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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春节坎

    2022年 06月 23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李恩骐 点击:
    毋宁多言,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自古以来每到年终岁末,人们都兴高采烈,张罗着过年,穿新衣,吃团圆饭,放鞭炮,发压岁钱……,一派热闹祥和的新年景象,这一切勾起人们多少美好的记忆。 可是在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春节却曾是我们上海知青最为

    毋宁多言,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自古以来每到年终岁末,人们都兴高采烈,张罗着过年,穿新衣,吃团圆饭,放鞭炮,发压岁钱……,一派热闹祥和的新年景象,这一切勾起人们多少美好的记忆。

    可是在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春节却曾是我们上海知青最为难熬的一道坎。在江西万安下乡的第一个春节(1970年),当地政府倡议:“希望广大上海知识青年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可是实施的结局,却迥然不同,村乡、大队对上海知青严加看管,层层把关,以强迫代替了自愿,滑稽之极,令人不胜唏嘘。

    江水滚滚,渚清沙白,无边落木,万里悲秋,思亲之情,油然而生。1969年底罗塘公社上海知青几乎全部出动,奋战在嵩阳防洪堤的第一线上。一天下午休息时分,突然有人大声疾呼:“有三个上海佬乘船跑了!”顿时工地现场骚动,气氛紧张,我们站在防洪堤上,远远望去,渡船已行至遂川江流中心,船上坐着三个嵩阳大队的上海知青,两男一女,洪方达、陈建民和杭亚菊(均为我的校友),船老大是个哑巴,他弟弟是嵩阳大队民兵营长,跑至岸边不停地打着返回的手势,船老大回望明白后,就立刻掉转了船头。情况突变,温文尔雅的洪方达不得已拿起另一根竹篙与船老大抗争,一个往前撑,一个往后撑,形势跌宕起伏,相持不下,渡船在江中滴溜溜地打着转转,许久,无奈知青体单力薄拗不过船老大,渡船最终被撑回了嵩阳渡口。

    他们三人沮丧上岸,女知青不禁伤感流泪,这时竟然来了几个武装民兵,将他们直接押回了生产队防洪筑堤驻地塘尾村。春节回家过年,本是天经地义,不想竟然成了他们的一条“罪状”。当晚全体人员集合,召开批判会,对三人进行批判教育,“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惩一儆百,借以警戒其他上海知青。开完会,同学魏健明、曲怡君惺惺惜惺惺,不禁悲从心来,陪着落泪,安慰一番,然后将他们三人送回居住地曾家村。

    而后一天,我与校友黄嘉乐相遇,他也是嵩阳大队知青,谈起此事,我义愤填膺,他却神情忧郁地说:“奈何不得,接受再教育,在人家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话听得我感慨万千,心酸不已,也是这位校友留给我唯一的印象。(没几年他转至自己家乡投亲插队去了)

    夜半时分,寒风凛冽,月光冷艳,洪方达、陈建民和杭亚菊初心不改,毅然决然挑着行李重又上路,而另一位知青蒋敏凌(同为校友)侠义肝胆相送。行至荒野渡口,竹篙不知被哑巴藏哪儿去了,风萧萧兮江水寒,但再难再苦也挡不住回家过年的心啊,蒋敏凌、洪方达、陈建民冒着危险下水,推船过江,费尽周折,才到达彼岸。而后由蒋敏凌一人推船返回,放在原地。

    上岸后,又行了近十里路,到达赣江主流上的蛤蟆渡。渡口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三人只能坐等数星星。捱到第二天凌晨,才乘上渡船,至县城再转乘班车,满腹辛酸,总算如愿回上海过年去了。

    半个月过去,嵩阳防洪大堤工程施工结束,晓瑞队的上海知青陈侃(也是我校友)购置年货,准备回上海探亲过年。他长得身高马大,可是走了几次,都在路上被队里派出的青壮民兵给截住,几经交涉争持,鸡同鸭讲,道理讲不通,就是不让回上海。

    于是陈侃与几个同村的上海知青一起,绞尽脑汁,制定了一个舍近求远的“暗度陈仓”战术。月黑天高,他们悄悄地出村,翻山越岭,行了三十多里路,到达邻乡潞田镇上,准备搭车回上海。哪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队里的青壮民兵早已布下“地网”。在重重包围之下,他们还是被“押”了回去。江郎才尽无计可施,被迫无奈的陈侃发出喟叹,难、难、难,心有不甘地在当地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

    北风簌簌,大雪纷飞,转眼已是大年三十。我们小南坑的十个知青只有刘鸿飞、孙长荣二人因家中有事,发来电报,被特批年初一才能离开江西回上海过春节。为了早一刻回到上海,他们决定三十晚上赶至县城,第二天一早乘上班车。

    中午时分我们提前吃好年夜饭,整装出发。二十几里山路,白茫茫地一片,鸟儿飞绝,人影踪灭,旷野之下只有我们五人(他俩加三位送行的校友)挑着年货行李以及装满活鸡的鸡笼,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急冲冲地赶路。行至遂川江渡口,渡船早已自横,刘鸿飞只得自充船老大,撑船过江。由于江水低流,时时搁浅,于是我们又下水推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齐心协力,总算过了江。

    雪里行军情更迫,一路上我们疲惫不堪,但依然急速前行,跋山涉水,终于赶到蛤蟆渡口。可是为时已晚,机轮渡船已下班停航。我们齐刷刷地站在江岸上,对着隔江停泊的机轮渡船,拼命呼喊,哑了嗓子,也无回应。我们心急如焚,又无处住宿,知青队长蒋寿江当机立断跑至附近的生产大队部,摇了半天电话,夜已深沉,总算联系上县政府值班人员,在县政府的关照下,机轮渡船特意过江来接。第二天一早将刘鸿飞、孙长荣送上车后,我们才如释重负。

    时光匆匆,而后几年,知青回上海过春节的一档事,当地农村也不像以往那么纠结了,想回就回,一切放任自由。可是我们几个男知青却不愿意回家过年了,因为到了年底,我作为全劳动力,做牛做马累了一年,分红时,扣除下一年度上半年的口粮后,仅余1元2角3分。家境条件不好,生产队又穷,落此窘境,探亲路费无处着落,逃票乘车也实在太紧张,只能远望当归,将思亲乡愁埋在心里,过年的热情消退至九霄云外。

    前程茫茫,谁知道苦难的知青生涯何时结束,但是“年”还得过。于是我们几个男知青从菜园里收来一些蔬菜,生产队又分配了一些塘鱼、猪肉、麻油和芋艿、萝卜,从大年三十的上午一直忙到下午,厨房内锅碗瓢盆,乒乒乓乓,众人齐动手,洗的洗,烧的烧。

    吃年夜饭时,桌上摆满了上海家常菜,端起酒杯,欣然举箸,知青互道来年好运,早日上调,自食其力。欢快的气氛持续了一会儿,当有人提议为上海家人祝福时,想到两年多没有与家人团聚,不知亲人安好,情绪开始低落,一时无人言语,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思亲泪。

    沉闷中,不知天上早已下起了鹅毛大雪。推开大门,漫天皆白。俗话说,小雪怡情,大雪壮怀。遥望雪景,引得高情,我思绪纷飞,再也耐不住了,拿起竹笛跨出大门,吹起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插曲:“风雪满天,搏斗在深山,怀念众乡亲……”笛声嘹亮凄厉,伴随着北风呼啸,丝丝冷气直逼胸怀,搅得在座的各位知青更加伤感,彻底没了过年欢快的气氛,吃到嘴里的菜肴,如同嚼蜡。于是我们草草吃完年夜饭,关闭木窗,闩上大门,堵住狗洞,熄灯入睡,在被窝里辗转反侧,一夜无眠,肠断有谁知,儿想娘来,抹着眼泪“倍”思亲。

    第二天大年初一,一清早,门外空地热闹喧哗,队里的一些老表踏着积雪给我们知青拜年来了。往年春节我们还开启大门,用笑脸热情地敷衍一下,而今我们置若罔闻,一没心情、二没兴趣。门窗外砰砰啪啪一阵敲打,又是一阵大喊大叫,可是任凭外面狂轰乱炸,我们一声不吭,岿然不动。许久,老表敲打累了,无可奈何地回了。

    在房间里,我们饿了就吃一些山芋干、花生果,渴了就喝一些水,困了再睡,大白天大门不出,小门不迈,实在睡不着时,就点起煤油灯,下棋看书写字,自得其乐,打发时间。

    呜呼,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就这样我们在房间里黑咕隆咚过了三天,度过了“春节”这道坎。

    (作者原为江西万安县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