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埋在我心底四十多年的故事。生怕给我的恩人带来麻烦，一直没敢说出来。如今物是人非，也到了该揭秘的时候了。

记得小时候，每当在重大节日看到游行聚会时，铁路单位的彩车和庞大队伍最吸引我的眼球，震耳的洋鼓洋号，整齐威武的队伍，最耀眼的是那笔挺的毛料路服！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当一名铁路工人就成了我的第一个梦想。

文革中，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学生系数上山下乡。我也打起背包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5团（鹤山农场），幼时的理想随之烟飞灰灭。虽说一大帮青年人聚在一起，再繁重的劳动再艰苦的生活也挡不住蓬勃的朝气和愉悦的天性，但我们毕竟才十七八岁。每当通信员从团部带回信件包裹，就勾起知青们的思乡之情，晚上，总有人想家想到哭鼻子。当年，还有人因此而挨批呢，因为那是“革命”不坚决的表现。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农场的一切，“回城”已然成了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一九七二年年末，我患了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团部卫生队。刚动完手术，我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心中纳闷：为不让父母着急，我并没有告诉家里呀，妈妈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妈妈并不知道我住院手术，是正好赶上的。令我万分惊讶的是妈妈是为我送“招工通知单”而来——我被招进了齐齐哈尔铁路局！看着手中的“招工单”，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谁都不会相信“天上可以掉馅饼”。但是我就在那个时候尝到了那无与伦比的美味，而且是我梦寐以求的铁路局！一张从天而降的招工单改变了我的命运！

梦想成真源于一个意外，话得从我妈妈说起。

文革中，我妈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撸掉了居委会主任的职务。但在街坊邻居的眼里，妈妈还是老主任，大事小情免不了来找我妈。

那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家前院的高婶急匆匆来找我妈。高婶家有一间空屋，正好有人要租房。为了挣点零花钱，高婶没和家人商量就答应了，但儿女们知道后死活不同意。那时没有个人电话，高婶一时联系不上租房人。没想到第二天两辆卡车拉着租房人全家老少六口和一大堆家具物品，停在了高婶家门口。高婶一下傻眼了，万般无奈下，第一个念头还是去找老主任。

我妈随高婶到她家一看，租房的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直抹眼泪；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们喊着饿；中年妇女高亮着嗓门要大伙评评理，中年男人则围着卡车来回转悠，豆大的汗珠顺脸往下淌。

高婶向那家人介绍我妈，说：“这是俺们主任，有话对她说吧。”那一家人如同见了救星，围拢上来，希望我妈能拿出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我妈大致了解情况，看着孩子和老人，心疼得不得了。开口第一句话说的是：“都这时候了，走了那么远的路，饿了吧？先到我家吃口便饭吧。现成的，别让孩子饿着。”我妈让高婶照看车上的东西，不由分说地搀着老人拉着孩子，把那一家人拽到了我家。

当时我爸下厂办农场劳动去了，弟弟上学了，家里只有妈妈一人，没人能帮她。我妈只好热了包子和苞米碴子粥，再拌了一些小菜，将就着招待客人。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大人们边吃边聊。这家人男的姓童，女的姓陈，是从赵光农场调动到九三农垦分局驻齐齐哈尔办事处的。可是分局的楼房还没完工，不得已只好先租房居住，没想到却出现了意外，全家人不知道该去哪过夜了。我妈劝他们：车到山前必有路，大家一起想办法吧。饭后，我妈让他们先把东西卸到我家院里，让汽车回去，说：“今天就住在我家，明天我再去周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那家的老太太脸上绽开了笑容，童叔（后来我们一直这样称呼他）对我妈千恩万谢。

那时我家的院子挺大的，正房对面盖了个仓房。我爸妈带着弟弟住着正屋，偏屋是我下乡前住的，厨房后还有个小屋，北方叫后暖阁，火墙的一侧起了一铺炕，有双人床那么大。我妈把她和弟弟的铺盖挪到了后暖阁，让出正屋给童叔一家住，还用木板搭了一张床。傍晚，弟弟放学回来了。妈妈怕他嫌乱说出不该说的话，把他叫到一边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想到弟弟很懂事，没顾上吃饭，就去帮助卸车。我弟弟还是个中学生，也是个干起活来不管不顾的主，不小心被车上的木板划破了头，血流了一脸颊，把童叔一家吓坏了。我妈听到喊声，跑去一看，腿一软就晕了过去。

等我妈醒来，一直守候在旁的陈姨附身安慰我妈：放心吧大姐！孩子去医院看过了，没事了。头上缠着绷带的弟弟哭着说：“妈，爸没在家，不行就给我姐打电报，让她回来吧。”我妈妈倒是很平静，说：“没事的，不要让她回来。兵团一般不给假。再说你陈姨家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房子，都回来了住哪呀？”站在一旁的老太太说话了：“我们今天是遇到好人了，否则我们就要住露天地了。”

第二天我妈四处打听，还托邻居们帮忙找房子，但到了晚上毫无消息。童叔陈姨很着急，怕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麻烦。妈妈又劝他们：孩他爸没在家，要等些日子才回来呢。既然住下了，就不用太着急了，就算跟我作伴，啥时候有合适的房子再搬也不迟。”这么着，童叔陈姨一家人就暂时安顿在我家了。

数日后，童叔急匆匆回来了，对我妈说：“大姐，我知道您女儿在鹤山，我想帮你女儿动一动工作，您看成吗？”我妈很是不解。童叔这才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从北安农场调到九三垦局劳资处的，铁路部门要招收下放农场的铁路子弟，童叔正负责这项工作呢。这项招工指标中，既有铁路子弟，也有一些是给关系单位干部子女的。童叔想，遇到我妈这么善良热情的人是缘分，此恩不报，枉为爷们！所以想借此机会，把我从农场调到铁路上工作。拿童叔的话说：“招个好人家的孩子，不会比干部子女差的。”妈妈听到这里，呆住了，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梦，喃喃地问道：“这是真的吗？真能把亚男（我的乳名）调回来？”童叔的回答坚定有力，我妈相信这是真真的事实了！妈妈缓过神来，翻箱倒柜把我给家里的信件找出来，童叔仔细看过，弄清了我的兵团连队番号，从公文包里拿出来一本商调函，填好后盖上公章，诚恳地对我妈说：“这封信非常重要，邮寄怕是来不及了，你必须亲自去一趟鹤山，把亚男的档案带回来。”

于是有了妈妈突然出现在我病床前的情形。

一九七三年的元旦前，我成了一名真正的铁路员工，直到退休。

一年后，童叔一家搬离我家，住进了新居。

多年后，我的父母先后离世。妈妈一生做的好事无数，从不图回报，我成了受益者；童叔知恩图报，受我敬仰。我家与童家的友情仍在继续。老一辈的乐施好善在我辈身上延续着。这些年，我和老伴收留过迷路儿童，长期照顾孤寡老人，热心社会公益，捐助受灾民众……，虽然做了不少好事，可与妈妈相比还是差得很多。我会继续做下去，不图回报，也希望孩子们做得比我们更好，让助人为乐的精神永远不灭。

（作者为原黑龙江兵团45团齐齐哈尔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