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年
在牛年吉祥、牛劲十足、牛气冲天的祝福声中，在亲朋好友杯盏交错的相会中，在听着别家点燃的鞭炮声同享节日喜庆的氛围中，牛年的春节过去了。可每年一次插队落户时的同学聚会总是最令人回味、久久难忘的。今年年初四我们就相聚在秀家。
虽然当年下乡插队落户的那段经历不堪回首，可郦一进门就要求清唱一首《红土香》，听说还在家练习了好几天。从大家打着拍子，专注倾听的神态中，可见下乡插队落户这段经历是那样的刻骨铭心，这份情愫40 年了还是那样的难以割舍。
秀告诉我说，不知道怎么啦，当年的生活情景总像过电影似的在脑海里闪现。我何尝不是。
过年了，我忘不了在赣中小山村度过的那个春节。说实在的，当地老俵还是很厚道的，并没要求知青户春节中派人留守，可因为我们养了一头猪，得有人喂食，于是只好轮流在农村过年。下乡的第三个年头我和秀就在那里过了年。
春节快到了，老俵都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村里显得热闹多了。女的结伴走几十里路到附近公社的集市上扯布做新衣或购置些年货，（我们下乡的公社除了几间满是煤油味和尿素味的小商店外，没有集市）男的用力地将煮好的糯米饭打成糍粑；孩子们则互相追逐着、嬉戏着。家家杀鸡宰猪、磨糯米粉、做米酒，缕缕炊烟随风在小山村上空飘荡着；请上门做新衣的裁缝“踏踏、踏踏” 急切地踩着缝纫机的声音和着“沙沙、沙沙”的炒花生声竟然也那样的动听。……
听说我俩在这里过年，憨厚好客的老俵早早发出邀请，让我们去做客，日程一直排到了元宵，所以我们也就不用置办什么年货了。按当地的习俗，初一到十五只请男客，女客得安排在农历的下半月，请客时女主人是不上桌的，显然我们享受了特殊的待遇。
那时村里没有电，更别说广播电视了。大年三十晚上，老俵们围坐在柴火堆旁烤着火，我同秀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聊着天……
大年初一，鞭炮伴着“吱嘎” 的开门声被点燃，我和秀还没起床，敲门声骤然响起，接着村里一拨拨老俵走马灯似地来拜年，互祝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万事如意！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被请到一家家当座上宾。老俵家的餐桌比以往丰盛了许多。不过早有耳闻，那大碗大碗的肉是不能动的，那整条的鱼也是看的，因为下餐和下下餐请客时还得由它们唱主角。在“吃吧吃吧，不要客气”，“吃吧，蛋是自己下的，肉是自己的” 热情招呼声中，在满桌宾客频频起立举碗互敬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山村老俵浓浓的亲情！
春节时还有一则小插曲至今令我忍俊不禁。那是除夕夜，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我和秀的话题，原来有老俵给我们送来了刚磨出来的糯米粉。想到肆虐的老鼠，我们将糯米粉放进脸盆，又搁在大铁锅里，心想这下总万无一失了吧。可没料到，灶里烧猪食时残留的余温恰巧给糯米粉加了温，当第二天我们再掀开锅盖时傻了眼，糯米粉全变成了红色了！自然是吃不得了。得，人过年了，我们养的那口猪也不能怠慢了它呀。权当给猪加餐吧，谁知猪竟然也不领情，哼哼了几下，走得远远的，呜呼！
光阴如梭，40 年了，从去年起，每年的大年初一，我都能接到来自千里之外小山村的拜年电话。听说如今村里的老俵也能吃完年夜饭，看春晚节目。物质条件好多了，真为他们高兴。衷心祝愿他们平安幸福！
（二）天大的事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1969 年3 月当我们这批十六七岁的孩子来到了“广阔天地”时，要面对的东西太多太多，而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填饱肚子这天大的事。
初来时，我们这个来自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的6 男5 女被安排在一个集体户，由一位老俵帮着烧了几天饭，然后就自己开始了自力更生的日子。大家轮流，一人烧一天饭。40 年了，初学烧柴火灶烟熏火燎、涕泪齐下的囧相，时常将饭烧得底层焦中间糊上面夹生的尴尬至今还清晰的记得。渐渐的， 大家烧饭的技能有所提高，每天早上只煮一锅粥，中午、晚上烧点饭。第一年由国家给了点口粮指标，抵扣生产队上交的公粮，第二年即同当地老俵一样分些口粮。刚下乡时，菜则由老俵接济些，然后也学着在生产队指定的一块地里种些菜。
为了不寅吃卯粮，落下饥荒，轮值的同学每餐总得将米过了称才下锅。因为口粮原本就分得少且没菜吃，加之那时正在长身体，且每天的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因此常常未到下一餐早就饥肠辘辘，尤其是男同学。可每当他们掀开锅盖看着饭不多时，放下碗悄悄地走开了，以至于常常有剩饭！
饭吃不饱，下饭菜更不敢奢求。一年到头基本没有荤菜，好的时候弄一个菜，没有时就将上海带来的固体酱油兑点水凑合。慢慢的，划分的那块菜地也被我们收拾得有点像样了，青菜、蕹菜、辣椒、茄子品种也不少，只是我们舍不得一下子吃掉，青菜一片片剥着外叶吃……
俗话说：油多不坏菜，可我们那时压根就没有油！生产队虽然产茶油，可除了上交国家的，所剩无几。有一年分油时，每人只分到一调羹，望着那半碗，我们11 个人一年的食用油， 大家无语！我们只得学着老俵将菜在出锅前象征性地洒上几滴油。嚼着野草似的蕹菜，吞着无味的茄子，以至于我许多年后一见这些菜还反胃。
为了改善伙食，我们学着养起了猪。总算盼到年底宰猪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包起了白菜猪肉陷饺子。还给村里40 几户老表家每户送去了一碗。（当然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成分高的四类分子是不能送的）不少老俵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这样的东西。我们还将猪肉腌成咸肉，将肥膘熬成猪油，留着来年吃。可未曾想，第二年开春后， 也许是咸肉没放够盐，竟然长满了蛆，我们没舍得丢掉，洗洗干净照样成了下饭菜；猪油随着气温上升，发出一股怪味， 我们同样没舍得倒掉，当油品继续食用着……
我们也养过鸡，可人都没吃饱，鸡也饿极了，每餐没等我们上餐桌，鸡总是抢先飞上来，无奈，只得派人驱赶，只是鸡的昂扬斗志同饥饿程度成正比，竟然越战越勇！没受过善待的母鸡只能下蛋时消极怠工，我们把珍贵的鸡蛋积攒着，留着同伴生病时做病号饭。
大家一天天轮流做着饭，时光也一天天流淌着。有一天轮到我做饭，按惯例，早上起来熬了一大锅粥，在等着出早工的同学回来吃饭的空隙，我想把水缸清洗一下。当我将缸中残留的水倒出来时，不禁倒吸了口冷气，原来里面有只很大的死老鼠！不知道老鼠死了有多久，但毋庸置疑，我是用浸泡了死老鼠的水煮的粥。我顿时头皮发麻，手足无措。不说粮食紧张，就是再重新煮一锅粥也来不及。我连着跑了几家，急切地向老俵询问，吃了这样的粥会有什么后果。当他们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后，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同伴们喝着粥，自己没敢动筷子。同学们关切地问为什么不吃，我饿着肚子告诉他们：今天胃不舒服！随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忐忑不安的观察着，幸亏同伴们都安然无恙！
下乡没多久，我担任了大队妇女主任。1970 年底入了党后，还担任了生产队党支部书记，时常要去公社参加一些会议。每当要求自己带菜去时我就犯难了，好在村里老俵总会给我烧些腌菜小毛鱼之类的， 所不同的是其他与会者大多将菜装在竹筒中，我则放在一个大口瓶里。有较大规模会议时， 还会专门宰头猪，与会人员每人半斤，当时也算是搞了特权吧。奇怪的是平时吃不上荤腥， 可当一餐要消灭半斤猪肉时我却完成不了了。也有开小规模会议在公社食堂用餐的，一碗豆腐肉片汤上漂着几根青葱和丝丝红椒，那鲜美的的滋味至今都未能忘！
40 年了，走过了那个艰苦的年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曾经为儿子挑食， 不好好吃饭训斥过；为现代人因营养过剩引发疾病叹息过； 为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食品感叹过，我更希望食不果腹的经历永远只在记忆中！
（三）艰苦的磨练
当年无论是满怀政治热情还是出于无奈上山下乡当知青的，除了要挑水、砍柴、种菜、做饭解决吃饭问题外，还得学会干农活，而这对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才十六七岁的城里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痛苦的磨练，这艰难的历程我们一路走了过来！
我们下乡的地方以种双季稻为主，首先要学的是赤脚干活。初时，赤脚走在村里狭小的巷子里，走在田埂上，走在山间的小路上，瓦砾、碎石、茅草、树枝扎得生疼生疼；踩在鸡鸭猪牛粪上，黏糊滑溜，引得胃里翻腾直想吐。
南方的初春低温多雨，绵绵细雨中越发感到阴冷刺骨。我们随着村里老俵，在春耕到来前，做些修筑田埂，铲除影响水田耕耘的山边杂草等备耕的活。刚刚踏入寒冷的水田，蚂蝗竟蜂拥而上，附着在腿上死命地吸吮着。随着尖叫声，大家慌乱地拉扯着蚂蝗，没想到该死的东西却越扯吸附得越紧。虽然在老俵的帮助下，才知道了如何将蚂蝗弄下来，但看到腿上久淌不止的血时，依然惊魂未定！
很快进入春耕大忙时节，村里田多人少，再加上是生产队集体作业，效率不高，为了不误农时，只能起早贪黑地干了。时常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就被凄厉的哨声和窗外的催促声惊醒，揉着惺忪的双眼，晃悠悠地跟着老俵下了地。清晨的活通常是到秧田里拔秧，为白天插秧做准备。
因为要挽着裤腿干活，所以只能穿两条单裤，一踏进水田，一阵阵寒意让人直打哆嗦。我只好尽可能地将身体周围的秧苗拔起整齐地扎成把，再鼓足勇气让刚刚捂热了的脚挪窝！至于蚂蝗的攻击自然是习以为常、无暇顾及了。那时生产队的最高领导——队长，也没有手表，开工收工全是估摸着的。常常在最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饥寒交迫”时还等不来他的收工指令。
欣慰的是，很快我们就学会了插秧，横直一条线，速度也不慢；我们学会了耘禾，拄着手杖，边听着老俵天南海北乱侃，边用脚铲除禾苗周围的杂草和给禾苗松土；我们学会了在一些不适宜种水稻的地里种经济作物，学会了上山为茶油树整枝、培土去杂草；男生还有模有样地跟着牛屁股像历代农民那样犁田耕地！
而一年中，要数烈日酷暑下的“双枪”，即抢收一季稻，抢种晚稻劳动强度最大。我们11 人被编排到了不同的小组中，依然是早上三四点就出工。根据农活的需要，有时割稻，有时插秧。那时干活没有一丁点儿机械化， 不管路途远近， 每个组都扛着个木桶供打谷子用。我们学着老俵，挥舞起镰刀，割下一垄垄地里的稻子，手割出血了，放在嘴边吸吮一下继续干；渴了， 捧一口山泉水或沟里的水解解渴！在高温烈日的烘烤下，女生天天身上没有干纱，而只戴着个斗笠赤着膊的男生们，竟然晒起了满背的泡！常常在下午一两点钟大家才能挑着打下的谷子赶回来吃饭。尽管老俵很是照顾，一般只让我们女生挑五六十斤稻谷，可当我跌跌撞撞、摇摇晃晃挑着谷子翻山越岭回到村里时，浑身就像散了架。而晚上收工的时间往往都在七八点钟。
幸亏山区的夜晚还比较凉快，劳累了一天，钻进蚊帐内就能沉沉地睡去。可当第二天摸着脸上身上一个个疙瘩时，才明白又与凶悍的蚊子亲密接触了！
还清晰地记得，尽管劳作一天已异常疲惫，但每天晚上在生产队混合着化肥、农药刺鼻气味的仓库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在老俵们抽着自种的旱烟呛人的烟雾中，大家还得拿着本子去记工，一天如果出满了3 次工（清早、上午、下午）则画上3 个“○”，然后再听候队长的训导和工作安排。每隔一段时间还要搞一次自报公议，评分记工。渐渐的，我们的劳动得到了老俵们的认可。我们每天的工分也从2、3 分提高到5、6 分，男生们也提高到了7、8 分（村里评分最高标准是10 分），只是每10 分最好的年景只合到1.2 元。我们非常努力地接受着“再教育”，而一年到头的收入，除了够买下年的口粮和一张回上海探亲的火车票钱外，所剩无几。
回顾久远的这段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历史，我无意去评判是非对错，亦无心作褒贬，只是每当回忆起这段历练，生活中便没有了吃不了的苦，多了份知足，多了份对今天生活的珍惜。
（四）特殊的情谊
2009 年3 月4 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上山下乡40 周年纪念日。40 年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瞬间，而对于人生却是半辈子或大半辈子。虽然40 年来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然而这段知青生活却刻骨铭心，因为它不仅仅记载了我们苦涩的青春年华，折射了时事的无奈，也影响甚至改写了我们的命运！
就在40 年前的今天，我们乘上满载知青的列车到了毫无概念的穷乡僻壤。是艰苦的环境让我们学会了承受，是艰难的磨练让我们学会了坚韧，是非常的时代让我们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当我们11 个初中68 届的同学被安置在同一生产队，组成个集体户时，相互不熟悉甚至不认识；当我们开始了同吃一锅饭，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时，可能还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依然沿袭着小男生、小女生课桌上画“三八”线的做派，互相不说话、不聊天。但生活并没有因为今天看来可笑的举止而受影响，特殊的情谊却在看似不和谐的氛围中悄悄增长、延伸……
知青集体户其实就是一户人家，要同吃一锅饭，就得挑水，做饭、砍柴、种菜。我忘不了，班长LI 就像家长那样，操持、安排着这一切，虽然男女生没有太多语言上的交流，但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我们每天的饮用水得到村子对面山脚下挑泉水，一般由负责烧饭的同学挑水。一担水少说得有七八十斤，刚一上肩，就压得直不起腰，遇到下雨天，跌跌撞撞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稍不留神就摔得个人仰桶翻，水洒满身。男同学比我们适应的更快些，于是，只要不出工，他们就抢着去挑水或者到路上来接应，而当他们接过挑水扁担时，已到嘴边的“谢谢”二字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得上山砍柴，砍下枯枝、砍下细藤、砍下杂树……当扛着“战利品” 走走歇歇、翻山越岭往回赶时，比我们早到家的男同学，总会卸下担子，又回头接应我们，而满怀的感激之情却依然说不出口。
我还忘不了，1970 年春节临近了，大家商定，让我们5 个女同学先回上海探亲。交通的极度不便令我们对归程充满担忧甚至恐惧，结果大家决定“另辟蹊径”，步行到邻县的一个公社，第二天搭那里的班车，再乘短途火车，最后换乘列车回上海。出发那天，6 个男同学帮我们挑着行李和煮好的红薯，为我们送行。在崎岖的小路上，走累了大家停下来喝口水，肚子饿了，歇下来吃红薯。整整25 里路，大家默默地走着， 走着，好不容易才到了目的地。当看到我们在简陋、破旧的板房旅店住下后，他们才往回赶， 听说回到生产队天已漆黑漆黑。虽然我们依旧未能当面对他们说声“谢谢”，但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费尽周折终于回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一家一家去拜访了他们的父母。
我更忘不了，1970 年3 月，我突然收到一份电报，称父病危（其实已病故），让我速归。接电报后正在田里劳作的同学一起赶回了住所，边安慰我，边帮我收拾行李。随后他们送我踏上回家之路，几位男同学赤着脚甚至来不及洗去双脚的泥巴。从生产队到公社有10 里路，走到一半才发现慌乱之中竟将钱包落在床上，一男同学硬是往返跑步数里地才弥补了我的疏忽。到了公社，大家不顾安危，站到马路中间拦下了一天一班开往县城通常因已满载根本不停靠的班车，四位女同学继续护送我。可县城这天已没车去一百多公里外的火车站了，无奈只能在县城的小旅馆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再由两位女同学一直将我送到火车站，而她们却是异常艰难、一路波折才返回生产队。没多久我又收到集体户同学寄来的60 元钱，当时可是不小的数额， 虽然谁都不承认寄过了钱，但这份情谊我却永远铭记！
当然，在那特殊的环境中，我们女同学也尽自己所能对男同学予以帮助。如做针线活、病号饭等。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当我按纸样帮Li 做了条裤子后，他喜形于色的模样。
ZL 初时给我的印象，内向、忠厚、勤劳，认真，我似乎没同他讲过什么话。他常常因上山砍柴或者劳动引发皮肤过敏（后听说是漆树过敏），脸肿得分不清五官。有一次突然听到村里老俵疾呼，说有知青昏死过去了，我急忙赶去看，原来ZL 又因皮肤过敏，被送到大队的赤脚医生那里，刚刚给他做了青霉素皮试，就昏厥了过去。好在县医院有两个医生也下放在同村， 经一阵手忙脚乱的抢救后，总算拣回了一条命。轮到我做饭了，寻思着该给他做点好吃的，集体户最好的食品就是鸡蛋了，于是煮了碗鸡蛋面。我在门外喊着他的名字， 却久久不见应答。径直进屋是万万不可的，无奈， 我只好满村子转悠，老俵都下地去了，好不容易找了位老太太才将面条送进了他的房间。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十多年后他竟然成了我的丈夫， 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
随着时光流逝、岁月推移，我们集体户的同学陆陆续续离开了生产队，有的做了工人，有的当了兵、有的病退回城、有的上了大学，坚持时间最长的当了10 年知青后也返城了。不到3 年，我亦结束了当农民的经历，但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自1994 年起， 我们每年春节相聚在一起，平日里在生活、工作中一如既往地互相帮衬着，因为我们拥有胜过亲情、友情的特殊情谊！ 可喜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如今他们， 连同他们的另一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成了很好的兄弟姐妹！
3 月4 日， 一个普通的日子，3 月4 日，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
写于2009 年3 月
作者简介：
1969年3月到江西永丰县插队落户，1970年12月在农村入党。1972 年2 月当公社干部， 1973年2月调县里团委、妇联工作； 1983年1月调江西省电力企业，从事政工工作直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