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三月，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军方强硬派主张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 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上海市动员机关干部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去黑龙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广大机关干部踊跃报名，积极响应。最后挑选1700名干部带着户口、粮油关系分二批于1969年10月、1970年4月奔赴黑龙江边境的黑河地区“ 插队落户干革命”。第一批近千名上海干部及部分干部子女与10月6日在上海火车站出发，9日早晨到黑河地区北安县，换乘长途汽车，当晚分别到达了黑龙江边的呼玛县、瑷珲县、孙吴县、逊克县、嘉荫县和德都县。

我们上海市财税系统有9位同志被分配在鄂伦春族人的居住地—— 逊克县新鄂公社新鄂大队，曾与鄂伦春族人一起参加收割黄豆、玉米、伐木等劳动。在一次进山伐木时，我和鄂伦春族一个叫莫财元的老乡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曾送给他一条特别喜欢的军用皮带，他回赠了我一把鄂族风格的防身匕首。我在那里劳动生活了四个多月，已经慢慢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还学会了喝酒、骑马，也同知青战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好关系。

1970年三月底，我陪黑龙江省知青办同志去金训华烈士生前所在的逊河公社双河大队学习考察后，回新鄂公社。一路上，我还一点也感觉不到春天的气息。正所谓“ 春日孩儿脸，说变就变。” 刚才还明朗的天空，忽然间又飘起来漫天飞雪，顷刻间，呼呼的北风不住地往衣领里灌。

我的双脚踏在坎坷不平的土道上，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地走着。此时的我不由得后悔了起来，要是听听同伴们的劝阻也不至于这样进退维谷。正低头思忖如何走出这一窘境，忽然，感觉眼前一暗，一座高耸的半山映入我的眼帘，噢，到了大山头啦！

早听说，这大山头经常有野兽出没，而我偏偏又在这天地一片混沌的黄昏时分，一头扎进了这个凶险之地。当时，满心惊恐、浑身哆嗦的我，告诉自己，退却已是不可能了，唯有硬着头皮硬闯过去。就这样因为急匆匆地赶路，里面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

渐渐地，天色昏暗了下来，峭壁深谷里的情况更加深邃莫测，四周的寂静令人窒息。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饥寒交迫，连跑带颠的我，眼前终于看见了希望——新鄂公社的对泡子屯。

虽然从没有在对泡子住过，哪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可当晚我肯定去不了新鄂，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在对泡子屯敲开一户人家的门进去，恳求在他家外屋坐一个晚上。

令我惊喜的是，我敲开屯子里第一家住户的门，竟意外地见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好友莫财元，俩人的手紧紧地拽住，久久不放，我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他随即介绍了他的新婚妻子，并说他结婚已发过请帖给我：“ 问我收到了没有？” 我刚想说：“ 我没......” 我又慌忙收住改口道：“ 噢不！刚收到你们的大礼，就来参加你们婚礼了！” 

三人哈哈大笑！夫妇俩见我浑身湿透，就烧了热水先给我全身擦洗，还给我换好了干净的衣裤，又为我打好洗脚水，泡泡酸胀的腿脚。

就这样，这对鄂伦春族夫妇在我生命的至暗时刻，敞开亲人般的善良朴素的胸怀接纳了我，成就的这一曲鄂汉兄弟情谊佳话，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我的眼泪一起又一次涌出眼眶，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总之，那天的晚餐是我平生最感可口入味的，那晚的热炕是我最感温暖幸福的，那晚的礼遇是我一生最感温馨难忘的。

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往去黑河地区知青办，以后一直再没有机会直接和新鄂乡的父老、上海知青战友相聚在一起。

四十三年后当我再一次踏上第二故乡的土地，得知莫财元夫妇已故世消息的时候，我深深、静默地朝着财元夫妇的灵丘看望许久，当我转身的一刹那间，忽然响雷震耳，大雨倾盆，仿佛“ 青龙慈悲救渡飞天，神狼即时护卫傲吼”。

此刻，我抬头眺望群峰突起的远山，跟随雷雨声，不断地呼喊着他们夫妇俩的名字；我低首凝视静静流淌的沾河，借助那多情的圣水，给财元夫妇送去我无尽的思念和敬意。

（作者原为逊克县原新鄂公社上海插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