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0年从上海来到位于兴安岭北麓、沾河之滨的鄂伦春屯——新鄂公社插队落户的，时年l6岁。

1975年的春末夏初，新鄂公社组建新春大队，我成了一名机耕队员。大队除了几栋茅草棚舍以外，什么也没有，经过文革的多年折腾，物资严重匮乏，搞基本建设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时，鄂族猎人、人称“智多星”的莫玉生大叔给大家透露了一个秘密：在东山顶子西南的一片白桦林子里，有日伪时期“小鬼子”留下的电话线，数量还不少，可以用来绑扎建房脚手架、架设通信线……得到这个信息，大伙甭提多高兴了。

当即，队里决定派我跟随莫玉生前往东山搜寻这批线材。

第二天一早，我俩打点行装，骑马出发。我们备了烙饼、白酒，带了断丝钳和爬杆用的铁环脚扣，还另备了一匹驮运线材的马。临近傍晚时分，途经兵团某部l3连，我们上门借宿，受到了对方的热情招待。他们不仅管吃管住，一早又拿了干粮和白酒送我们上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兵团的人打交道，他们素味平生的热情相助，令我至今难忘。

经过一路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东山，只见大片的白桦林，一眼望不到边。因年代久远，当年的线路通道已经变成次生林带，历经几十年的风雨侵袭，电话线杆大多已经折断，电话线高高低低地穿行在树林中，有的已经嵌入树体……面对这混乱局面，我俩寻迹觅踪，在密林中辟路穿行，爬高落低，剪切拖拽，一段一段地收获“胜利”的果实。

一场暴雨来袭，浇得浑身透湿。雨后林中的蚊虫小咬乘机发动攻势，盯得人招架不住。高大挺直、长有青苔的白桦树干一经雨淋，即使穿着铁环脚扣也粘滑难攀。断丝钳也不争气，牙口越用越钝，工作进行得很艰难。在历经艰辛搜寻了数公里线路之后，我们采集到了二、三百公斤线材。看着眼前“丰硕”的劳动成果，汗水与得意同时挂在我们脸上，疲劳和饥饿也随之袭来。莫玉生摸进林子打来一些野物，我俩支起帐篷，架起铝锅，升起了炊烟。当晚夜宿山林，我俩一边品赏野味，一边喝酒唠嗑，合计着明日的回程。酒足饭饱之后进入梦乡，一觉酣睡至天光大亮，起来便收拾家什准备下山。

雨后的夏日，气温陡升，酷热难耐。不知马匹是因拴得过久，还是被牛虻叮坏了心情，在我们起身去解马缰绳的那一瞬间，莫大叔的坐骑突然发威，撩起后蹄把他踹出几米之外，撞跌在一棵树下。这一踹，不得了了，莫大叔手捂胸口呻吟着，疼得脸都变了形，瘫坐在地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出我一身冷汗，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走过去一边询问他的伤情，一边无奈地让他喝口酒镇镇痛。看样子大叔伤的不轻，兴许肋叉子出了问题。镇静下来之后，我明白一副重担落到了自己身上：我必须拿出办法，将伤员和物资用最快的速度安全护送下山!考虑到胸部受伤(尤其是肋骨骨折)的人经不起马上的颠簸，我截了一段树枝托在大叔背后作为“支架”，用备用皮条对大叔的身体作了个捆绑固定。这样，骑在马上身体能基本处于挺直状态，不致因颠簸造成二次损伤。此时天已临近晌午，时间不等人，我赶紧整理行装，将几百斤重的线材驮到马背上，然后扶大叔上马，急急地往回赶路。一路上看莫大叔疼得难受，我一边安慰他一边让他喝点酒麻醉自己。

行进中，忽见道旁的草丛里有一对驼鹿(犴)正在悠闲地觅食。出于猎人的本能，伤痛在身的莫大叔竟然让我取枪狩猎。这的确是个送上门来的绝好机会，可现在是非常之际，我哪有心思管这门闲账啊!于是我反劝大叔道：“放过它们吧，现在赶路要紧。再说马儿驮的东西已经够沉的了，打到猎物也带不回去的。”

天色近晚，我们走出了山林，来到了沾河边上。一场暴雨过后，水位涨了许多，河水湍急，我们一行无法过河。无奈，莫大叔教我采用鄂伦春人特有的传信方式——鸣枪求援。朝大队方向连鸣两枪之后，我暗自怀疑能否奏效，因为此前并未与人有过约定。疑惑之际，河对岸驶来了一艘小船。原来是村民李宝玉听到了枪声，知晓河边有事，便赶来接应了。

回到村子，乡亲们对我们辛苦觅来的宝贵线材赞赏不已，队里连夜派车把莫大叔送往公社卫生院治疗，我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作者系黑龙江逊克县新鄂公社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