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

打算就在农村过一辈子

1949年9月，萧芸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父亲是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后来在常德农校任校长，母亲则是长沙周南女校的才女，解放后在湘潭教书。

1965年7月，萧芸年仅15岁，与89名知青下放到湘潭县的“知青茶场”。1968年12月31日，“知青茶场”解散，萧芸去又了一个偏僻山村——老虎岩生产队落户。1979年，萧芸被招工到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那时，回城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难多得不可想象。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方面都得从头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10多年的知青，有的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身无长技，干的工种是最差的，拿的工资是最低的。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

冒险写下“知青福音书”

一些知青常聚在萧芸家议论，对她说：“萧芸，你有见识，文笔好，你代表我们写封信，要求把我们的农龄改为工龄。我们都签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照看。”

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她经过深思熟虑，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知青福音书”的信，其中写道：我们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衣穿），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做了3件事：一是请3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6岁的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然后找一位善良的女子结婚，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萧芸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信虽然已经写好，但寄给谁呢？萧芸想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

知青命运被改变

潘运告接到信后，认为信中所提问题非常重要，并带有普遍意义，遂转交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社情民意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附了呈辞，加盖印章。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飞呈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成了胡耀邦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1983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一进门，信访办公室主任就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嗯。”萧芸不知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祸。“写的都是啥内容？”“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

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做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听到这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自此，他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

(摘自《文史博览》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