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文物”留存(证件为边境居民身份证和兵团农垦大学毕业证书)

1968年上山下乡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根据自己的擅长、爱好和以文化知识服务农村建设的愿想，我带了几件非“生活必需品”：一套理发工具、一副围棋、一套《革命歌曲大家唱》(上下两册)、一把计算尺和全套高中数理化及外语教材。

来到连队之后，渐渐得知我带的这五件物品竟然都是“蝎子巴巴，毒亦粪(独一份)”。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下乡之初，其中具有公用效能的三件物品便很快上岗，派上了用场：连队百十号男知青和部分老职工都靠那套理发工具拾掇脑袋、美化形象，而我的理发技艺堪称连队“第一把刀”，服务频率也就最高；节假日或工余时间，那副黑白棋子少有闲着的时候，“借”过来“借”过去，下围棋者悠然手谈，下五子棋的速战速决，观棋者凑个热闹，在那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成为知青战友们丰富业余生活、打发闲暇时光的好帮手；那套崭新的《革命歌曲大家唱》，我是因自己喜爱唱歌才在临下乡前“咬咬牙”买下的，(当时父母是举债为我准备的行装)没成想来到农村我自己的手还没有捂热，就被抽调到团宣传队的同学“借”走了，并就此“奉公”，发挥它的“最大效益”去了。(想起此事心里至今还有点纠结，既为自己痛失一宝感到惋惜，又为它能发挥更大作用感到颇“值”)

其他两件物品曾经静静地躺在一只木制的“固本牌”肥皂箱里被“雪藏”多年。在我别无选择充当一介劳力的岁月里，象征知识与文化的它们，难有用武之地。直到1975年，我有幸赴兵团农垦大学育种进修班学习，回来后担任营部农业参谋(兵团改制后为分场农业技术员)，那把计算尺首先熬到了“出头之日”。借助它，我半天功夫能把全营(分场)十万亩耕地的播种计划搞定，在麦田实地测产中以快速准确的绝对优势令统计、会计等算盘高手甘拜下风。计算尺的神奇威力助我这个行业新人“一朝成名”，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2009年重返第二故乡时农场老人还提到这件事)

那套高中数理化及外语教材的价值是l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后才显示出来的，它几乎在顷刻间成了我和机关同事复习迎考的无价之宝，不仅助我们踏进了高校之门，还被一名1969届的北京知青“把根留住”，后来他也考上了大学。

回顾往事，觉得饶有趣味。当年不经意间带下乡的五件物品，演绎出这一个个美好的故事。它们无一例外的能在北国边疆物尽其用，发光发热，让我这个“搬运工”颇感自得。

(作者原黑龙江兵团一师3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