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 年到1977 年，8 年插队知青生活积累起来的忍受力和勇气，使我得以从容面对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种种委屈、苦累和挑战。但时至今日，夜半梦回苦涩的青春时代，尤其是那些无米之炊的日子，还是会惊出一身冷汗。1968 年12 月22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各地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热潮。我们厦门一中刚开始动员，就有100 多人报名，其他人也在随后一阵紧似一阵的“动员”之下陆续到农村。据我所知，厦门市初中和高中1966 届、1967 届、1968 届（俗称“老三届”）毕业生中，除个别独生子女和残疾者，极少能躲得开“动员” 的。虽说报名时“毫不犹豫”，但一想到要离开厦门、离开亲人，到未知的山村当农民，心情还是十分复杂的。我和陈二西、周杨、洪恩临四位“战友” 下乡前夕合影留念，就照片上的题字商量了好久，最后采用我提出的“心潮逐浪高”。因为，这五个字“最宽泛，最准确”，又出自毛主席诗词，不会被人抓把柄。

厦门市的“老三届”集中安排在龙岩专区的上杭、武平、永定三县，安置形式是分散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叫做“插队落户”。市区第一批下乡人员原定于1969 年1 月出发，后因农历春节是2 月17 日，为防止节日发生人员回流现象而延迟。1969 年3 月8 日，我们在厦门火车站登上火车，大约行驶了12 个小时之后抵达龙岩，又改乘货车前往各自的目的地。第一批插队知青安置点交通相对比较方便。我被安排在上杭县古田公社古田大队，离公社所在地大约五六里路。古田是毛泽东1929 年主持召开“古田会议”的地方。我住的房子，离当年林彪旧居协成店不到三十米。3 月份春寒料峭。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在村口不远处的水田里用锄头翻土，水田的角落里还残存着冰块……当时， 最艰苦的是“三抢”，即农历6 月开始的抢收、抢种、抢交公粮。“三抢”时，每天凌晨3 点就起床，4 点不到就下田，或割稻， 或踩打谷机，或切稻秆，或翻土， 或插秧；中午专门有人送饭到田头，午饭后歇息一个小时继续干活；晚上要到8 点过后才收工，收工时还要挑一担谷子， 返村后将谷子用风车处理干净后才能回家烧水做饭，等到洗完澡、吃完饭，已是半夜11 点左右，到床上躺不到4 个小时又得起床。到早稻割完、谷子晒干时就不需要凌晨4 点下地了，但每天早饭之前必须挑一担征购粮送到粮站。从我所在的生产队到公社粮站大约有10 里路，一担晒干的谷子大约重120 斤，因为送粮时粮站每百斤谷子发给0.2 元的现金，所以我们队的知青大都很愿意干这个活，但一年也只能干四五天。劳动是艰苦的，但报酬却惊人的低。我所在的生产队每10 个工分值为0.34 元，当地男劳力干农活一天记10 个工分，生产队给我定的是每天5.5 个工分。也就是说，我泡在田里一天， 还挣不到0.2 元。我们问政治队长，为什么我们的工分定得那么低？第一年，队长的答复是：你们反正有国家的补助； 补助停发后的答复则是：反正你们家里会寄钱。我每年出工天数都在240 天左右，大约挣1300 个工分，折合人民币大约42 元。就这么一点钱，还是记在生产队的账上。生产队要等卖征购粮和木材时才能收到少量现金，但这些现金一般社员是很难拿到的。从1969 年3 月到1972 年9 月，我在古田待了3 年半，从没在生产队里支到一分钱。现在回忆起来，插队时劳动的艰辛还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饥饿。下乡的第一年， 国家每个月供应35 斤粮食（31 斤口粮、4 斤劳动粮）、4 两食油，发给8 元生活费。国家粮站一斤米卖0.12 元左右，一斤食油卖0.74 元左右。每月补贴除了买米买油还能剩下3 元多， 再买点牙膏、肥皂，余下的就是我们一个月的菜金。当时最便宜的菜是包菜，一斤卖5 分， 所以包菜成为我们的“保留菜谱”。生产队在春耕、端午节、夏收夏种和春节前才有杀猪，猪肉按人头、劳力分配，一般每次可以分得4 两左右。因为缺油少菜，每个人的饭量都很大，每餐4 两米蒸的一钵饭只够塞肠子，肚子总觉得空空的。第二年，国家不供应粮食，也不发放补贴了，我们开始陷入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时光。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年人均口粮加上劳动粮大约是400 斤谷子， 按出米率65% 算，折合260 斤米， 每月约21 斤。按每天1 斤米计算，每个月有9 天是无米日。政治队长为了防备我们把粮食吃完后回厦门， 不肯把全年的粮食一次性分给我们，只能每人每月称35 斤谷子。我们告诉他35 斤谷子不够吃，他教训我们：贫下中农也是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青菜…… 除了粮食不够，吃菜也是个问题。当地农民都有一点自留地， 可以种点青菜。冬季，也会划出一些冬闲田，分给社员做菜地。但不知什么原因，自留地和冬闲田都不分给知青。无法自己种菜，知青食堂就经常出现开饭时在饭桌上摆一个盐罐的情景。当然，家里始终是我们的后盾。但大部分知青的家庭状况也不是很好，不少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的影响还未消退，经济压力较大。厦门居民每月也只供应20 多斤米，家里人俭肠俭肚省下几斤口粮，还要想方设法换成全国粮票或福建省粮票寄给我们，才能在古田使用。有一次， 一位知青家长去打证明换粮票， 说是要寄给下乡的儿子，还被办事人员训了几句，说是污蔑上山下乡运动。当时寄粮票用挂号信、寄钱用汇款单，厦门的挂号信和汇款单寄到古田要四五天，送到大队部后往往要压上好几天才能通知到收件人。收到汇款单后，又要等大队管公章的干部盖上公章，才能到公社邮电所取钱。繁琐的手续， 使得家里的接济往往成为救不了近火的远水，因此知青食堂的无米之炊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了充填饥肠，我们想过很多办法：最经常的是吃野菜，什么苦菜、猪母菜，用开水烫烫， 调上几粒盐巴就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次，我们把碾米后废弃的谷壳过筛，用其中的细糠做成糠窝窝头，外表是挺好看的， 就是吃起来没有一点味道，吃后几天拉不出大便；最可怕的是以笋充饥，吃的时候感觉还不错，过没多久就翻肠搅肚、呕酸吐水，两三天不能安宁。每当接到家里寄来的粮票和钱， 就是知青们的节日，而这个节日的庆祝方式就是饱餐一顿。当时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出售大馒头，一个卖2 两粮票、0.05 元，我们队里一个知青曾一口气吃下8 个半。

（作者原为福建龙岩插队厦门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