改成彩色宣传画。已是下午两点。

我和逸飞坐着，静静地听着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因为要放大原黑白画成为彩色画而不能走样，两人同时上板画色彩稿又不可能，很有难度。大家一时都很为难。著名宣传画家哈琼文很有经验，也极其聪明。他提出了当时的最佳方案。他说，先把原画拍照制成版，放大在瑞典进口的水彩画纸上，手工打印成多张有各种层次的淡棕色的画稿，再分别由我与逸飞按原画轮廓上水粉颜色。画完后将这两张彩色稿送给中央，请中央去选择，决定发表哪张画稿。哈琼文再说：“不要画太大，对开足够，印刷时可略为放大些”。

傍晚时，才定下了方案。必须连夜赶画稿。大家都集中在中华印刷厂，谁都无法回去睡觉。很快就请专业师傅手工制版，打印了二十多张不同深浅的棕色画稿，挂在车间的墙上，由我们去选择定自己喜欢层次的棕色稿。再叫我俩到各自的房间去，画时互不相见，用水粉画上色。哈琼文认为这样分别画，可以互不干扰，更好地表现主题和自己的想法。

哈琼文等人足足陪了我们一夜，一点也没有睡觉。他不时在我和逸飞的房间里来回地走动，指导我们出版印刷上的要求。我们真不知饿,不觉得困地画，一天一夜后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四点，我们分别完成了上色稿。又请美术编辑陆全根手写了美术字红色标题：“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附在画后。即刻有车送画稿到市里，由飞机直送到北京。陈逸飞画的上色稿很像油画,色彩丰富。我的画比较忠于原画，只是把画幅拉长些，人物的头部放到了画面的中央。我对陈逸飞说：“你画得好，上头肯定是要选你的画了。”

谁知第二天，北京送回来两幅彩色原稿，并传达说，决定发表我的这张上色稿，陈逸飞的彩色稿不用（陈那张未用的彩色原稿还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可能是与原来的黑白稿差距很大，增加不少色彩变化。选用我画的色彩稿印刷，我也不理解，总认为陈逸飞画应该被选中。不知他们用什么标准来选定画的。逸飞不满地轻轻地对我说：“上头这些人到底懂不懂画？！”哈琼文轻轻拍了拍陈逸飞的肩未语，表示安慰。上头还传达中央指示，说为了宣传好金训华，画画的作者发表不用真名字。在我们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作笔名。讨论过“纯逸”、“纯飞”，后来是上海徐景贤向姚文元去电话汇报时，说：“我看用‘逸中’吧！”于是就定下用“逸中”笔名。

《红旗》杂志12月刊封底上发表此画时，这是《红旗》建刊以来第一次发表的绘画作品。又发了评论员文章，说：“作者在三大革命斗争与火热的生活中，努力感受与锻炼，才画了出歌颂英雄的好作品。”号召全国艺术工作者学习。全国的所有报刊，杂志都转载了此画。金训华宣传画迅速贴满了全国，前后出版了四千多万张。全国各市街口还画了大幅金训华的宣传画。当时，在江西插队的我的师弟陈丹青（从小与我同从师于章明炎老师）对我说：他在农村翻了好几座大山，走了几十里路，见山凹凹里的一户农家门上贴了金训华的画，就像门神似的。他想到大师兄我，也感到只有坚持画下去，才有出路。

金训华一画，被捧为“去安源”之后的样板画，被印成特种邮票和各种书的封面，也被做成各种瓷瓶、屏风、刺绣、木刻、玉雕等工艺品。还排了画中造型的朗诵剧。国外不少报刊转载了这画，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的美术团体还寄来奖状。逸飞与我都被“一夜成名”的浪潮包围了。前后参加了多次宣讲团，俩人共同做过几十次报告。反复讲述我们受感动和合作的故事。我们都觉得难以理解这突然其来的巨大变化，只觉得战战兢兢。陈逸飞的爸爸是厚道人，拉着我手郑重地对我们说：“够了，人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逸飞不久入了党，担任了油雕室负责人和文艺界领导。被评为标兵，常接待外宾。过了好多年后，逸飞在香港对张正、梁家辉、刘德华等人说：“金训华一画对我的一生影响是巨大的”。过不久，我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但在讨论我四届人大代表时，很多人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很有意见。我说过：“江青看过全国很多画，怎么像‘唐伯虎点秋香’似的，居然点中了金训华这幅画。”我当时率直幼稚，大概也是从小听了太多苏州评弹，不知深浅。

我调北京一年中，跟了国画大师关山月、方增先、杨之光、周思聪、卢沉等人学画国画，也参加“批黑画展”工作。我把要处理掉的大画家被批判作品，一张一张地送还到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家中，还拜他们为师。后来给江青，王曼恬知道了，说我与“老朽混在一起”，就送我回上海。江青曾认为我名字不好，要为我改名。我说我爸起我这名字意思是：“纯粹的中国人”。江青听了不语，过后说：“就这样吧，不改了。”

由此，逸飞与我更多地接近，常常在油雕室（现上海“新锦江”地址上）他的小阁楼里听古典音乐，天南地北地畅谈到深夜。他有深厚的艺术修养，精通古典曲目。他说只有哼得出旋律的人，才算懂音乐。他给我解释什么是“赋格”，什么是“卡农”。

我们并没有认为金训华一画在艺术上有什么太大的成就，只是时代把画和我们推到了前沿。我们前后画过六张金训华画，（三张黑白水粉,两张彩色水粉画,一张油画）也没拿过一分钱的稿费。我们从小下大了功夫学画画，觉得今日能受社会肯定，就是自己最大的满足了。

不久，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叫我们画一张大幅油画做博物馆收藏品。陈逸飞认为这是纠正以前画的不够好的机会来了，要“扳”回艺术上的“印象分”。他鼓励我说，一定要画出真正的水平。我们从图书馆、美协，借了不少俄国画家艾瓦尔索夫斯基的海浪画来做参考。并以我作姿势参考拍照。陈逸飞信心很足，这次要完成“为内行人都称赞”的作品。

在油雕室画的过程中，好多专家都有过很好的指导。画家俞云阶、王大进、张隆基、魏景山、邱瑞敏、夏葆元、秦大虎，都提过不少好的意见。画好后，送北京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至今。但此画以后从来没有展出过和发表过。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清楚。可能是“先入为主”给人的印象与以前画的不同，虽后画的技巧上再好，中央都认为不如原画。

这阶段，逸飞有巨大的创作热情，希望画出大作品。要画“重大题材”。他在画油画“红旗”时，他骑车到我家，借了许多打仗的电影连环画做参考，拉我去看打仗电影。他也是有几百本电影连环画的人。他喜欢看电影，他说在画《占领总统府》战斗场面时，心中、口中都是“哒哒哒”机枪的声音。逸飞是真正的艺术家，把形象思维的表达，根植于情感与灵感之中。我从大庆写生回来，带来很多钻井工人照片与速写。逸飞到我家看了,很有触动,商议我们再用“逸中”的名字画张油画。以大庆工人打新井的题材，题目叫做：《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构了图，上了画布，放了大样，画到一大半，我就调到了北京。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合作完成。

1970年后，我与逸飞在报社又相处了两年多，我们在画样板戏水粉画时，他也参加了《红色娘子军》创作，还与我一起去了北京芭蕾午团。后来，逸飞与王永强、夏葆元等画钢琴协奏曲的油画《黄河》时，我们还在《解放日报》309号三楼朝夕相处。我当“样板戏”画组组长，陈逸飞担任“黄河”组组长。中午，大家拉一长片卷筒报纸当作被子来睡午觉，晚上加班吃完夜宵后，一起去再逛马路。天天说说笑笑，值得怀念。逸飞说他“鸡毛掸子”的头发只有我才理得好。过几周，他就拿来剪子要我理发，扯一大片报纸当围单。我又成了夏葆元、王永强的理发师。逸飞后脑异常硕大，后发际很深连到脖子下，与常人不同。他去黄河写生回来，兴奋地给我们讲述见闻，讲陕西何家湾发现金器窖藏的事,一谈就几个小时。带回来的人像素描,让我与张安朴、石奇人、曹翰全等友翻拍做范本。他总把自己画画的心得讲给我们听：“画人像，要用眉眼的距离一段一段看”；“画半身像时，在画好面部后先画领子，再画外轮廓，才不易走样”；“画远天，远山，一定在钴蓝里要加一点黑色”等。

好几次，逸飞拉我去他家宛平路的家，翻出他从小的习作和许多从去井岗山写生的方型纸板风景油画。说：“我从井岗山回来，才懂得什么是油画。”我从延安写生回来，画了不少素描。他就专程来我家来看画，说很好。他就把我几百张素描推荐给美协的吕蒙，帮助组织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我的素描画专场观摩。他还陪我一同去见孟光、颜文樑、周碧初、赖少奇等大画家。我在上海农展工作时，逸飞他常会长途骑着自行车到虹桥来，与我和汤沐黎一起画讲解员的肖像。虽事隔三十七年，逸飞和我相处的一幕幕，宛如在眼前，永远难忘。

后来，我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到上海嘉定上海科技大学教书，逸飞从美国来信要江南水乡和老树根的照片（他要画怀念故乡的画），我寄去了。1989年，我去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博士留学回来，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又推荐陈逸飞到复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陪他同见杨福家校长和院长姜义华等。我还为逸飞组织过在复旦的讲座。他要去日本，我写介绍信给我导师平山郁夫。我到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十年，回沪时还见过他几次。那年，惊闻逸飞噩耗，我不能回国,只得请我妹妹参加追悼会致哀。

逸飞于我亦师亦友。他的杰出才华与非凡能力，给我们留下巨大艺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