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读到一篇《乡野轶话》，记述了作者的一段人生经历，颇有同感，由此想到了50年前的一段往事。
1972年晚春，因暂住农家的孩子长大了，我们需要从借住了近3年的猎户家中搬出来。无奈中，队里让我们自寻住处，克服暂时的困难。我们几个相中了村西头的一栋“马棚”作为临时栖身之所。说起这个“马棚”有一段故事。它早先是村里的奶牛棚，后来作为生产队的牛、马配种站及良种繁育基地，再后来因为苏联种马不适合本地种群的发展，渐渐地，“马棚”荒废了。
刚踏进“马棚”，一股难闻的酸气味，呛人难耐。再看棚内，只见粪水横流，臭气熏天。不得已，我们穿着雨靴清理污物。
棚内一张通铺大炕早已破烂，亟待修理。朝南的窗户框架分离。棚顶也已残破，可以望得见天，需要铺缮新草。面对这一切，我们一起行动，找木板、割苫房草、劈柴火、和大泥，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辛劳作，终于破烂不堪的马棚有了点模样。
从季节上讲，夏天气候比较干爽，利于吹透潮气。即便晚上蚊虫多，用烟熏熏也还能缓解它们的侵袭。原本的窗户是用旧木板固定住的，四面透风，烟火疏散也快些。
转眼，秋天来了，天气逐渐转冷，一些问题开始暴露，生活设施短缺的问题更显突出。秋收时节，劳动强度大，人得不到充分休息，感冒咳嗽发烧等病痛便找上门来。
论“马棚”的居住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村没有比它更糟糕的了。刚下乡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老乡家里，住处安定，温暖、阳光、舒适。即使知青简易宿舍，虽然不能做到样样俱全，至少不会四面透风，屋冷炕凉。可现在我们却面临着难民般的居住环境，向谁倾诉呢？唯一的办法是自救。北方气候特别，昼夜温差大，一挨秋凉时，“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便是真实的写照。这些苦中作乐的话，还颇有韵味的。难得的是，我们当时年轻，吃得了苦，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困难，所以我们理解队里的难处和不得己。
严冬时节来了，“马棚”冷如冰窖，几个难兄难弟只得抱团取暖，四处寻觅柴火，想尽办法解决取暖问题。
队里拨给的那点木柈子，烧不了几天即断烟火。伙伴们朝思暮想的是如何解决一个聊以度过寒冬的暖源。村里有的老乡见我们如此窘迫，伸出同情之手，无偿送些柴火。实在没招时，队里的集体用柴便成了我们觊觎的对象，甚至晚上悄悄去光顾老乡院子里的资源。嗨，冬天的取暖问题成了我们生存的头等大事！
也有让我们感动的故事。“马棚”的隔壁住着一位鄂伦春族老奶奶，属孤寡老人，平日里喜欢帮人“熟皮子”，即将生疏的毛皮人工焐熟后加工成软绵的成皮，还善于编织各种式样的鄂伦春族生活用品。她特别同情上海知青，经常给我们好吃的。有时煎了烙饼，炖了狍子肉汤，就会留给我们吃。我们也经常帮老奶奶担水劈柴，相互关心成了我们挂在心上的事。同龄人在天长日久的共同劳作中也会建立感情，杜申军的妹妹杜晶鑫当年就对王振伟颇有好感。王振伟长得帅气、英俊，很博杜晶鑫的眼球，接触多了就赢得了少女的芳心。情谊可鉴，她时常会送些山果野味和家里包的饺子给王振伟品尝，令我们好生羡慕。
年轻人谁不想吃点好的，慰藉一下干瘪的饥肠？每当挨到队里季节性的分红，一拿到钱，知青们便蜂拥而至去供销社抢购罐头和其他食品。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品种可供选择，水果罐头、五香凤尾鱼罐头等，喝点小酒围坐在烤火大铁桶旁东拉西扯、海阔天空，便是当时最快活的时刻。偶尔，鄂族青年陈金林、关玉民、德军、孟亚军也会来串串门子。记得刚来新鄂时，他们心高气傲，不服知青不买账，曾经闹得不开心甚至还动了手，但经过几年的交往，如今都和我们成了好朋友。
白天干活，伙伴们分散在各处，收工回家时都不忘带些木头疙瘩、木样子，一天下来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升火取暖，热炕烧水。“马棚”没有电灯，只能点煤油灯照明，一夜过来，早晨起床时鼻孔总是黑黑的，生活绝对是枯燥无味的。空闲的时候或看书或写信，有的去老乡家串门、唠嗑，有的去女生宿舍玩，以此打发漫长的时光。
秋去冬来，我们将面临寒冬的严峻考验。偌大的“马棚”四十平米，呈长方形，北面是一条火炕，南面是破窗，用木板钉死，有意留出数条缝隙，不然棚内漆黑一片。一旦铁桶点上火，火苗上窜，浓烟弥漫在棚里，流泪挂涕是常有的事。东北有句戏言叫“烟暖屋子屁暖炕”，浓烟弥漫也总比没有一丁点热气要好得多。
当时我们几个成天想的就是如何搞到柴禾。即便围坐在铁炉边取暖的那一刻，这也是大家操心的主题。为了保证第二天的劳动不受影响，夜间必须轮流值班，任务是边烧火，边为大伙烤干被汗水浸湿的衣服、鞋袜、鞋垫等衣着用品。
“马棚”最多的时候住过七八个人，记得有王振伟、施力生、张炳亮、许祥生、王德贵、蔡维才和我。
那年月乃是多事之秋，政治上苏修叫嚣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边境一线军事对垒剑拔弩张，格外紧张。于是新鄂民兵连应时诞生，由刚退伍回来的葛柱担任连长，关长文担任指导员，我任文书，负责班排人员的花名册及武器管理工作，王振伟任司号员。一时间，民兵工作搞得热火朝天，生产训练两不误，白天抽空操练，晚上还要站岗放哨。民兵连还搞过不少次的实弹演习，投弹、打靶，人人上阵参与。为了增强实弹战备，县武装部派专业武装人员前来帮助训练，收到一定效果，受到县、公社武装部的表彰。
那段时间，“马棚”成了香饽饽，因为这里地方大，方便讲课，学习有关武器知识和使用要领。男女民兵们聚在一起好不热闹，“马棚”简直成了村里的一个中心。不过，也发生过一些尴尬的事。记得有一次王振伟与许祥生轮岗持枪值班，回屋换岗时，许祥生没有及时将弹匣的子弹退出并关上保险，王振伟习惯性地扳了一下枪机，一不小心持枪走火。因7.62毫米步枪口径较大，竟然将张炳亮的被褥和火炕打出一个大窟窿。枪声震动了附近老乡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大家都紧张得要命，虽然没有伤到人，但走火打掉的一发子弹没法向上级交代。如何瞒过领导平息事态？最后还是王振伟从猎户陈友那里弄来的子弹，总算摆平了此事。
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夜，眼看临近春节了。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处于困境中的我们尤其如此，大家人心浮燥，坐立不安了。严寒把我们折磨得有些抵挡不住了。大伙儿觉得，与其这样每天过着为取暖犯愁的日子，还不如一起回上海过年，躲过这个冬天。正好有几个知青好几年没有回家看望父母了，可以用探亲假，而我也有两年没有回上海了。于是大伙儿一合计，决定集体行动回上海过年！这样一来可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二来可以与久违的亲人团聚，还能打打牙祭，补一补亏空的身体。于是大家即刻收拾了行装，整理了一下内务，结伴走了。
三个月后，大家伙陆续地回到了“马棚”继续生活。这一回就大不一样了。大伙／L从上海带回来不少土特产品，如：猪油、香肠、火腿、咸肉、年糕、海带、虾米、罐头食品、干豆制品甚至还有大米。一时间，大家把带回来的食品拿出来展示，堆放在一起，简直像个小小食品店，让人着实兴奋。为了改善文化生活环境，能及时收听新闻和音乐节目，我带回了一台9管3波段的手提式收音机，这在上海当时也是十分抢手的稀罕货，价格99元，在地处边疆农村的新鄂便更是十分时髦和奢侈的物件了。
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当天，新鄂公社*组织全体村民和知青在大操场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发布的重要消息，但公社广播扩音设施落后，声音很弱。他们得知我有一架功率较大、声音清晰的收音机，立即将我的收音机调到最佳音量，再传到扩音器里，这样让大家圆满地收听了这一不同寻常的重大消息，也算是特殊时期的一段插曲。
那些日子，隔三差五的，干了重活或者遇上坏天气歇工时，大家就会想到把带回来的好东西各自拿点出来集体聚餐，暂别食堂的“老三样”（土豆、白菜、萝卜）。于是，大家动手，各展烹饪技艺。王振伟细悉心配菜，施力生拿手刀工，张炳亮掌勺烧菜，而我负责添柴烧火，其余的人或打下手或去采购烟酒调味品等，也忙得不亦乐乎，气氛绝对热烈。
这样的日子倒也舒畅，可惜好景不长。等把春节期间带回来的物品消耗完了，天气也渐渐转暖了。就在大家彷徨之际，这一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973年初秋，时值鄂伦春民族隆重纪念下山定居20周年，部分知青新舍落成，我们也因此结束了刻骨铭心的“马棚”里的难民生活。
本文的撰写过程有王振伟、许祥生等好友共同参与，特此说明。
*当时新鄂公社为国家一级行政组织，下属仅一个生产大队编制，没有生产小队。1980年后行政改制，结束了人民公社组织，取而代之的是逊克县新鄂鄂伦春民族自治乡。
（作者原为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