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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知青之歌》始末(2013年会刊)

    2015年 02月 11日
    来源:研究会会刊 作者:任 毅 点击:
    任 毅 《知青之歌》出世 也就是在那天,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江浦县汤泉公社原五中初三同学任必英所在的小村庄,见到的是同样的惨境 , 同时也见到了我们五中一九六四年到新疆插队的高世隆带回来的《塔里木一我的第二故乡》的歌曲。“独在异乡为
     《知青之歌》出世

     也就是在那天,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江浦县汤泉公社原五中初三同学任必英所在的小村庄,见到的是同样的惨境,同时也见到了我们五中一九六四年到新疆插队的高世隆带回来的《塔里木一我的第二故乡》的歌曲。“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遭遇深深地触动了我,唱着唱着我不由动情了,低沉、缓慢、思念家乡的曲调也感染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同学。也不知在场的哪一位同学讲: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有一首自已的歌呢?”由于原歌词太短,只有一段,唐义龙同学便讲:任毅,你就去写一下。我接受了。自此以后我也没有再见到唐义龙同学,等再度重逢时,已经是近三十年后的事了。可敬的唐义龙同学无论在我逮捕后还是在我艰难的平反过程中,都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责任,对我的平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我都深 深地感激他,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五月的江浦农村,正好是麦收的大忙季节,我们知青第一次参加这超体力的沉重的农活,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歌词中的这两句话正是我们当时实际生活的写照。夜已经很深了,同伴们劳累了一天深沉地睡去了,一种百无聊赖的空虚袭向我的心头,苦闷和哀愁化作极具诱惑的煽动,我直感到胸中热血沸腾,根本无法控制内心的冲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在那忽隐忽现、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我的灵魂开始升华。我很快地修改了第一段敢词。一气呵成又写好了第二 段、第三段歌词,并把曲调重新整理,修改直到符合缓慢、低沉、思念家乡的要求,整个歌曲写好后,我竟被它深深地感动了。 歌曲共分四段,第一段和第四段相同。

    第一段: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第二段: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巳载入了青春的史册, 一去不复返。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第三段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

    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第四段: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

    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我当时的创作意图显然是这样的:第一段借景抒情,对突然间的家乡转变成故乡、他乡转变成家乡,感到十分不适应,于是通过对美丽故乡南京的描写引起知靑们对生他养他伴他成长的故乡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思念,而这种思念会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愈加浓厚,都改变不了我是南京人的观念。在这一段里,我用了美丽的扬子江威武的钟山长虹般的大桥这些南京人引以为豪的标志,从而加重了对故乡的怀念的更深层次的依恋性,应该讲很美、很贴切地迎合了知青们思乡的游子之情,因为真实,所以才吸引人,这是这一段的核心。

    第二段是写实,通过写实达到更进一步的思乡。这一段的用词值得推敲。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所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这是当时每一个知青的遭遇。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我所要说的是,学生时代是每一个经过的人十分怀念和向往的年龄段,然而我们却在学生时代失去了一切,被强制地推向社会,因此对学生时代的怀念和向往就更加深切,那种金色年华的记忆只能在每一个知青的心中永存。对于过早地结束学生时代、过早地逝去青春、过早地投人社会并参加本不应该的体力劳动,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哀叹。艰难漫长的未来生活道路是每一个知青 面临的而必须经过和体会的,体会的程度不同,势必影响到他的情绪,而情绪的好坏又将影响到他的行动,在这里代用了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这句较为形象、较为深奥的词句,同时这句话也成为给我后来的命运带来巨大后果的关键词之一。因为我的描写不雷同于当时的各种描叙,所以才被知靑们接受,这是这一段的核心。

    第三段还是写实。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是那时参加麦收的每一个知青所身临的实际情景,是有生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超体力的劳作,那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对于插队务农,当时的知青对此形象地形容为地球,修地球肯定是不会是轻松快乐、令人向往的,而是十分艰苦的,因此我用了沉重的修地球修地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分配给几千万知青的任务和工作,那当然是光荣而神圣”的了,所谓天职是一种上天賜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老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尚能如此,我们知青为何不能?!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相信吧,憧憬的明天,一定会到来这是最后一段,也是后来最要我命的一段,我那时的真实情感是一种面对现状无可奈何、无从适事的表达:慢慢地干吧,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这里我用了而不是,意思十分明白,是一个很慢的事,慢慢干吧,慢慢等吧,等到哪一天是哪一天,急不得的,那时我一开始不是用的憧憬的明天,而是共产主义”,后来考虑到歌词岂不成了标语口 号,太没有诗情画意了,于是改的,那永远在地平线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的纸上只停留了一两天,便消逝了,至于有的歌词仍用共产主义也不奇怪。那始作俑者就是我。因为形象生动,所以才有那么多知青认同,这是这一段的核心。

    第四段重复第一段,作用是首尾的呼应,更加深了知青们对故乡的思念和向往,从而进一步表达对整个歌曲的忧郁、伤感和无可奈何的意境。整个歌词共计二百四十个字,用后来我被判刑投人劳改后的一个管教干部的计箅:你的一个字坐十四天的牢。”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当时这首歌叫做《可爱的家乡》,又叫《我和家乡》,还被叫做《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简称《知青之歌》。而我当时写的是我的家乡,对于知青之歌的提法 并没有异议,反而是认同的。

    歌曲写好后,我试唱了一下,感觉还挺不错的,于是我署名为南京五中集体词曲。这当中的原委是:我不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只感到抒发了知青们的真情实感,说出了知靑们心中想说的话。我知道,一个没有身临过知青的处境,一个没有在农村滚过、爬过、哭过、笑过的人,是永远不会体验到我们知青的情感,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

    于是,一支歌,一支当时叫作《我的家乡》,后来叫作《知青之歌》的歌曲,在偏僻的江浦小山村,在低矮的茅草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出世了。

    天边渐渐地放出曙光,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睡去了。睡得很沉、很香,直到太阳高挂的中午。对于以后将会发生什么,竟全然没有考虑,只是一种心灵的解脱。

    莫斯科广播电台将我推入绝境

    一切如预料的那样,愈是担心就愈担心,一场罕见的山洪终于爆发了,江浦县圩区的农舍和用地皆浸没在水里,贯穿南北的津浦线上的晓桥段也给洪水冲垮。知青们和农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的提坝上,已经快一个星期没有回知青屋了。等到洪水稍稍退却以后,我拖着那疲愈的身子回到那屋外大雨、屋里小雨的房中,正想收拾一下好好休息,隔壁小耿送来一封信,说已经来了好几天了。我接过信一看,那是五中高三丙班的郑剑峰的来信,郑剑峰是我的好朋友,他因身体不好没下农村。平日里我们感情很深,我下农村时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是他组装送给我的,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效果极佳。我急切地撕开信封,一看,人像挨了一棍,顿时闷了,一下子坐在床边,痴痴地呆住了。

    郑剑峰在信中告诉我,《知青之歌》已在当时我们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被改为男声小合唱,歌名也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郑剑峰在信中让我注意点,并告诉我电台播出的时间,嘱我留意听一下,并把这封信立即烧掉。平日里我都有保留信件昀习惯,唯独这一次,没有保留,冥冥中我已感到灾难的来临。

    2000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片《百年中国》对当时这一情况是这样表述的:一九六九年八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频繁地播送了一首被称为《中国知青之歌》的华语歌曲。歌中饱含了知青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对过早地结束学生时代、过早地参加体力劳动表示深深的哀叹。不久,这首歌因情调灰暗、低落遭到激烈的批判……

    2006,《南京晨报》编写《南京往事五十年》一书中对这件事是这样描写的:这年(一九六九年)八月,苏联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处于严重对立的非常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繁播送这支歌无异于将任毅推入绝境……

    收到郑剑峰的来信后,我感到精神全垮了,已经没有任何心思了,脑中乱成一团糟,热血上涌,仿佛要爆炸一样,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一晚上的冲动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后果,看来我的命运将要毁在我这莫名其妙的歌曲中了。

    当天下午,我没有去提坝上抗洪,一个人关上门静静地坐在那里,屋外的大雨还在肆虐地下着。我焦虑地等待着,四点钟一到,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尽量把音量调到最小,搜索莫斯科广播电台……此时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拨收音机旋钮的手一直在抖着,莫名的大汗浸湿了我的全身……忽然,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的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随着悦耳悠扬的音乐声响起,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那经过配器增加了和声的男声小合唱,把这支歌演绎得十分完美、十分动听。我学过六年俄语,很欣赏苏联歌曲,尤其欣赏其中的男声小合唱,此刻我感到,这支歌竟比我听过的所有苏联歌曲还要好听。

    歌曲唱罢,余音还在耳边不停地缭绕,然而头脑里突发出来的各种想法搅和在一起,乱得令人心烦。此刻我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眼泪不禁掉了下来。我很少掉眼泪就是在后来被逮捕、提审、判刑时我都不曾掉泪一次知是怎么了。

    那时,有一段毛主席语录十分流行,是这样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的两大敌人,而且是不共戴天、誓不两立的死敌,既然敌人支持了,播送这支歌,我们当然就要反对了。我突然感到我的小命已经系到一根十分脆弱的丝线上,不知哪一天丝线就会断了……

    那时候,许许多多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这支歌的知青朋友都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也不时透露对我的担心,《知靑之歌》还在不可思议地流传,而且更加盛行了,是否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愈是被禁止的东西,它的生命力就愈强,影响力也就愈长久,一方面是人民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却是这事物本身的魅力所在?我不得而知。

    我看到过无数的知青们记录的《知青之歌》手稿,内容大同小异,有很多是知青们根据内心的需要,增加了姑娘”“感情之类的段落,也不落俗套,只是我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了。

    被劝退的自首

    我决定自首!

    我背着黄色的军用书包,包里放着我的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一个人走进位于白下区的南京娃娃桥看守所”。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公安接待了我,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来自首的,来吃大锅饭的!他问清了我来吃大锅饭的原因后,不禁沉思起来,许久许久才说话:大锅饭就那么好吃啊!丁玲你知道吗,写了那么多反动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坐牢吗?你写了这么一点东西就要坐牢,这坐牢也太容易了。他记下我的事,让我回去,不要胡思乱想。他把我一直送到内桥附近的汽车站,这里距看守所大概有二百多米,我不知他为什么送我,他全然可以不这么做,他目送着我上了汽车,透过车窗的玻璃,我看见他鬓发花白的头发和慈祥的面容。

    我为什么会到娃娃桥看守所”先自首呢?如今看来几乎荒唐。因为我那时太年轻了!根本不僅公安局抓人、看守所关人、法院判人的区别,只知道犯了事就更被关起来,而娃娃桥在南京名气太大了连骂人都是送你到娃娃桥吃三角饭。于是,为了自首,我就第一次走进了娃娃桥看守所,走进的是看守所的接待室。

    离开看守所后,我想,也许,当时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坐牢的那一步;也许,有关单位的人还没有警觉……我连夜赶回生产队,当天晚上写了检査。第二天我把检査交给了新上任的永宁公社陈书记,随后又乘车到江浦县城,把相同的一份检查交到县上山下乡办公室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我以为有关部门看了我的检查就箅了,我也太天真了……

    其实,一切解巳在暗中进行,一切都不以我善良的意志为转移。自首后的一天,我在鼓楼站附近神情黯然地走着,突然有人叫住了我,任毅,到什么地方去?我停了下来,一看是我们五中初中的一个同学,他早于我们去内蒙插队,此次是回来过春节的。

    你的事我们那里的知青都知道了,很多知青都会唱《知青之歌》,你还真行!”

    我告诉了他有关《知青之歌》的情况,尤其把刚刚去投案的情况告诉了他。没事的,真正不行,到我们内蒙古大草原去,那里,天髙皇帝远,方圆上百里都没有人,你就躲到那里去!”

    说真的,当然我也心动,但很快这心动就消失了,我谢谢他的好意,心想,我能躲得了一时,还能躲得了一世吗?

    那个时代,整个国民陷人了一场自觉而狂热的既阉割自己又阉割别人的运动。人人处于自危中,人人又可能充当告密者,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而置别人的生死于不顾,更何况人家是诚恳和善意的。

    事情终于发生了,发生地是上海,而不是我们的南京。

    祸起上海

    不知不觉,下农村的日子一年过去了,一九七0年春节转眼的工夫就要到了,下放全国各地的知青们纷纷回城。

    九七0年的春节前后,上海普陀区的知青回家过春节,在里弄唱起了《知青之歌》,很快,这支歌又传到该区的中学,当时的中学生根本没有书读,百无聊赖的学生们很快也唱起了《知青之歌》。政治嗅觉极高的中学领导把这一情况向区、市革委会进行了汇报,市革委会又立即把这一情况向中央进行了汇报。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洪文都是从上海出去的。当时把持中央文革工作的江青和姚文元立即做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很快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市公检法成立了《知青之歌》专案组。

    二月十二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歌曲上所说的南京五中集体词曲的线索来到了我的母校——南京市第五中学,提出要了解歌曲的全部情况。同时还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面配合,组织力量收集、提供上海方面所要的有关材料。

    南京方面反应也十分迅速,二月十三日,上海、南京两地的公检法到我插队的江浦县进行联合调査。同一天,还来不及反应的五中仓促地把我和《知青之歌》的情况向当时的《新南京报》、《新华日报》进行了反映,该报告从我家庭出身不好来追根寻源,并造谣污蔑我学生时代一贯反动,做出这事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反动立场的大暴露。当时的南京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少将立即指示责成南京市文教局的军代表阮副政委连夜召开会议,组织班子立即行动。同日,五中受命成立了批判小分队

    二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天,几个神秘的人来到我插队的永宁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了解情况,乡亲们和各级领导都以为我要上调了,纷纷实事求是地把我在农村的良好表现向他们进行了反映,一致讲我好,使得他们十分恼火.他们也找到我,拐弯抹角地提到《知青之歌》,言谈中透出软软的吴侬细语。怎么上海来人了?我突然预感到事情的不妙,悬着我生命的那根已经绷得很紧的丝线即将断裂……

    当时,上海、南京两地的公检法本来准备当场逮捕我,由于我的群众基础较好,迫使他们没有这样做,几天后,一九七0年二月十九日深夜23时,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扰玻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在江苏省的江浦县我插队的永宁公社红旗八队将我逮捕。“永宁”并不安宁。在“四人帮”的一手策划下,“一曲知青歌,九年冤狱罪”的冤案拉开了黑幕。

    摘自任毅《〈知青之歌〉事件案始末》一书,该书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即将由上海社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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