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追记的是我在北大荒读书的那些经历和那些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人和事。

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到黑龙江兵团时，城市里的文化场所经过“破四旧”等一系列严酷的打压破坏，早已是废馆颓楼，甚至是瓦砾一片了。而“文革”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使得我到的那个原本文化已经贫乏的边远小镇，更是了无生气了。 但是，对知识的渴求和追寻却是人类无法泯灭的共同本性，那时候的人们，实际上都在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去汲取优秀文化的养料。

我熟识的团宣传股新闻干事——刘焕俊的家，就是一个小小的书库。他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爱人朱延玲也是该院美术系的毕业生。那时，我经常到他家去借书，每次去时，他总会关照我：不要借给别人，也不要让别人知道。那时候，我在十一连，离团部他家有十二里地，来回走就是二十四里。我从他那里借看了不少书，有一回，我竞意外地借到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记得：有一回，刘焕俊到我们连队来总结领导班子加强团结的材料，有一天晚上在连部办公室里，我指着《兵团战士报》对他说：“我真不喜欢看这些报道稿，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看完后，什么印象也没有。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写《红楼梦》那样，运用更好的文学创作手法来表现工农兵呢?”刘焕俊似乎听出了我的话外音，遂以他大学时写的一首诗《寻找春天》，现身说法地给我讲他是怎样认识改造世界观的。我为此深受启发，并开始放弃我所喜欢的散文和诗词，而去改写报道稿和小评论等文章。

为了借书，我还多次光顾迎春中学朱绍昌老师的家。朱老师原来是苏联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一位将军的翻译，本来，组织上已内定他去苏联留学，但因为恋爱中的女朋友出身不好，他不但被取消了名额，而且转业到了北大荒。

他的女朋友姓陆，我叫她陆老师，是上海人，家住南市区，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官。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分配在兰州教书。遇此变故，陆老师也义无反顾地来到北大荒。他们的爱情故事，十分凄婉动人，要是写出来，一定不会比俄国的十二月党人的故事逊色。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年的冬天，陆老师在食堂排队买饭，因为又冷又饿，随口说了句“饥寒交迫”，遂受到批判。我下乡时，她正在街上卖冰棍谋生，虽然后来落实了政策，但大好年华都已被消耗了。陆老师后来因糖尿病并发症而去世。

团部的气象站建在我们连队，贾剑莉和曾德彬夫妇落实政策后，从四连调来我们连队。贾剑莉是北京气象学校毕业的，曾德彬原来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坦克教官，一九五八年下放到北大荒。虽然，曾德彬在“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吃了不少苦头，但家里还是有一些硕果仅存的书。有一回，我惊喜地从他那里借到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双璧的“董西厢”和“王西厢”。对于“王西厢”，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对它曾有高度的评价，谓其词句之绚丽如“花间美人”，尤其是书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等经典名句，更是脍炙人口。据说，王实甫写到此处，由于呕尽心血“构想甚苦，思竭，扑地遂死”，以后的章节都是由关汉卿续写的。借到此书，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我那时一个人住在连部办公室里，白天，我怕被别人发现，就把书藏在抽斗里，上面用其它资料遮盖着，晚上没人时才拿出来看。读到描写崔莺莺送张生进京赶考时的那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我始终觉得难以理解。杜甫写“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欧阳修写《秋声赋》。在他们的笔下：秋风一起，枝败叶枯，满目凄凉，可在王实甫的笔下，怎么就变得那么美艳动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呢?

几天后，是霜降节气，我到连队北面的小山坡上去，远远地，就看到那山林变成了绯红一片，还有远处那蜿蜒起伏的完达山群峰，更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了。我走进小树林，仔细观察，这才揭开谜底：原来那经过霜打的红叶，初时并没有完全枯萎，而是饱含着水分。它的叶脉清晰可见，叶面晶莹剔透，尤其是叶子上滚动着的露珠，光彩照人，更增添了动感之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水分消耗殆尽，它们才渐渐失去生命的体征，变得枯黄不堪。斯时斯地，我真打心里佩服王实甫观察生活的细致入微。

休息日，如果天气晴好，我会独自一人漫步到小北山去，那里有个采石场。我在那里背诵《西厢记》《牡丹亭》和《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冬天时，窗外大雪纷飞，一片银装的世界。夜深，我一边读书，一边体会着古人雪夜读禁书的感觉。秋天，我会到水库边去寻找“蓼红苇白”和“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情画意。

有一年，为了采集蜂蜜，连队种了一大片荞麦。我记得宋代诗人王禹傅写过“荞麦花开白雪香”的诗句，但我还真没有见过荞麦花是什么样子的。等到花开时，我去实地体验了一回，果然是名不虚传。

十七连有一位北京知青叫简荔，她的名字会让人想起杨朔的散文《荔枝蜜》以及广东从化温泉那风光旖旎的美丽景色，眼前更会出现那纷飞的蜂群。后来，我知道简荔确实是广东人，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在她的名字中寄寓了父亲对家乡的深切怀念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那时候，因为简荔被派到气象站来学习，所以我们认识了，我知道她有不少外国小说。她问我借过小提琴，我也问她借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以及《契科夫短篇小说集》等。后来好多年，我听说简荔定居美国了。岁月易逝，一晃间，已经快四十年了，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杜甫《赠卫八处士》)。

我对俄国小说比较乐于接受，是因为在“文革”之前，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都是属于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更何况，有一段时间，我们和前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我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叫陈瑞芝，陈老师曾推荐我看过屠格涅夫的《罗亭》和托尔斯泰的《复活》。我还看过电影《复活》《白夜》《安娜卡列尼娜》等，并且对托翁笔下那位眼睛有点儿斜视的玛丝诺娃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从初一开始，我先后结识了三位苏联学生，我们经常通信，互赠礼品。其中的一位叫鲍里斯，他是乌克兰首府敖德萨音乐学院的学生，敖德萨是黑海边的一座美丽的城市。我觉得鲍里斯比我大很多，但他寄给我的相片，为什么还戴着红领巾呢?

还有一位叫妮娜的女孩子，家住莫斯科。从相片上看，她身材高挑，人长得很美丽，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镶着宽宽的白色的花边，好像是在自家院子里照的。她告诉我，她的表弟一家，原居住在中国的满洲里，后来也搬迁到莫斯科了。

瓦涅尼克是一位小学生，他家是在高加索的一个小城市，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属于俄罗斯境内的车臣自治共和国。他很重友情，我如果晚了给他回信，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来信问我是不是觉得他人太小，不愿意和他交朋友等，信中每每充满了稚气的口吻。

那时候，他们特别喜欢我寄去的泥塑京剧脸谱、木雕的小龙舟以及中国邮票、纪念章等，但我们那时的纪念章质量不如苏联好，涂料都是漆的，而苏联都是珐琅的。他们最喜欢的是叶脉书签，每回写信来，都要我寄了再寄。

我和他们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中苏论战后。那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几本俄文版的“九评”，让我给他们分别寄去，又讲了一通反修防修的大道理，我虽然不愿意，但也只好服从。

和苏联学生的交往，对于我亲近俄罗斯文学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情有独钟。

有一段时间，我潜心于研究中国的古典诗词，但手头只有一本北京大学王力的诗词格律。王力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这本书写得浅显易懂。我的格律诗的功底最初就是在北大荒那时候打下的。

要写格律诗，必须懂得声律、声韵之义，所谓“同声相韵谓之韵”。我知道，古人写诗依据的是“平水韵”，可是，我到哪里去找“平水韵”书呢?还好，我高中的一位同学也喜欢，他在上海，居然手抄了一本韵书寄给我，这样，我的工具书就基本齐备了。空闲时，我往往会独自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死记硬背那些枯燥乏味的文字——阴平、阳平、上声、入声、去声，以期掌握诗词的平仄规律，后来，居然也熟能生巧了。

连队的上海知青刘良凯的曾祖父叫刘善涵，字淞芙，湖南浏阳人，他和戊戌变法的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并属“浏阳四大家”，且是谭嗣同的挚友，诗书皆绝。我从刘良凯处抄了不少他曾祖父的诗词，反复吟诵，从中得益不少。刘良凯还有一位姑祖母，叫刘豫璇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精于诗词书画。我也抄录了她的不少诗词，我甚至觉得她写的《临江仙六阕并序》和《忆江南九阕并序》，超过了她的父亲刘善涵。

在北大荒的那些岁月，我也看那些政治、历史、哲学类的书，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亚当·斯密的《原富》、范文澜、任继愈、杨荣国的中国通史和关于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文章，但大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记得写过一篇杂文《没落阶级的变天账》，居然被一字不改地发表在牡丹江日报上，内容是批判孔子的《论语》，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有一年，师宣传处的朱嘉明到我们连队，约我参加不久即将举办的“评红楼梦”学习班，我当然愿意，并抓紧时间阅读分析《红楼梦》，希图找出其中的微言大义。但后来，朱嘉明给我来电话说，师部决定“评红”学习班不办了。朱嘉明是北京知青，l966届初中毕业生，很有才气，他那时小小年纪就写过《新编历史剧秦始皇》。赵紫阳当政时，他曾是风云人物，“六·四”后出国，现在维也纳一所大学任教，我在网上看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和他发表的论文。

以上种种人和事，至今都让我回味无穷。那些北大荒的凡人琐事也如它的山水草木一样早已融化入我的血脉，成为我生命中最值得珍忆的部分。

(作者系黑龙江兵团33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