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六七月间，中国大陆的“高考指数”总会一路冲高，媒体对莘莘学子格外眷顾，活跃于他们身边。校园的树荫下，图书馆的书架边，一直到麦当劳、肯德基的餐桌旁。开考时刻来临，老记的笔下仿佛“同声传译”，会有诸如“考场门口家长大聚会、交警飞车送考生”的鲜活新闻吸人眼球。然后还有“解禁”后的命题老师解释今年考题，记者综述考生反响，纷纷扬扬不亦乐乎。
每每看这些热闹鲜活的高考新闻，便会想起40年前我参加过的那场高考闹剧，往事如影重现，令人唏嘘感叹。
自1966年文革以后，高考停止多年，即便是1970年代按照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招收的还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不设考试”的“工农兵学员”，就像当年的电影《决裂》中表现得那样，手上的老茧可以替代大学录取通知书。
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是1977年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很多人在那一年改变了命运。已经很少有人记得，1973年的春天，也曾有过一次恢复的高考。这次所谓的高考，命断于“张铁生白卷事件”以及引发的讨论，刚刚重新萌芽的高考又一次胎死腹中。那一年，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非常年代的非常高考。
那是我在东北林场知青岁月的第四个年头，很多处于人生彷徨中的知青被纷纷扬扬传说的高考传言吸引。几天后传言被证实，确切消息称，我们林场有十九个推荐名额，我所在的工队也轮到了一个。那一年，因为前景渺茫，我已经心灰意懒，也无心关注这些好像与我无关的消息。然而，或许因为我是林场为数不多的“老三届”，大家议论着这个消息，说着说着就好像这个名额给我才是最合适的，又说着说着，这个名额好像就应该是我的了。果然，工队进行选举，毫无疑义地一致推荐了我。离开学校多年，忽然要去参加曾经与我们这一代擦肩而过的高考，我还是有点意外。
如此顺利地成为被推荐者，我不免也开始做起了“白日梦”。能够从高考这一途径回到上海，这才真正是我的梦想所寄。
不过，参加高考和大学梦成为现实之间，有着很艰难的路程和阻力。在“老子英雄儿好汉”，唯成分论甚嚣尘上的年代，我没有“红五类”那样过硬的家庭出生。有关“要注意成分，也要重在表现”之类的话，明明是在暗示着这扇大门对谁而开，事实上也很难有人能够逾越这种无形障碍。这样想着，我对这个海市蜃楼式的梦想便开始怀疑。我对自己说，我正在做的是一件渺茫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只是作为别人的陪衬而已。
第二天去场部报到，知青们到处都在议论着这个消息，据称林场将从19名被推荐者中最后确定12人参加考试。遇到熟悉的知青朋友，每个人都会面露羡慕地向我表示祝贺。在大家如此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的心里反而变得波澜不惊。我对自己说，这只是例行公事吧，我应该把要做的事做了，然后就可以结束这件本来就毫无希望的事。于是例行公事地填完了所有的报名和申请表格，交到了有关部门，开始等待正式通知。
转眼十多天过去了，这些天里，我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复习迎考为由，享受着领导赐予的“休息待命”的待遇。其实却没有作任何考试的准备，倒是趁机会看了几本从友人那里借来的闲书。恰巧，那几天工队的电话坏了，工队的几位领导又都外出开会未归，所以对于场部发生的事我都一无所知。直到那天管理员老郑紧急托人带来口信，要我赶快下山报到，说所有12名考生就差我一个还没有报到，而明天，是报到的最后一天。
当我接到这个口信的时候，到工队送给养的车已经开走了，自己下山去场部，必须在旷无人烟的山道上步行四个小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算了吧，这本来就是一场游戏，那虚幻的果实挂得太高，我够不着，又何必瞎折腾。不过另一个我却说，你未免对自己太不负责任，是游戏又怎样，果实挂得再高，你不跳一跳，怎么就知道够不着！当天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决心己下，明早一定下山。
第二天早晨，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下山的路，从早晨八点一直到烈日当空的正午，足足步行四小时之久，我才到达林场。遇到同工队的知青小潘，他焦急地带我去林场政工组领取了表格，政工组要求填完后即刻送到林业局文教科去，有专人接收。11名考生的表格已经送去，我来得太晚，只能自己送了。
马不停蹄即刻搭上火车到达林业局文教科，接收的人却不在，接连去了四五次始终未遇，如果过了下班时间，那么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奔波了一天筋疲力尽，失望之余只能准备返回。在车站等车时，我拿出为此奔波了一天的那个表格，准备一撕了之，与这折腾人的高考说拜拜。最后一刻，却看见那位“接受专人”正从车上下来，阿弥陀佛，喜出望外，总算没有辜负一天的劳累。
按照程序，几天后为考生体检。反正闲来无事，干脆与小潘乘火车去了大兴安岭的首府加格达奇，逛逛书店，看看电影。到了体检的日子，与另一位考生小黄一早就去场部，政工组却大门紧锁，又听说晚上场部要放映朝鲜的热门电影《卖花姑娘》，对政工组来说，这或许也是大事，大概体检延期了吧。第二天与小黄再去政工组询问，才知道其他考生昨天都已经体检，我们又晚了一步。即刻赶到林业局，虽然倍受责备，体检却顺利通过了。刚刚舒了口气，问题又来了，按照要求，每人必须交三张报名照，可是我事先根本没接到通知，一张也没带，怎么办？只能马上返回林场，借了一辆破单车，沿着山路一口气骑到工队，翻箱倒柜找出了三张不一样的报名照。正好有车下山，将自行车扔上车一起下山而去。
1973年7月20日，我终于得以走进设在林业局中学的考场。明明知道是逢场作戏，在手持准考证进入考场的时候，还是感慨万千。我所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走进考场的前一天，辽宁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将要掀起全国性的滔天恶浪。而它的由头，正是与我们一样身份的一个知青考生和他的一张白卷。
这次考试本来设有数理化和语文政治五门，后临时取消了理化考试，有人推测可能是考题泄密了吧。在那样动荡的年代，考题泄密应该不值大惊小怪。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成长》，副题为《记一个先进青年》，一个带有典型年代印记的作文题。我想到了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仿照他的结构，虚构了一个在火车上巧遇老同学的故事。虽然没有时间推敲，但是自认为还是满意的。至于数学和政治，虽然荒废已久，但相对于很多我们的“小一辈”来说，老三届总是占有优势的。
迈出考场的大门，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不是因为终于结束了一场人生博弈，而是因为一件毫无意义，却又让自己忙碌了数十天的大事，终于过去了。一切完成之后，对我来说一切也就过去了。之后，很多考生急切地盼望着发榜的日子，可是我仿佛已经置身度外，金榜题名的美梦真的与自己无关。忽然归心似箭，急切地向工队领导申请了探亲假，十天后，我单枪匹马孤身一人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按照计划，每年回沪途中，我都会作顺道旅游。正值盛夏时节，虽然一路车马劳顿，挥汗如雨，但是游兴不减。在泉城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和大明湖，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美景让我流连忘返，早已将高考一事忘得一干二净。那个闷热的午后，信步踱进位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大门，到阅览室翻阅报刊，顺便歇一下脚。报架上有上海《文汇报》，家乡的报纸总是分外亲切的，于是取下翻阅。当天的头版头条，斗大的黑体字触目惊心： 《-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这是一篇转载自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的报导，也便是当时震动了整个中国教育界的“张铁生白卷事件”。
辽宁考生张铁生，在这次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信，对考试和教育路线提出质疑，对“不好好劳动一心复习迎考的书呆子们”表示了极大的不屑。对自己因为劳动而耽误了考试表现出最大的不服。这样无理取闹的信件，竟然被冠以“发人深省”！看了这封信和报纸所加的编者按，我暗自叹了一口气，一切真的都结束了，残存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本来就对这次参加考试不抱任何幻想的我，毕竟也是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
随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转载和评论，高考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似乎板上钉钉。刚刚又露尖尖角的高考，再一次被掐死在摇篮中。
不久，听说林场参加高考的考生几乎全军覆没，唯一被东北一家林学院录取的是一名没有读过几年书的东北籍青年，而他的父亲正是林场的一个副场长。由此，在知青中闹得沸沸扬扬的“高考”，一切归于了平静，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至于白卷先生张铁生，却破格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又破格提拔为学院党委副书记。两年以后，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成为当年“反潮流”风云人物。文革结束后，白卷先生锒铛入狱，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后，于1991年刑满释放。当年的风云人物早已被人淡忘，据说，他过着平静的生活。不知道，一个曾经掀起滔天恶浪，“一夜暴发”的人，他的内心会不会真的平静？
（作者原为黑龙江大兴安岭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