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河，l949年5月12日生，江苏阜宁八，中共党员，大学毕业，高级经济师。

1965-1969年，上海交通大学附中1968届高中毕业；l969-1972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丰镇县隆盛庄公社插队落户，后期担任公社革委会委员、团委书记、大队副主任；1972-1975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1975-1985年，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工作；l985-1987年，在江苏丹徒县挂职锻炼；l988-1998年，先后在国务院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兴南集团公司暨海南省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大连中兴股份有限公司工作；l999年至今，任上海华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党校复校，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简称“中央党校”）。同时宣布：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兼任。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

耀邦入校后面临纷繁复杂的工作局面：一方面，党校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必须彻底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为广大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党校关于尽快复校的指示。

自1977年4月份开始，我根据整风会议领导小组安排参加了党校“清查办”工作。并于6月初参加了耀邦亲自主持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

在6月23日上午举行的整风会议上，耀邦宣布中央批准的党校干部名单。他说：“经过一个月酝酿，6月15日向中央写了一个干部任命报告。17日得到华主席和汪东兴同志批准。”随后，耀邦同志亲自宣读了任命名单，其中他宣布：“黄晓河同志担任中央党校青年团书记”。这一年，我二十八岁。

二、耀邦在会上对我进行表扬

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和闭幕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胡耀邦，于8月22日下午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了党的十一大文件和精神传达大会。在传达大会结束前，耀邦宣布因召开十一大而休会的党校领导骨干整风会议第三阶段会议，将于近期继续召开。各单位的负责人要结合学习十一大政治报告，在整风会议上联系实际做大会发言。传达大会后，负责整风会议议程安排的黄宣文对我说：“你要准备作个大会发言！”要当着胡耀邦的面来谈青年工作，我不禁诚惶诚恐。

9月3日是整风会议第三个阶段会议的开始。轮到我发言后，我在汇报中说：“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如何在青年思想上拨乱反正、消除毒害，调动和发挥他们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我们国家也是我们党校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我接着说：

“而怎样正确认识当代青年？是能否调动青年积极性的关键。最近在调查研究中，感到一些单位的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较多地看到青年受“文化大革命”毒害的一面，不稳重和自由散慢的一面，而忽视他们反对‘四人帮’和蕴藏内在积极性的一面。”

耀邦在听完我汇报后说：“我认为这个发言很好！青年人刚上台要尊重老同志，但也要敢于做工作，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独立观点。”耀邦接着说：“而独立观点来自于调查研究，加上正确的思想方式，就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想不到我这短短十几分钟的发言，受到耀邦的当众表扬！

三、参与起草党校复校的讲话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接到耀邦秘书陈维仁电话。他说：你到耀邦办公室来一下。耀邦自己起草了一个开学典礼的讲话稿，已是第三稿，前两稿主要是征求了教研室同志的意见，这次耀邦说也听听青年团干部的意见。

拿到第三稿后，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真的改起来了，随后我就把这份“修改稿”送到陈维仁处。当我看到吴江、韩树英等人退回的修改稿，有的仅仅礼貌地改动了几个标点符号后，就一下子慌了，直怪自己做事冒失，不懂规矩！

一周后，陈维仁又把我叫到耀邦办公室，随手递给我耀邦讲话的第四稿。我一看，在稿子右侧上部，耀邦用铅笔赫然写着几个苍劲大字：“请晓河同志按自己的想法从头到尾改写一遍。胡耀邦”。

我已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把耀邦讲话第四稿的四大部分归併成三大部分。这一修改稿送出后，我这个“冒失鬼”又陷入紧张和不安！

又是难熬的一周，大约在九月底，陈维仁再次打电话来说：“晓河，你来一下，耀邦找你！”我急忙赶到耀邦办公室，看到耀邦坐在长沙发的正中，陈维仁在一旁记录。耀邦招呼我坐在他左侧的小沙发后就说：“晓河，看来你还爱动脑筋。你的修改意见很好，我没有全用，只用了一点”（因耀邦的正式讲话还是四部分）。“现在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给叶帅起草一个讲话。也是在开学典礼上用的。吴江写了一稿，陈维仁写了一稿，我都不太满意。你也来写一稿，你们是老中青”。接着，耀邦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把他关于叶帅讲话的主要内容和章节的考虑一一讲了。我由于慌里慌张赶来竟忘了带笔记本。好在当时年轻、记性好，都一一记在心里。耀邦最后说：“这次要的很急。你今晚写。明天是星期天，中午十二点陈维仁要到市里，你就把稿子交给他带来。”

这一天我正巧感冒，头非常痛，晚上写不成。我盘算一下时间，心想干脆睡觉。第二天凌晨起床后，我确实起草得很快，到上午九点时近五千字的初稿已出来，只是涂涂改改不成样子。我也顾不上吃早饭，就想到校园里跑一圈再回来修改。可是，刚跑下楼就在十六楼门口一头撞到陈维仁。老陈说：“晓河，我现在就进城到耀邦家。你快把起草的稿子交给我。”我说“这不行，还没改好，也没誊清楚！”陈维仁说：“不能等了。你就这样交给我！”没有办法，我只得交出。这一稿，耀邦肯定更不满意！许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当时年轻冒失而羞愧，为没有很好完成耀邦亲自交给的任务而内疚！常言道：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平时不够用功，到关键的时候不能一挥而就，有负于所崇敬的革命前辈的知遇之恩！

由于对前后三稿均不太满意，而党校复校典礼又迫在眉睫，10月1日国庆节晚上，耀邦参加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后回到家中已凌晨两点，就索性自己动手为叶帅起草讲稿，写到清晨七时一气呵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在这篇他亲自起草的叶帅讲话中，耀邦明确提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这就为一年后，耀邦发动党内真理标准大讨论，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四、耀邦推荐我任校党委委员

国庆节一过，我与校清查办新来的一位同志奉黄宣文、桑子桢之命，按照中央十一大“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和事”的指示，根据校整风会议检举揭发出武葆华等的大量问题，南下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几省进行专案调查。时间长达一个半月。因这次调查而错过了中央党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即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隆重召开的复校开学典礼！

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我们调查了武葆华这个自称“贫雇农”和“帮佣”的儿子的家庭历史情况。我们从工商等历史档案中查到：武葆华的父亲原拥有大片盐田，雇有盐工，是当地的一个盐商，后来才破落。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也可看到武葆华文过饰非、假话连篇的特点。

在上海，我们请上海市委安排，在华山路附近的一幢花园洋房里见到了正受审查的徐景贤，在公安局的一个看守所提审了被关押的陈阿大，向他们调查了武葆华的一些相关问题。

到十一月中旬，我们在厦门市委招待所要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向黄宣文、桑子桢汇报外调的情况，请示下一步的任务。黄宣文最后对我说：“晓河，你不要离开招待所（当时不是每个房间都有电话），周邦佳（校政治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副主任）找你有事。”十分钟后，周邦佳的长途电话到了。他在电话中通知我：“晓河，中央批准党校成立临时党委会。耀邦担任党委书记。耀邦推荐你担任党委委员。你要马上回北京参加党委会。”

回京后，我看到了这一任命名单。中央党校临时党委成员有：胡耀邦、冯文彬、李一非、牟泽贤、成仿吾、伍辉文、黄宣文、杨长春、白映秋、李玉晨、桑子桢、周邦佳、郑宏璋、吴江、周逸、黄晓河。整个党委委员中，六十岁以下的可能只有我一人。

五、耀邦遇到两个“凡是”观点

在中央党校骨干整风会议前后，我还亲历了一些事情。

大约在1977年7月上旬，耀邦指定范若愚（周总理理论秘书、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桑子桢和我三人，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一个会议室开会。主持会议的是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汪东兴。但这个会议他是以中央副主席和中办负责人的身份召开的。中直系统大约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汪东兴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人动不动就提出编写党史。我要问一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刚出，《毛泽东全集》还没有发表，你编写党史的依据在哪里？你没有依据怎么编写党史？”他又说：“现在还有人动不动就要写回忆录，说是要回忆毛主席。我说与其说你回忆主席，不如说回忆你自己……”

汪东兴讲话显然意有所指。因为就在这讲话之前，耀邦在整风会议和教研室多次讲到：“党史、党风都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一部正史，修好党史是我们中央党校的历史责任！”耀邦还多次讲：“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不是继承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具体做法，比如让毛远新当联络员、远离政治局大多数同志，这样的做法要继承吗？不能继承这些（这些讲话在当时是何等震聋发聩）！但即使如此，主席是我本人一生中有幸遇到的最伟大的领袖。我是‘少年得志’，二十三岁当八路军干部部长，历史上多次得到毛主席的教诲。我这辈子要写主席的回忆录！”在这些背景下，桑子桢对我说：“晓河，你尽快把讲话记录整理好，我报给耀邦看看”。耀邦看后，大笔一挥批了几个字：“全文传达”！桑子桢在大礼堂传达后，全场哗然！

六、耀邦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

耀邦入校后，我亲历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我党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即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明确布置：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评判。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分管中央宣传口工作，他与华国锋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最主要的论点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至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耿飚看了这篇社论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针对“两个凡是”观点，首先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耀邦在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同时，更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上批评了“两个凡是”观点。在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人员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在他亲自起草的叶帅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在中央党校研究党的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时，耀邦反复强调：“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事实，要由实践检验，不能依据文件，不能依据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

正是依据小平、耀邦的这些科学的指示，吴江为首的“理论动态”组，在1978年1月18日就“怎样进行研究”给耀邦写了报告。报告中提出两条指导原则：

（一）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去进行研究；

（二）“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些基本观点今天看来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却有震聋发聩之功。这些观点，其实也是吴江深藏内心的观点。早在1977年7月党校整风会议期间，吴江作为哲学教研室主任，几乎每天中午他会拉我或其他哲学室年轻人去党校人工湖游泳。有一次游完泳后，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讲：“晓河，我看，党校有的人写文章很有意思，总是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毛主席怎么说，因此就应当是怎么样，这不行！”

正因耀邦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吴江本身也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内在动力，因此，当胡福明文章送到《理论动态》组，孙长江整体修改后，报吴江又亲自执笔修改，文章新意尽出，针对性更强。耀邦最后拍板定稿，首先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刊登，随后由杨西光批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紧接着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同一天在罗瑞卿支持下又在《解放军报》转载，从而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