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登录 | 忘记密码
  • 首页
  • 本会概况
  • 新闻综合
  • 工作动态
  • 学术动态
  • 文化活动
  • 热点专题
  • 会员专区
  • 知青文库
  • 知青史料
  • 知青场馆
  • 知青人物
  • 知青后代
  • 知青生活
  • 视频
  • 图片
  • 征文报刊
    • 最新内容

      最新图片

    最新视频

    知青下乡之文化体验——告别家乡

    2022年 06月 24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丘保华 点击:
    在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过程中,大概没有比乘车离开家乡和最后告别农村这两个场景更富于戏剧性,又给当事者留下最深刻印象。在这里,告别家乡的瞬间又是在知青和送子务农的家长及其它有关人员共同参与下发生的。对这终生难忘的经历,不少知青有详尽的描述。 题


    在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过程中,大概没有比乘车离开家乡和最后告别农村这两个场景更富于戏剧性,又给当事者留下最深刻印象。在这里,告别家乡的瞬间又是在知青和送子务农的家长及其它有关人员共同参与下发生的。对这终生难忘的经历,不少知青有详尽的描述。

    题头的宣传画清楚表明知青下乡的目的和应有的态度。图所表现的是知青响应号召的知青在列车开动的一瞬间举着鲜花,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看了这张照,领导放心,家长欣慰,当事人自己也会很珍惜。而且,在笔者搜集的列车开动时的照片里,多数与之相似。但同样也真实的是,有些照片上面的知青和家长似乎笑不出来。

    根据赴内蒙插队的原北京知青作家木斋的记载(注1),在开往扎鲁特旗的826知青列车上:“全车人共计700人,在灿烂的笑容之后,就是痛哭的暴风骤雨,全车人连同送行者,在列车的车轮刚一启动的一瞬间,喧闹的场面即刻成为泪水的海洋!”换言之,人们很愿意以欢乐的形式告别,只是在“车轮刚一启动的一瞬间”出现了“泪水的海洋”。

    作家冯骥才记录的故事(注2)也许有些例外:1970年5月17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七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他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尽管“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但讲述者没哭,浑身有“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很显然,理想感召,青春爆棚,哭哭啼啼的上路?没必要!

    原上海青浦赴近郊插队知青冯正平似乎是另一种告别(注3):我和妹妹都是老三届毕业生,那年我18岁,妹妹16岁。根据当时的形势分配在本地农村插队,地点是现在的“东方绿舟”,当时称为青浦县朱家角公社山湾大队。1968年11月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生产队长摇了一条船来接我俩,还有我们表妹,我们三人插在同一个生产队。我们的行李是每人一副被褥加一网兜的日用品。小船伊伊呀呀地摇着,穿过窄窄的水巷,离开了我们生活十几年的小镇,驶入江面开阔的漕港河。江上清醒的空气,空灵的视野,冲淡了我们些许哀愁,看着队长灵活地摇船,好奇心油然而生,我想我该做些事情了,于是怯生生地对队长说:“让我来学学摇船好吗?”起初队长不同意,怕我掉入水中,我说:“我会游泳,以后总得学会摇船吧?”在我的坚持下,队长答应让我试试。这个告别挺特殊,没什么“代表性”,却同样的真实。因为是近郊插队,上海青浦知青冯正平并未走远,周围得一切也不陌生,他甚至直接学起了摇船!

    笔者对当时的一段是这样记忆的:1969年3月23日上午,龙镇农场的上海知青(老兵)在人民广场集合。那里有政府专门为徐汇区赴黑龙江龙镇农场专列安排的送站车。公交车径直往彭浦车站开去。彭浦车站是位于上海北区的一个货运站,四周空旷,设施简陋。举目望去,偌大的车站只占了空地的一小部分。我们到得已经不早了,一下车就赶紧拎着包往站台走。一路上,除了像我们一样身穿政府发的宽松肥大的草绿棉装的知青外,还有前往送行的父母亲友,足有一二千人。大概是四周太空旷,这里的风很大,吹起一阵阵尘土,把车站罩得灰蒙蒙的。远处高高悬挂的高音喇叭照例播放着早已听过百遍千遍的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曲调虽然高亢,但传到人们耳里时却很少激励振奋的作用,只是增加了环境的嘈杂。维持秩序的“文攻武卫”(注4)和插在站台四周稀稀落落的彩旗把人们围在紧靠铁路的站台周围,一个蒸汽车头正慢慢地喘着粗气,后面牵引着八九个相当陈旧的硬座车厢,等待着开始它漫长的征程。越靠近车站,聚集的人越多。人们三五成群,表情各异。年长者多半神情复杂,目光里透着担忧、伤感和依依惜别之情。年轻的出行者有的兴奋异常,有的目光茫然。不一会,高音喇叭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列车即将准时发车,请到龙镇农场的知青抓紧时间上车。”我们顺着送客亲友让出的通道鱼贯而过,朝各自的车厢走去。登上火车,大家一阵忙乱,先是找到自己的座位放好行李,然后来不及互相打招呼就急急地跑到窗前打开车窗或挤到车厢门口,急切地与送行的亲友挥手致意。车上和车下的人都很紧张,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车下已经有人失声痛哭了,用手绢擦眼泪的更不在少数。忽然,列车一声长鸣,车厢咣当一声猛地颤了一下。与此同时,好像是事先约好,人们突然失声痛哭起来。火车一点点开动,人们的哭喊,不分车上车下,一下达到了高峰,可以说是一片嚎啕。随着这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车站上骚动起来,有的家长不顾一切地追赶着火车,要是没人拉着,说不定会出什么事。眼前的一切太凄惨了,是我到那时为止的短短的一生中从未见到的。(以后我也没再见过类似的场景。)我只能称之为“生离死别”。是不是人们在这一刻忽然意识到了这一切的真实含义?是不是除了这一刻,人们只会默默地承受,脸上还要露出灿烂的笑容?

    如果真要问,告别家乡那一瞬间是笑的多还是哭的多,下面的节选就比较综合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注5):42年前的北火车站,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从北火车站乘火车到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有35000多人,时间前后延续了半年多。在这半年中,每隔几天就有知青到云南去,因此,上海火车站的北月台,总是哭声阵阵,叫声震天,这哭声听了让人心搐,使人毛骨悚然。在这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的哭声中,到底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但只需看那落在月台上斑斑点点的泪水和潮湿不堪的地面就知道答案了。

    看来临走前痛哭流涕相当普遍。也许,在那个一生只有一次的场合,大多数知青还做不到“豪情满怀,一往无前”,或者多数知青还只能是笑着拍照,哭着告别?当然,临走时的哭和笑直接告诉我们的是各人不同的性格以及人们在公共场合的情感趋同,要探究是不是有文化影响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知青的想法。

    先看上海赴云南下乡的陆融的家信(注6):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坚决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全世界各国人民反美斗争的庄严声明的热潮中,我和静安区的革命小将一起,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眼望金色的北京城,告别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一月革命的策源地---英雄的上海,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奔向祖国的南大门,反帝反修的前哨阵地---云南去干一辈子革命!显然,陆融的家信佐证了至少部分知青离开家乡时的心情。在他们看来,面带微笑、满怀豪情地告别家乡无疑是最正确、最应该的,他们做到了。

    知青作家木斋(注1)对自己的离别时这样说到:“我也是哭着离开北京的,可能是潜意识里为少年时代的结束而哭,为永远离别北京的热土而哭,为昨日刚刚被抄家的母亲而哭,……一旦哭过,我那自少年时代培育出来的诗人的天性就会成为新的统治者。”这在当时会被斥之为“小资情调”,但今天,从文化角度来看,却可称之为“人之常情”或“人文情怀”。这种情怀当时绝不可能在主流媒体中见到,却确实存在于人们心底。这也是文化,另一种文化。诗人和其他知青下乡时,它就在他们心底。

    天津知青王爱英消息描写了赴内蒙知青列车开动时的情况,也谈到了理由(注7):我们家是我父亲来送站的,母亲无法承受这样的别离,所以没到车站。但此时父亲也没有在我身边。父亲是在人海里挤不过来,还是不愿意挤上前介入这悲情一刻,我不知道。我只看见父亲在一个立柱下踮着脚向我招手,随即就被涌动的人海淹没了。我很满意父亲的表现,就跟旁边的同学炫耀:“我爸没哭。”——至少我没看见父亲哭。……令人震撼的哭声发生在专列开动的那一刻,整个天津站突然爆发,哭声骤起,一瞬间形成高潮。那是集体的哭声,压抑已久的哭声,不可阻挡,难以遏制。几千人还是几万人,具体人数无法统计,反正站台上已挤满前来送别的亲属。有掩面而泣的,有放声嚎啕的,有声嘶力竭喊孩子名字的,还有不管不顾地追着列车疯跑的。车窗里伸出的手臂拼命地摇,似乎想抓住什么,站台上的手臂在回应,像疾风中的树林波翻浪涌。车身在颤动,站台也在颤动。而我,却在一片哭的声浪中无动于衷。可能是懵懵懂懂,可能是基因遗传,可能是终于摆脱父母管教的轻松,我不懂得感伤,也没有眼泪。王爱英很同情那些开车时痛哭流涕的家长和知青。但他对没看见爸爸哭很满意。他自己也没哭,原因很模糊,“可能是懵懵懂懂,可能是基因遗传,可能是终于摆脱父母管教的轻松,我不懂得感伤,也没有眼泪”。作者把自己的反映归之于一种青少年特有的成长过程,也真实可信。

    诗人郭路生在他的名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印证了多数知青当时的感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我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这首诗并没有反对什么,只是说:离开父母,离开家乡,不知还能不能回来,我很迷茫,我很疼。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肯定是个不和谐音,但诗中描写的现象和笔者在乘车离家奔赴边疆的一刹那的所见所感一模一样!尽管是“笑比哭好”,离别时伤感乃人之常情。但是面临上山下乡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在知青告别家乡的那一刻,成千上万的当事人一起失声痛哭,就不能不说是个文化现象了。首先,这在政治上太不正确了!这可是响应号召,踏上“接受再教育”,“成为接班人”的“康庄大道”啊,怎么弄得像生离死别?当然,多数知青和送别亲人的哭声并非反对上山下乡,而只是告诉人们,当知青面临第一次如此重大的人生转折时,当他们以及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亲友忽然意识到,他们必须以全副身心来承受这选择的后果时,代价可能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料。“覆国倾家,挥泪走天涯”笔者个人对离家一刻的描述,似可用来表达多数知青当时的心情!

    注1:摘自木斋《历史的化石》。

    注2:摘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北大荒军垦。

    注3:摘自《九安随笔》,摇着小船去插队,作者冯正平。

    注4:指当时的民兵组织,借用当时派系斗争时使用的“文攻武卫”这样一个措辞。

    注5:摘自《北火车站的哭声》,互联网:口述知青,作者陈年酒。

    注6:摘自陆融《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70.5.25)。

    注7:摘自王爱英,《专列开动那一刻》《中老年时报》2012年9月6日7版。

    (作者原为下乡黑龙江龙镇农场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