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城市青年来说，是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对一个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我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乡村教师家庭，从小跟随父母辗转于乡间村里，没有见过城市，连县城都没去过，甚至连香蕉是何物都不知道。

1968年，我小学尚未毕业，便随父母“归队”。所谓“归队”，就是根据当时政策，公办学校下放到大队一级来办，教师薪酬由“工资制”改为“工分制”，返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名日“教师归队”。“归队”后，由于我姊妹多而且年龄小，父母身体又不好，家庭缺少劳动力，作为老大的我不得不休学在家挣工分帮父母养家。平时，我除了到生产队里干农活外，还领着弟弟拾粪、割草、养羊、积肥等以换取更多的工分。我村是风沙地，常年闹春荒，有一年夏季竟颗粒无收，夏粮分配时，生产队只能“不动秤”，家里一粒粮食也未分到，父母只有到亲戚家借粮度日，生活异常艰难，常常吃不饱饭。

两年后，教师“归队”政策取消，我家恢复了商品粮供应，父母重新到外村教书，我也恢复了学业。

1972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大中专院校不招生，国家既不安排工作，也不允许自谋职业，由于家里是非农业户口，还不能像回乡知青那样参加本生产队劳动分粮，按当时政策规定，必须自找生产队插队落户，可我父母所在的生产队不愿意接受我这个非劳动力者，无奈之下，父亲只得放下“臭架子”，动用老关系，找到了他过去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弄到了一个到农牧场插队落户的指标。

插队

1973年4月20日，我怀揣县知青办的介绍信、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背着行李，独自从母亲任教村出发，来到黄河岸边的农牧场第三农业生产队插队落户。

出发时，没有家人亲属的不舍告别，也没有校方敲锣打鼓的欢送和插队方的热情迎接。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声无息。

当我踏进农牧场时，眼前　　却豁然一亮，感觉到了一个新天地。虽然农牧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里面红砖瓦房鳞次栉比，麦田果园一望无际，拖拉机、康拜因、铁牛、马达，牛群、羊群、草地、沙滩，还有那朴实无华的老农工和认真负责的老队长，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集体农庄。

农牧场里的下乡知青，大部分来自城市，大多还都是干部子女。他们思想活跃，见多识广，多才多艺，并且生活讲究，侃侃而谈，使我大开眼界，长了不少见识，同时也激发了我对城市生活的强烈向往和追求。然而他们的优越感却使我产生了几分自卑和敏感。

一天，我问他们：“听说城里都修了油漆路？”

其中一位听后哈哈大笑说：“那不叫油漆路，叫柏油路！”

我顿时感觉很尴尬，认为他在嘲笑我是“土包子”。后来，我查了资料，其实他们叫“柏油路”也不准确，应该叫“沥青路”。大概是城里的人习惯叫“柏油路”，而我们乡下人习惯叫“油漆路”的缘故吧！这样的解释给自己找回了一点面子和自信，也算用阿Q精神缓解了自己的郁闷情绪。

务农

农牧场里有农业队、畜牧队和机务队，在这里干活的人被称为“农牧工人”，简称“农工”，虽说干的是农牧活，但实行的是工资制，平均每人干一天活都能领到1元左右的工资。知青也享受工资制，日工资分7角、7角5分、8角三等，我的工资是二等7角5分，一年后晋升为一等8角。我一般不缺勤，每月都能领到20元左右的工资，除交10元伙食费外，还节余10元。两年后，除去日常开销，我添置了一床被褥、一个蚊帐，还购置了一件奢侈品一一“佳音牌”收音机。经常晚饭后，带着一身的疲倦，躺在集体宿舍的小蚊帐里，打开枕边的收音机，听着里边播出的革命样板戏，好不惬意。

农牧场人吃的粮食、蔬菜都是自产的，品种多，质量高。我们在集体食堂吃饭，每人每月交10元伙食费，每顿除菜限量外，主食随便吃，虽然很少吃肉，但家常便饭能吃饱，一年之后，我吃胖了，个子也长高了。男知青们还在工余时间饲养家兔，隔一段时间杀两三只打打牙祭，解解馋。有一次聚餐时，一位知青从床底下的小木箱里掏出一瓶红酒，分给大家喝。我没喝过酒，尝了尝，感到酸酸甜甜的，好像酸渣水，我一饮而尽，他们说我能喝，又给我倒了半碗，我又一饮而尽。不一会儿，我感觉头晕眼花，天旋地转，接着就是呕吐。我喝醉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酒，也是第一次醉酒。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各种农活像锄地、挖河、割麦、搭垛等都会干，又不怕脏和累。再加上我和农工们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也相通相融，所以农工们对我印象很好，老队长更是对我钟爱有加，往往给我派轻活、好活，比如跟马车呀，修剪果树呀，整理菜园呀，还有看地呀等。印象最深的是在秋天时看地，在地中间搭一个天棚，人在上面可以巡视四周方圆好几里，视野空旷辽阔，似乎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到了夜晚，星光闪烁，万物沉睡，我一个人躺在天棚上，望着皎洁的明月，听着“瞿瞿”的蟋蟀声，自由安静，悠然自得。但是半夜醒来，偶尔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和远处村庄传来的犬吠声，还有那“哗哗”的黄河水流声，会感到孤独、寂寞和恐惧，甚至还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无奈和阵阵酸楚。

一天，我驱赶几个偷庄稼孩子，和他们厮打了起来，我受了点轻伤，老队长给我放了几天假让我休息。

后来，老队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人刷墙，墙上的白纸黑字写他是林彪的“黑干将”、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在接着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中，又有人说他是宋江，是投降派，被资产阶级“招安”了等。

学教

农牧场经常召开忆苦思甜会，让老贫农给我们讲旧社会的苦大仇深，新社会的幸福美满，中间还加呼喊口号之类的，场面很激动人心。

知青管理干部还为我们办“扎根教育学习班”，除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和知青先进典型事迹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填报《知青情况统计表》，方法是管理员在台上大声提问，知青在台下大声回答。统计表中“年龄”和“家庭出身”两项内容经常让那些年龄大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感到很难堪。一次，管理员问一个知青年龄时，这个知青回答“二十岁”，顿时引起哄堂大笑，因为大多数知青的年龄都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二十岁就算大龄了。后来这些知青发现要填表时就偷偷地溜走了。管理员完不成任务，就搞突然袭击。一天中午，知青们正在食堂排队领饭，管理员突然闯进来宣布填表。当问到一个女知青家庭出身时，这个女知青大声应道：“革干！”我一愣，自言自语地问：“革干是什么成份？”顿时，从我身边发出一个女高音：“就是地主羔子。”刹时，那个女知青面红耳赤。后来，我找人求证，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辈都是地主或资本家出身，可叉是在战争年代跟随共产党打天下的老革命、老干部，他们觉得填原来的出身受歧视，感到很委屈，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办公室回信说这种情况“家庭出身”可以填成“革命干部”，简称“革干”。他们也明白这种填法只能是自我安慰，仍然摆脱不了被歧视的命运，反而更会招来嘲笑、讽刺和白眼。

农牧场经常晚上组织政治学习，学习前，往往让那些城市知青来段“二胡”或“笛子”独奏曲以及唱段样板戏给大家助兴，学习结束后，又经常让知青作表态发言，发言的内容大多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甘当贫下中农的小学生，坚持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天换地，大有作为，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等之类的话。虽然发言时都豪情万丈，壮志满怀，颇有几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只是说说而己，谁也没有把它当真，遇到回城机会时就比谁溜得快，谁也不愿意一辈子呆在这里面向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后来的事实也正如此，上边来个回城指标，大家便使出浑身解数，有打小报告搞陷害的，也有揭伤疤挖祖根的，甚至还有大打出手的，闹得不亦乐乎。那些豪言壮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即便已有正式工作并担任一定职务的知青也争着要回城。回城人员的确定名义上由贫下中农推荐，实则是家庭背景的较量，谁家权势大，门路广，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可以上好大学、干好工作、到大城市、到国营单位等。而那些工人、市民家庭出身的，尤其那些“黑五类”子女、“可教”子女也只能望洋兴叹扎根农村一辈子了。当时，就有一位叫李庆霖的知青家长写信给毛主席反映这种情况，毛主席回信说：“全国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时在会上表态发言大多是虚假的，但我认为我是真诚的，因为我的基点低，欲望也不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房子住就行，农场人少地多，粮食丰盈，如果结婚生子，还可以单独安排房子，这正符合我的就业目标，人生这辈子不就是吃好住好结婚生子吗？

求知

农牧场经常组织我们坐汽车到县城或其它地方开会、参观和听先进知青事迹报告。尤其是坐上绿色“解放牌”汽车去郑州，经过黄河桥时，站在奔驰的汽车上，扶着汽车前边的栏杆，披着被微风吹散的头发，眼望巍巍的邙山头，脚踏滔滔的黄河水，高楼耸立的繁华大都市迎面扑来，顿时使我眼界大开，欲望上升，当时真有一种高高在上感觉，觉得自己比那些回乡知青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们幸运多了。

农牧场还应知青们的要求，成立了宣传队，我也报名参加。城里的知青教我唱歌、跳舞，还参加县里的演出比赛。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小话剧《战洪水》，真实再现了农场工人和下乡知青抗击黄河洪水泛滥、齐心协力保卫家园的场景，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熏陶，我也会唱几段样板戏和哼几个小曲儿以及产生了想读书的冲动，似乎唤醒了我潜在的音乐细胞和求知欲望。

我感觉到与城里的学生在社会知识方面存在差距，就利用空闲时间疯狂贪婪地读名著、背诗词、练书法、写文章，发誓决不辜负“知识青年”这个神圣的名字。慢慢的这些东拼西凑的知识，使我和他们有了些共同语言，也能写通讯之类的小文章，还能参与编排墙报和知青作品专栏。记得当时知青墙报上刊登过我的一个长短句，现在断断续续还能回忆起其中有这么几句：

农村广阔天地是灯塔，

引领我们下乡扎根不想回家

田野上奔驰着拖拉机、康拜因、铁牛、马达，

知青们扛锄下地红旗招展、意气风发；

抡起钁头战天斗地不知疲乏，

为革命种田造就我一副铜身铁甲；

忽然有一天，

我挺立在妈妈面前大声叫喊

妈妈，看个饱吧！

还像不像您过去的那个“小娇丫”！

出丑

随着看书的增多和知识的增长，我也有些自信了，也想学城里的学生那样说话，结果闹了个“东施效颦”的大笑话。一天，我在寝室阅读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部书当时被批判为“大毒草”，知青们只能私下传阅，我也只能偷偷摸摸的看。这部书传到我手里时已经破烂不堪缺页少皮了，但我却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正当我沉浸在书中的故事情节时，一位女知青突然来到我们宿舍，出于礼貌，我热情地迎到门前照着书上的话说“欢迎×小姐大驾光临！”谁知对方脸色一沉，大发雷霆，说我侮辱了她，扬言要去告我，吓得我赶紧给她赔不是，连连作自我批评，后在别人的劝阻下才算平息。从此以后，我见了她，好像老鼠见了猫，总是躲着绕着，生怕再惹是非，心里还老犯嘀咕，唯恐她哪一天去告我。为了讨好她，有一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故意在她面前显摆说：“到公社购物了（由于农场偏僻无商店，购物要到十几里外的公社商店），谁去？我可以带他。”她毫不客气地坐上了车。

到公社后，我请她吃了一顿饭。但回场后，她却把我请她吃饭的事全抖了出来，羞得我无地自容。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发现在公众场合大家都称年轻女青年为“小姐”，她们反而很高兴，称“同志”她们反倒觉得土，我很纳闷，便查了字典，原来“小姐”是对未婚女子的尊称，是褒义而不是贬义。由于无知，自己白白当了几年的“冤大头”。我想，当年可能是她觉得我胆小在故意逗我，因为他们有时调侃我像《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眼小胆小爱钻纸堆子；或许是欺我无知；或许是她真认为凡“小姐”大都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吧！

还有一次晚上学习，队长让我读报。其实大家干一天农活都挺累的，常常是上边人在读下边人在打瞌睡，可我当时全然不知，即使我把“战斗檄文”读成了“战斗楞文”下面也无任何反应。第二天上工，路上碰上一个女青年，她说：“你昨晚读报，把‘战斗檄文’读成了‘战斗楞文’，是不是想考证一下大家是否在睡觉？”

我意识到我读错了，但碍于面子，我还是顺着她的话茬说：“是的，我不想在众人面前显摆。”

但又想感谢她教会我一个字，就恭维了她一句：“看来是世人皆睡，唯君独醒呀！”

说罢，我赶紧离开了她，生怕自己“丢了面子，漏了里子”。

尽管我努力学习知识，但仍然改变不了个别人的看法。我会写毛笔字，会打算盘，每逢节日，队里就让我和其他知青书写节日特刊。还有一段时间，队里抽调我和几位知青到黄河大坝工地流动商店当售货员。我们白天拉着平板车奔波于工地销售货物，晚上盘货结账，经常因货款相符分厘不差而被店长奖励几个洋糖吃，这时，就有人说风凉话：“农村学生就会打个算盘写个毛笔字。”看来，初次印象是很难改变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一次，我写了一篇短文让我敬重的一位知青看，人家看后认真地说：“我也是眼高手低呀！”言外之意就是我写的不怎么样。我仔细一琢磨，的确不怎么样，满篇都在假大空地喊口号。

希望

县知青办发现我能吃苦，就让我到县城知青办帮忙。我来到县城后，才发现城里是那么地美好：这里有夜如白昼的灯光球场，有平坦如镜的柏油马路，有琳琅满目的商场门店，有香甜可口的饭菜，还有装饰典雅的电影院、戏院、图书馆和书店，真可谓是五彩缤纷。我白天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各大知青点，调查、访问、写材料，晚上住在县委招待所，吃着免费大餐，看着灯光球场的篮球比赛，有时还发个戏票或电影票什么的，看看大戏和电影，也真够可以了，居然有一种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感觉。

知青调查工作结束了，临走时，县知青办一位领导对我说：“从你的表现来看，在农村接受劳动锻炼还是很有好处的，这说明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非常英明正确。你回去后，要好好劳动。同时，还要把知青中的先进事迹写成文章报上来。”我听后，顿时心花怒放，热血沸腾，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后来，我很认真地写了几篇关于知青先进事迹的通讯报道送上去，结果却是泥牛人海，渺无音讯。

置业

我家姊妹多年龄小活动量大，穿衣铺盖磨损很快，更新换代频率较高，而国家发给成人每年每人16尺“布证”和少量的“棉票”根本不够用。因此，我们家穿的、铺的、盖的大多都是从农民家中购买那种自制的土白布，用颜色煮染后手工缝制而成。虽说很环保，但也很土气。

我在农场劳动了一年多，手里积攒了百十元钱，我感觉财大气粗了，要立志干一番大事业。

我感到自己穿的、铺的、盖的与那些城市知青有天壤之别，我首先要把自己的形象彻底改造一番。

但有了钱，却没有“布证”和“棉票”，怎么办？我在黄河岸边转悠时，发现从南岸过来的船上下来的人经常带很多从南岸购买的货物，其中就有棉花。我向他们打听，他们说：“南边管的比较松，可以不用棉票直接从农家购买棉花。”后来，这种说法在一个老农工那里也得到了证实，我就鼓动他和我一起去尝试。

一天，我们乘船到黄河南岸，随人骑车30余里到一个村庄，在几户农家购买了一大包棉花。但返回的途中，在躲避对面来车时，不小心连人带车带货一咕噜摔倒在路旁河沟里，把自行车也给摔坏了，我还花了几块钱给人家修了修。

棉花有了，可没有“布证”，仍然买不到布。一位老农工点拨我，说公社集会上有农民偷卖“布证”的，因为他们平时都用自制的土布，把上面发给的“布证”省下来偷偷卖掉以换取油盐酱醋柴。

于是，我决定行动。每逢公社有集会，我就去赶会买“布证”。可开始几次，我找遍了会场，却不见卖“布证”的，老农工告诉我“布证”是不允许买卖的，抓住是要挨批斗的。所以要察言观色，一般卖家都是手里捏着“布证”露个头在会场来回转悠，当你看他时，他就会停下来问你：“要布证吗？”我按此方法一试，果然很灵，我买到了。有一次，我们正在衣角底下交易时，被市管会的人发现了，他们把我带到市管会，一个像是小头目的问我：“小小年纪，还会搞投机倒把，不想活了不是？”

我说：“我投机，可没倒把呀！我买布证是自己用的呀！”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

“我是下乡知青”我回答。

“下乡知青？城市人？笑话，你像吗？”

我回答：“我是从农村下乡的。”

他大声说：“胡说！哪有从农村下农村的，完全是谎话，是污蔑知青。”

我说“正因为我不像知青，才买布证改变自己呀！”说着我掏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

他看了看，笑着说：“还是真的！”

他们嘀咕一下说：“好了，回去吧！以后不要这样了，这是违法的。”我大松一口气，赶紧离开了这个地方。回去路上我想，要不是“知青”这个高贵的身份，也不知今天会发生什么。

彷徨

三年后，城里的学生随着招工、招生、征兵等陆陆续续离开了农牧场，而我这个农村来的学生却没有机会离开。农牧场为了安慰我，把我调到农牧场农业机械维修服务队当翻砂工。

在机务队里，虽然每日工资还是8毛钱（知青最高工资），但可以学些技术，还能多领些粮食（翻砂工属重体力劳动，每月可供50斤粮食）。这样，我不仅学会了翻砂、打芯、造型、热处理、电焊、剪铁皮和锯角铁等技术，每月还能节余些粮食贴补家用，总算能给家里作一点贡献了。就这样过了一年，仍然是知青身份，干一天仍然是“八大毛”，我觉得这样的身份和待遇连个对象也难找上，不由产生了彷徨和迷茫的心情。

后来，地区要新建拖拉机配件厂，到农牧场招收临时翻砂工，农牧场给我争取了个名额。到了那里，首先是搞基建，建厂房。厂房建成后，经过培训，我阴差阳错地被安排在了机加工车间，工资定为31元。但身份仍然是知青身份，吃粮仍然由农牧场供应。

在拖配厂里，我结识了很多北京知青，他们大多都是通过关系从内蒙古等边疆地区转到内地农村来的，听他们说转到内地农村插队或许有回城的希望，因为当时政策规定边疆兵团或垦边农场的知青只能逐步就地转正就业，是不允许回城的。他们的父母有的在中央部委工作，有的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的父母还是高干。我发现不断有其他地方落户的北京知青来看望他们，有男的，有女的，有单个来的，也有群体来的。他们大都年近三十岁了，还未结婚，可能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城吧！因为那时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收已婚知青。平时，他们讲起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滔滔不绝，我听得很入迷，长了不少见识。

后来，他们都随着知青的大返城回到了北京。而我却命运不佳，工厂关、停、并、转，正式工被安排到其他厂，临时工或回原地、或待命。这样，我只得又返回到了原出发点一一农村、农场，任凭命运的摆布。

尾声

1980年，有一个全国招收计划生育干部的机会，我符合条件，毅然报名参加统一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用。从此，我结束了长达八年别样的知青生活，开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事业中去。

（作者原为河南省原阳县农牧场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