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岀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他们忠诚党的事业，胸怀若谷，亷洁自律，坦荡做人……从小耳濡目染，被他们爱国爱民的情怀所薰陶，立志做一个像父母那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969年4月，我从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落户在勐腊县勐伦公社曼娥生产队。16岁稚嫩的我，与男劳力干着一样的农活。早起舂米，挑水，上山种旱谷，下田插秧，砍柴做饭。并将一年的分红所得大多用于帮困扶贫。还当过基干民兵。

1970年12月，我作为优秀知青被选拔入伍昆明军区14军42师。1972年，又被部队选送到云南省红河州卫校医士专业班学习，两年后毕业并提干。1978年10月，我回上海探亲。一天夜里，突然接到部队“火速归队” 电报，尽管假期未满，第二天我即想方设法，通过特殊关系，购买机票回到昆明，再转乘米轨火车后坐小马车赶回部队，立即向领导报告，积极要求参战。

1978年11月28日，我部奉名驻扎在文山州西畴县东昇公社中越边境线上，每个干部都配备了五四式手枪，战士配备步枪、冲锋枪和手榴弹，昼夜轮流值班，待命。医院成立了救护系列，设置了指挥所、门诊分类、治疗二所、治疗三所、防疫所、担架排、炊事班等机构。治疗所又分手术清创组和抗休克组。我在抗休克组。抗休克任务是将从死亡边缘（休克状态）的伤员经过必要和快速处理，挽救过来转危为安。任务最为光荣而艰巨。当时，部队接收了一批贵州新兵，个个年轻帅气，热情很高。我们负责在最短时间内培训包扎、固定、止血、搬运、打针、输液等基本急救技术以及野战生存中吃、住、照明、防虫、防蚊等常识。我带头在学员中开展互帮互练，首先在我身上扎针、练针，把自己的手臂扎成了马蜂窝。在我的带动下，战士们也纷纷结对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

1979年2月16日午夜，传来阵阵炮声，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我们医院在南溪河谷橡胶林中驻扎。驻地四周都是橡胶树，荫蔽性很好。医院旁有一条小溪，水中布满红色线虫，溪水经过消毒净化，才能使用。亚热带潮热的天气让人汗流浃背，蚊虫叮咬难忍，我们全然不顾，按上级要求，快速搭建帐篷，铺设医疗设备，随时准备抢救伤员。

师炮团就在我们医院驻地的右侧。部队岀发时，我默默地把发给我唯一的一只苹果塞进了一位战士的挎包，又把救急的压缩饼干塞进另一位战士的挎包。满载战友们的大卡车卷着尘土从我们眼前呼啸而过，全车指战员们以军礼向我们告别，顿时，一阵阵“战友们，永别了！”的口号声响彻天空、掷地有声，表现了出征的将士们保家卫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气概。战斗不到2小时，伤员就陆续送来医院。大多是被地雷炸伤，极少数是枪伤。一位小战士一条腿被炸得血肉模糊，白骨外露，伤口还在流血。看着他稚嫩的脸上苍白痛苦的表情，顿时令我泪如泉涌。为了保住生命，我们不得不为他截肢。当这位小战士醒来后，发现自己缺了一条腿，痛哭和呐喊声冲出病房，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卫生员含着眼泪，到后山将截肢掩埋了。

随着战斗的深入，送来的伤员越来越多，有时两三个伤员同时抢救，不一会儿已是汗流满面，衣襟湿透。不少伤员患上湿疹，裆下溃烂。一边是被地雷炮弹炸伤的血肉绽开，一边是难言的隐私痛苦。这些十八九岁的战士忍受着双重伤痛，看到这一幕，心里别提有多么得难过和心痛，希望他们能快快好起来。大多数伤员我们一时来不及处理，就先作止血，包扎，固定，后送至后方医院。对休克者先作抗休克治疗。紧张的工作充斥着我们的每一条神经，常常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实在太困了，就坐着甚至站着打个盹。电影《高山下花环》《芳华》中的部分镜头，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场景，而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更是文艺作品无法完全表达的。

战斗越打越猛，伤员越来越多。战争的残酷，每天都在生死线上考验着我们的意志和坚强。我们进而冒着枪林弹雨，深入越南境内，与担架队的战友一起，抢救和运回伤员。经我们抗休克、清创、包扎、固定后的伤员，要及时送往蚂蟥堡后方医院继续治疗。山路崎岖不平，杂草丛生，护送队员用砍刀开路，用砂石填坑，以免剧烈颠簸使伤员的伤口开裂岀血。路上还要保证伤员身上的输液管氧气管畅通。有时要一手高举输液袋，一手压氧气袋，以维持压力。晚上行路，车灯不能大开，以免暴露目标。

担架排的卫生员们每天辛苦地奔波在接送伤员的路上，住在阴暗潮湿的猫儿洞里，累倒了，病倒了，仍坚持着硬撑着。我们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手上还沾着血迹，就拿过压缩饼干啃。只有一个念头，多一分努力，就能多挽救一个战友的生命。我们常常和担架队一起，抬伤员上下车。我虽身单力薄，事事与男战友们一样，冲在前，干在前，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被救治的伤员中，有因伤情过重牺牲者，我们为他们擦洗身上的血迹，清理创口，整理遗物、遗书，脱去千疮百孔的破军装，换上65式新军装，并将记录牺牲者的信息纸条装进上衣口袋，以便后方登记。送别时，我们在遗体旁默默肃立，敬礼！以简单的仪式表达我们对牺牲战友的深深眷念和不舍。据我院一名军医回忆，2月到3月，他亲手为250多名烈士清洗、穿衣、裹尸、装棺。这些年轻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芳华岁月。

我军严格遵守《日内瓦国际公约》，在自卫还击战中，我院还收治了一些被俘虏的越南女兵。尽管我非常憎恨她们，作为医者，也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认真负责地对伤者作了救治。

1979年3月16日，我部撤军回国。马关城门搭建了凯旋门，红旗飘扬，老百姓从十里八乡赶来，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最可爱的人。送鲜花，送鸡蛋，送食物……那庆祝凯旋归来的热烈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回到马关后，部队没有马上返回原址，以防敌人反扑。我所住在马关小学旁一居民家中休整。因紧张、劳累和悲痛，我病倒了，高热不退。经过2天打针输液，病情渐渐好转。我又接到接待中央慰问团的保健任务，每天穿梭在各部队的营地间。在战斗中，我只是一朵战地小黄花，虽表面嫩弱却能在粗劣的砂石中生存开花，为救治伤病员呈献象征生命的希望。战后，我又幸运地为归来的战友们和中央慰问团的同志服务。我师医院因岀色完成救治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我治疗所也荣立集体三等功。抗休克组荣立集体二等功，我个人也荣立了三等功，并被云南省授予“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

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总有刚强的军人，军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云南、广西1300公里的边防线上，有24座烈士陵园，安卧着以火热的衷肠，为了祖国和人民，无私献岀宝贵生命的烈士们的忠骨。每年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老兵和烈士亲属不辞辛劳，捧着鲜花，前来祭拜。一束束鲜艳的黄花在陵园上空，飘洒着阵阵的清香。2019年，我这朵战时的“小黄花”再次来到屏边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心中默念：烈士们，你们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记得你们，你们还活着，深深地活在我们的心底，活在历史的长河中，活在共和国这片神圣的大地上。你们的英名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作者简介：谷玉生，原名谷虞生，1952年12月出生。上海市外国语学院附中1968届初中生。1969年4月上山下乡赴云南省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底在昆明军区第十四军42师宣传队服役，次年调入42师医院工作，先后担任过班长，教导排排长，医训队教员，医助，护士长。1979年2-3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并被授予云南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81年军调昆明军区总医院，先后担任呼吸内科、神经内科等临床科室护士长，主管技师。1998年转业上海华东医院心血管内科主管技师。2008年12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