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第一个年，我是在毕楼知青点上过的，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离开家庭，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外面过的第一个年。

1976年8月20日，我们57位农友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集体下乡到巨野县营里公社毕楼林场。此前在巨野下乡的知青，不论是外地的还是本县的，都是分散插队落户或是集体下乡插队落户，可我们那批知青，是集体下乡、集体落户，属于巨野县首个“单独知青队”。

我和农友们虽是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走到一起，但在那“广阔天地”里却是同耕一方田，同吃一锅饭，朝夕相处，很快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年，我们下乡没过几个月，转眼就到了过年。农友们大多数家庭都在本县，即使不在本县，也都在本地区，只有个别的在外地。即便如此，由于大家都是刚走出校园，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不久，都是在那十几岁的年龄，思家和渴望与家人团聚的心情还是很强烈的。刚进入腊月，农友们就盼着赶快回家过年与家人早日团聚，带队干部和队委会也提前进行了研究，并做了分批回家过年的具体安排。

回忆在知青点上过年，还是很有意思的，有些事模糊不清，有些事一直记忆犹新，现在我把在知青点上过年的零星记忆，用自己拙劣的文字将其记录下来。

首先是过年的伙食。那年头不像现在，一般老百姓家庭每天都能吃上点肉和白面馒头，而那时只有过年。虽说那时我们知青队的伙食比老百姓强，但平时都还是以粗粮为主，要想连着几天有肉和白面馒头吃，也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真能够顿顿有肉吃，并且又能吃些花样的饭菜，而那同样也只有在过年过节和农忙季节劳动强度大的时候改善生活时才能吃上。

过年的那几天，知青点上除了有县里照顾知青批给的指标肉和付食外，我们自己还杀了猪和羊，带队干部又通过在食品公司的关系，给买了很多带鱼。在当时计划经济年代，要能买到鱼和肉，都是要有指标的，凭票才能买到。那个春节，我们第一批留点的几个农友，可算是过了把吃瘾、饱了个口福，以致吃的猪肉到初三换班时，只剩下了肥肉和猪油了。过年的那几天，就是喝羊肉汤，也只选好肉，羊杂都不想吃。有次，已经把羊杂下到锅里，又被一位农友捞了出来，放在拖拉机斗上，后来又让我放在了锅里。不是有句话吗，叫做“有好哩不吃歪的”，以致换班的农友非常恼火，说我们太不够意思了，并向带队干部“告发”我们，强烈要求，得再买些好肉。现在想来，我们也确实有点太自私了，但说到底，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闹的。那时的日子，过得太穷了，平时吃不上，逮着就狠吃，并净捡好的吃。不像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但到了这个年龄，每天大鱼大肉送到跟前也不敢海吃胡喝了，就怕一不小心摊上“三高”，下半辈子可就真的享不了福了。

其次是过年时的娱乐。那个年代的文化娱乐也很单调，一些文革前的歌曲、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还没解禁，没什么可听可看的，又是毛主席刚逝世不久，大家还都没从悲痛中缓过来，就是整天围着“戏匣子”，也就是有线广播喇叭，听一些当时政治性很强的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过年的那几天，农友们除了聊天、打牌再就是自寻乐趣，没有什么可娱乐的。

在我记忆里，也是几个在点上过年的农友，印象最深的，就是年初三，两班交接时的大聚餐。那晚的菜很丰盛，再加上回家过年接班的农友，各自带了不少好吃的东西，让我们也提前品尝到了家的年货，聚餐结束后，大家都到队上的牛屋里，围坐在燃烧的柴火旁，那时冬天农村取暧就是燃烧一些干树枝、豆秸、棉花柴等，俗称“烤火”。那年过年，我和几位男农友，不知是谁的提意，全都剃了光头，在燃烧的火光前，每个人的头都让火光照得贼亮，大家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听着老农代表讲的一些鬼怪离奇的故事。有的农友，还不时唱一些革命歌曲及样板戏选段和自编自创的曲调，非常热闹，那个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也扯着个破嗓门，唱了几句，不知什么时候学的，也不知在那里学的，八不靠调的河南坠子，什么“大里像石头，小里像个脚趾头……”而且，反复地唱着这几句坠词，直到现在，好些农友都还记得，真是太可笑了。

再就是到毕研明家去喝喜酒，毕研明是大队派到我们知青队的拖拉机手，他家就在毕楼村。那年过年正赶上他结婚，他让我们几个男知青到他家去喝喜酒，当时我们那个年龄，在这之前几乎都没有参加过喜宴的经历。我们去他家，喝他的喜酒，他家给我们很高的礼遇，也可能认为我们是知青，对我们特殊照顾。由于那天天气很冷，他安排我们几个坐在堂屋正对门的一张桌上，因为那个位置，能得到阳光暖和一些。他们那里结婚喜酒很讲究，礼仪也很重，酒席中先是毕研明的爷爷、奶奶进行敬酒，然后，是他父母再敬，最后才是他们新婚夫妇敬，而且敬酒的酒具，用的是吃饭的大碗，每轮敬酒我们都难以推辞，特别是轮到新媳妇敬酒，如若不喝，她就会跪下不起，一直等客人把酒都喝了为止。我们哪见过这种阵式，因此不管酒敬多少全都喝干，所以，我们几个都喝多了。在返回知青点的路上，我们借着酒劲嘻笑打闹，一路狂欢，到了知青点上，第一件事就是找水喝，开水喝完了，就找凉水喝，几个女农友看我们都喝醉了，就故意逗我们，便舀了些刷锅水，让我们喝，有的还真喝了下去，以致后来，说起这事，就成为笑谈。

今年，在搞“1976年毕楼下乡知青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我曾让单位的一个小同事（他家在顺河村，与毕楼村是邻村，我们下乡时，这两个村是一个大队。）专门打听毕研明，反馈的信息是，他已在几年前患肝癌去逝了，我有点不大相信。他现在如果活着，也就是60刚出头。我怕消息有误，后来又找了一个国税局退休的熟人，他家就在毕楼村叫毕研兴，我拿着在毕楼下乡时拍的一周年合影照片，让他确认，他一眼就认出了毕研明，同时他还认出了一位代班老农，并指着说，这个是我父亲，他也于2005年去世了。他父亲叫毕泗钦，当时，他老人家主要是负责菜园的农活，这真是太巧了。当我告诉几位农友后，都认为毕研明走得早了点，太可惜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不论是伟人还是凡人，也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要遵从这一规律。在此，愿他在天堂能知道，还有几位喝过他喜酒的知青朋友，仍在怀念他。

那年，在知青点上过年，我是一直到了正月十五才回的家，带队干部让我到县知青办领取全县知青开展劳动竞赛的《通知》，顺便在家呆了两天，第三天就返回了知青点。

现已知在毕楼留点过年和年初三换班的男女农友有八人，其他还有谁，以及过年时的趣闻趣事，有些已回忆不起来了，请农友们看到此文后予以告知，以便今后修改此文加以补充。

(作者原为巨野县营里公社毕楼林场山东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