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相册里一直保存着十年前在上海图书馆会议室拍下的热气腾腾的图像：台上，刚刚出版的《知青》第一期暗红色的封面映红了各知青团队代表的脸；台下，是许多迫不及待地打开刊物翻阅、被一张张图片一篇篇文章吸引的老知青的形象……

那是2013年1月27日的午后，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借座上海图书馆会议室举行“钓鱼岛、南海安全报告会”，同时进行会刊《知青》的首发式，宣告了（知青）的诞生。那天，外面寒气逼人，而会场内却充满了暖意，成了知青研究进入新篇章的一个盛举。作为《知青》的首批编辑，我自然非常兴奋。此前的数十年因为工作在外地，与知青这个团体几乎失去了联系。退休后于2011年回沪，才有了与知青团队再续前缘的机会，但也只是囿于原先下乡地的那些战友、校友，视野并不开阔，是《知青》把我带入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结识了更多的朋友，进入了更加广泛的领域，有了更加宽广的施展拳脚的舞台，让“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有了具体的载体。

那时我还未加入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不是其中的一员，但研究会依旧把《知青》栏目编辑的担子交给我，让我担起编撰“知青论坛”栏目的重任。一开始栏目名称为“知青心雨”，充满了诗意，为的是让入选的文章题材更广泛些，来源也能更多些；“知青论坛”是后来改的，目的是使之更加专业。与其他栏目着重反映知青历史文化相比，“知青论坛”更为突出研究会的“研究”性，因此无论是稿件的来源还是稿件的深度上，都显得相对狭窄和短缺。尤其是考虑到研究会的属性，稿件内容既要考虑其包容性，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更要注意舆论上的导向性，防止有或左或右的偏激的文章出现在刊物上，所以在稿件的选取上对我提出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好在知青群体中总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涌现，更有研究会各位领导的把关，使我顺利地渡过的选稿关，确保了每期杂志都有较高质量的评论性文章刊登于栏目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韩自力执笔的《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一一爱辉上海知青插队十年中人员变化的数据分析》，宁志超、毛美芳撰写的《试论知青上山下乡在城乡互动和建设中的作用》，丘保华的《知青下乡之文化体验》，陆亚平、庄蔓菁等整理和多篇会议纪要，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研究会各位领导的主导性文章，不仅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还增加了栏目的学术深度，

也许是当过三十多年语文老师的原因，从2013年第三期开始，主编马琳老师又把总校对的任务交给了我，使我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不仅要把好自己栏目的质量关，还要对每一栏目的稿件逐一进行一字一句地校对，连标点符号也不能放过。这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学习提高，从同仁的选稿中学到了不少经验和知识。后来总校对又增加了余国成老师，我的担子也就轻了许多。余老师曾担任过中国工商银行企业报的编辑，受过专业的培训，业务能力很强，在与他的合作中，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业务上收益不小。

2016年下半年，主编马老师家中有事，让我代他担当主编的工作。从原本只要负责相关栏目的任务到负责整个杂志的工作，对我来说绝对是一种全新的挑战。虽然原本在学校时也主编过校报，但手下都是在职的教师，他们有工资在手，编好校报是职责所在，所以指挥起来得心应手；现在杂志的编辑都是退休了的老知青，无报酬的义务参与，纯属是兴趣所在，是绝不能用在职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的。好在老知青编辑都有多年来养成的高度责任心，他们以自觉的努力，刻苦的精神，全身心的投入，保证了每期刊物按时高质地出版，受到各地知青的高度认可。就在这一年，我在方韧、马琳两位老师的推荐下加入了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2018年底，研究会讨论通过，推举我和刘宏海、龚麟生老师为副主编，由我具体主持刊物的各项工作，在受宠若惊的同时更感到责任的重大。

接受工作一年后的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自然也不能避免。经过全体编辑、摄影和发行人员的辛勤努力，杂志的组稿、校对、出版、发行等工作依旧条不紊地按时进行着。在此期间还专门组织了有关防疫的摄影、书法、美术等专项彩页和主题征文报道，宣传研究会会员和老知青们在这场战疫中的优秀事迹和形象，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间，我们还开设了庆祝建党百年、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等征文活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从中，我也得到了锻炼，继续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征程。

在担当主编刊物的过程中，我时时为每位编辑同仁们的无私奉献所感动着。刘珠耀老师的选稿从来都是分毫不差地符合给予他的版面计划，体现了他一丝不苟的精神，他后来也成了我们刊物的总编审；吴佩珍老师负责的栏目，先是“舞台人生”后扩大到“艺术人生”，每期稿件都是她亲自上门采访、亲自动笔撰写的，而且几次三番地修改，做到了精益求精；负责“诗词撷英”的崔宏柳老师的组稿来源，有大量来自北方的诗篇，为充满上海地域特色的杂志扩大了视野；己故编辑陆建东生前负责“旅游人生”栏目，他的采稿将老知青晚年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尽情地表现出来；同样，李庆梅老师曾经负责的“后知青时代”，报导了老知青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周培兴老师先前负责“上海知青在各地”，后又转编“书海品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史料性、文化性上为杂志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深度；李亚飞老师虽然社会活动很多，但她负责的“朝花夕拾”栏目的稿件总是丰富多彩，而且可读性很强，是读者喜欢的栏目之一；葛天琳老师患有白内障眼疾，但组稿、校稿依旧认真到位，少有差错，她还和同栏目编辑朱银龙一样，在组稿的同时积极撰写稿件，为杂志增添了色彩。副主编刘宏海老师负责的“时代视窗”是杂志的开篇栏目，属于重头戏，他组来的稿件往往具有国际视野，有引领的作用，常常是鸿篇巨制。要知道他是在爱人身体不佳、自己又挑着研究会丛书主编的重任下进行的，实属不易；另一位副主编龚麟生老师，先是与我一起负责“知青论坛”，后去担任《知青时代报》主编，现在又负责研究会的微信公众号，每接一项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主编马琳老师更是高屋建瓴，常常把社联、研究会的指示，收到的优秀稿件发到微信I作群里供大家学习，选择使用；他也经常把读者的意见、建议及时传递过来，时时为我遮风挡雨，承担不应该他承担的责任。摄影组的同仁是最辛苦的，每每研究会有活动，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爬上落下的，为杂志增加了光彩。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发行组的同仁们，这两年因为疫情，杂志的发文工作无法按正常情况运转，到研究会办公室进行，他们在组长陈战老师的带领下转战于自己的家中进行分发。最近两期因为疫情加重，不便聚拢到一起，黄翠娣老师便让印刷厂把杂志送到自己家里，一个人承担起了分拣、装袋、邮寄的任务，保证了杂志按时送到每一位读者的手中，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研究会的领导们不仅关心着杂志的工作，还用自己的行动予以支持，每期的卷首语都由他们亲自撰写，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同仁的不懈付出深深地感动着我，我们也从中凝聚了友情一一一种超越时光的友情。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相同的命运，因为我们又聚在一起做着只有我们才愿做才能做的事业。

都说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它在一定的周期中会回到原点却又不是原点，是更高层次的“原点”。“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末掀起到70年代末式微，整整经历了十年。这十年充满了艰辛，充满了无奈，也充满的青春热血．当然也充满了友情一知青与知青、知青与当地百姓间的，除少数返乡知青外，大多知青活动是群体间的活动。知青返城后，原有的群体打散了，知青各自在新的岗位上打拼，进行着第二次创业。几十年过去了，知青老了退休了，却又再次聚拢到了一起，再次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就如我们《知青》刊物的同仁们一样，虽也有辛勤，但却用自愿代替了无奈，用奉献代替了被迫，而友情却是永恒的主题。这一走，又是十年，巧合还是必然？历史有惊人的相同却又不是重复。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新的十年，但我相信这友情却会永存！

二O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于暮耕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