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下午，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部分理事和会员在上海市社科院图书馆仲礼讲堂召开了《知青文献资料研讨会》。会前大家参观了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和知青文献档案资料收藏，并观看了相关视频。

会议由研究会副会长钟德津主持。

研究会副秘书长林升宝首先介绍了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社联领导的关怀下，长期进行知青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截至目前，共收集相关知青书信、日记和图书3000余册，知青图片5万余张以及部分知青报刊杂志等。
 为进一步推动知青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普及红色文化及其精神谱系中的知青时代精神，研究会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合作，由图书馆提供知青文献资料场所，指导知青史料文献的征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利用。组织知青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征集知青史料文献，制定工作目标，利用知青史料文献，策划组织各种知青专题的学术研究、交流信息、发布成果等活动。打造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和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特色基地，推进知青史研究可持续发展。力求建设全球知青资料数量最多、知青资料种类最全、知青史资料梳理、研究、出版、运用和信息化程度最高、国内外有影响的中国知青资料学术研究中心和高地。

《知青》会刊主编马琳介绍了今明两年研究会出书计划。今明两年计划出版16本知青系列丛书，其中《上海知青志》、《知青老照片故事(8卷)》、《知青人物》、《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第三卷）》、《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续集）》、《上海知青口述史（续集）》、《上海知青在海外》、《知青馆藏珍品录（续集）》。其中《上海知青志》近日已通过申报和专家认证。《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第三卷）》也在积极完成资料整理和录制。《知青老照片故事(8卷)》大部分已进入整理、校对、排版和设计阶段，其中安徽部分共选出109篇。书名为《江淮大地的青春记忆》，张韧写序，高小峻写编后记，均巳完成。吉林部分征集了108篇，已经截稿，正在修改和撰写序言、后记及封面设计。江西部分征集了90多篇。其他地区也都在积极进行中，预计今年全部出版。 
    研究会原副会长杨剑龙在发言中，就武汉已故知青作家刘晓航的赠书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我是去年年底搬家的，原来住房没有电梯，年纪大了上下不方便，就把一百五十平方的房子换成了一百平方，这样一来，很多书就放不下。我就把收藏的知青图书都捐给了社科院图书馆。另外研究会成立以来，主要在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领导、学者和志愿者参与，这些都是关键所在。

我还在带研究生，还有一个国家重大课题没有完成。当年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我们共产党的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当年从城市到乡村，把城市文化带去，起到了城乡交流的重要作用。所以今天整理和研究知青的资料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研究会换届以后，我觉得新的、年轻的领导去做会更好，研究会的史料整理应该会有更大的成绩。

研究会理事杨永青提了三点建设性意见，一建议对于已经出版，并收藏的所有知青书籍、实物、资料组织有序的登记建档。二是有关长期保存、使用、传承爱国主义、无私奉献为主线的知青精神，希望研究会能够做一份长期规划。特别是能够促使建成上海市知青纪念馆、博物馆方式的场所，不是临时存放。三是向上海市政府领导以及有关博物馆、宣传部、团委、文化教育等单位建议，有必要建立发扬上海海纳百川，立足上海，服务长三角以及全国有关重点支援省区的精神，把解放以来，上海市支援边疆、农村、內迁的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建立纪念馆，以教育青年一代继承发扬这种以国家大局为重，勇于到艰苦地区创业拼搏的精神。我们知青一代也是响应国家召唤到边疆农村去奋斗的一代，为当地各项事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上海市政府应该立项的一个文化工程。上海其实有不少闲置的房屋场所，用以建立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场所，非常必要。我认为，抢救历史资料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利用更为迫切。《知青老照片故事(8卷)》新疆部分也已基本完成。

研究会理事韩自力说，中国产生知青的原因并非孤立的，应该把知青研究放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后知青时代有许多特定的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化，将随着这代人的老去而永远消失。

上世纪90年代我曾问一位法国的知青历史研究者：“你了解中国的人口迁徙史吗？”他摇摇头并问这与中国知青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如果你对中国人口迁徙的历史不了解，那么你对中国知青的历史就不会有深刻的发现。要知道，在中国历代人口大迁徙中，只有新中国知青这代人最终大部分回到了自己童年生活的城市，与父母兄弟姐妹重新相聚。没有对中国人口迁徙历史的了解，你对知青称自己是‘与共和国共命运一代人’这句话就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只有把知青历史的研究放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我们才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就拿知青研究会征集研究的“知青书信日记”来说，其实中国有一个书信协会，他们对从古至今的书信历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假如我们把知青书信作为人类书信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来研究，就会发现知青书信绝对是数量上的顶峰，同时又是书信史上一个高高耸起而后断崖式的绝壁。它与当时分离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紧接而来的移动电信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书信研究这个领域，是无法绕过知青书信这一重大题材的。

另外，“后知青时代”的研究也不能光罗列多少知青精英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多少力量、调查普通知青为国家发展承担了多少压力，这不过是停留在简单的、孤立的研究上。“后知青时代”的研究要明白：一切围绕着人口膨胀和社会资源紧张这两大矛盾展开的社会变革，包括制度的改变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大多与知青这代人的存在有密切的关联。有人曾认为知青是可以忽略的一代人，但事实正好相反，没有人能想到这代人竟然在“后知青时代”还给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如此重要的价值。

研究会会员李玉棠讲了两条意见：一、上海目前还缺少一个比较理想的知青馆，真心希望各位曾经是知青的领导，及热心资助的社会各界，共同促成一个“后知青时代纪念馆”的建成，作个样板，推动各地现有知青館从数量的提升到质量的提高。二、办《知青书院》也是一件好事，是知青館研究功能的具體化及倡导全民读书活動的延伸。我們要借知青文献资料的优势，多读书，读好书，让知青图书活起来，把知青历史留下来，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間内办好知青书院一个总院，十个分院，这也是服务知青，服務社會的一项重要任务。

研究会会员季路德发言说，最近读了金大陆教授的《关于口述与档案互补互证的若干问题》以及朱盛镭等人写的《与共和国知青史同行的书目——“知青专题书目”的编制与分析》，有几点感受。一、知青史料收集整理工作非常重要，研究历史的第一步就是收集史料。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对官史的补充。上海世博会闭幕后，我担任了《上海世博会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此外还参与组织了几本关于上海世博会的个人回忆，对此深有体会。第二是当代人和隔代人的不同作用。隔代人研究历史，不管隔了多少代，都可能进行。但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当代人责无旁贷。《知青图书要目》这本书是钥匙的钥匙——你要了解历史，没有钥匙不行。二、几个要注意的问题。1、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在我们研究会群里经常看到争论。这方面需要谨慎，讨论要有底线，也是我们的自我保护。2、把握好事实回忆与情感抒发的关系。因为口述记忆涉及的是人们主观的过去，“可能在历史事实层面是错误的，但它在情感上是真实的”。今天的回忆，如果过度“文艺化”“政治化”，会给后人带来麻烦。3、既要朴素记录，也要理论指导。知青的回忆只是资料，作为研究会，在收集、整理过程中，需要史学理论的指导。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从个性角度来解释历史。

《“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主编之一朱盛镭说，《“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续集》编写也是一项繁杂艰辛的工作，要继承上集的风格和特点，进一步开发、挖掘“后知青时代”的不同板块、新型平台、特殊人群、变化现象和典型事件，寻找和招募各地知青研究者，并与他们交流、互动，从众多的议题中筛选出合适的调查课题。
《“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主编之一丘保华说，在编辑与写作过程中有 2个问题要注意，1、述而不论 ，让事实说活。但做历史不可能没有观点，我们的观点应该是让后代，甚至让外国人，而非只让知青自己也了解这场运动。如潘鸣啸用“新人”来理解我们所说的“接班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这就是“意义”所在。2、这种意义要靠“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中的“情怀”体现出来。报告中写知青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就是一种情怀。我对知青反哺“第二故乡”的调查，也从正面展示了“知青情节”的意义。我的“知青婚恋的调查”，从初期有些知青缺乏性知识、恋爱中的喜怒哀乐到几个知青的婚姻并不直接触及上山下乡的对错，却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展示了知青的生活足迹和心路历程。

《知青》会刊副主编林嗣丰说，《“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的出版填补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空白。选入书中的二十篇调查报告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了这一时代知青们的历史和文化活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从这二十篇调查报告所选择的内容看，除了少数几篇外，基本没有涉及知青返城后三十年在二次就业创业方便的内容，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应该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弥补。知青这代人，他们的后三十年比前十年更为壮阔更为跌宕起伏，绝大多数的知青生活更加艰难，而奋斗更加努力，因而更值得书写和研究。只有将前十年知青在农村的艰苦生活与返城后三十年的艰难奋斗历程结合起来，才能给‘知青’这一特殊时期的群体有一个正确、全面、辩证的认识。

研究会理事及会员王家荣、李凤梧、周公正分别介绍了“知青老照片故事”的征集情况 ，内蒙古目前定稿116篇，正在进一步编辑中，预定3月下旬交给出版社排版付印，争取4月底前出版。市属农场已征集到177篇 。吉林已征集到108篇，正在修改和撰写序言、后记及封面设计。云南知也已基本告成。

研究会原副会长张刚最后作总结发言，他着重强调了今后知青文献资料的研讨要深入进行，并要提高质量，力争再上一个档次；知青图书的出版要加快进度，要力争多出书、出好书；知青书院的工作要抓紧拓展，要让知青图书资料活起来，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