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又要到了，我想起了母亲，思潮起伏，浮想联翩。1969年4月底，我下乡去浙南农村插队。那天上午，母亲请了假为我和大妹妹送行，一直送到十六铺码头，乘坐海轮去温州。母亲买了不少好吃的糕点零食，给我俩带在路上吃。

上船前，母亲紧紧地拽住我俩的手，依依不舍地说：“到了乡下，记得经常给家里写信，不要让我和你们爸爸担心。”说完她的眼睛湿润了，直到船快开了才放手。

船起锚后渐行渐远，母亲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眼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972年12月底，我从军戍边赴东北。

那天晚上，在镇上的邮电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三点才乘汽车出发，到达温州后，在转运站招待所又住了一宿。第三天中午十二点，乘海轮前往上海。第四天下午二点钟左右，我们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步行走到北站。

进入火车站（老北站），一列长长的棚车早已停在站里。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母亲和留在上海的小妹妹正在站台上张望，赶紧向他们招手呼叫。他们也很快地认出了我，一家人团聚在车站，见面后格外高兴。原来是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表哥，打听到发车时间，把他们带进了车站。

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父母亲，见了我心情异常激动，握住我的手问长问短的。这时，正好有位两鬓斑白、个子矮小的首长，经过我们身边，见状便停下来，操着四川口音问：“小伙子，他们是你的什么人啊？”

“我爸爸、妈妈和妹妹。”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上海的！”

“你怎么会从浙江来的呢？”

“我下乡在浙南山区插队，从那里报的名。”

“全家人在这里团聚挺不错的，今后一定要好好干！”

“知道了，请首长放心！”

“到了东北边境后，要记住继承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三八式老干部的父亲勉励我说。

“阿毅，别辜负首长的希望，为我和你爸长脸。”母亲也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干！

首长和我及家人交谈了一会，又往前走继续视察。下午五点以后，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

“呜——”汽笛长鸣，列车慢慢地开动了，载着我们离开上海。爸妈和小妹不断地挥手向我告别，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车速越来越快，人影越来越小，很快就在我的眼帘中消失了。

1997年1月初，我赴香港理工大学进修。出发那天半夜三点多钟，我从睡梦中醒来。厨房的灯亮着，母亲早已起床，正在为我准备早餐。

早上八点，我将乘坐上海航空公司的班机去深圳，从罗湖出境赴香港。因按机场规定，需提前1至2小时检票验证，在候机室等待登机。所以我隔日预订了出租车，准备五点半就从家里出发去机场。

四点半左右，母亲把我叫了起来，匆匆洗刷后，吃了母亲给我下的一大碗热面条，收拾行李，整装待发。我行李较多，母亲放心不下，坚持要送我上车。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外面风很大，天也下着雨，又冷又黑。母亲一手打着电筒，一手撑着雨伞。我一手拉着旅行箱，一手提着行李袋。母子俩合撑一把伞，在手电射出的微弱光线下，踩着地上的雨水，来到了小区门口。

出租车已在马路对面的北郊中学门口等候，母亲再三叮嘱：“你到了香港后，要经常写信回家。”

“知道了！妈，您快回去吧！”我满口答应，让母亲先回去。

可母亲却站着不动，直到亲眼看着我穿过马路，钻进车子后才回家。北风呼呼，冬雨沥沥，年近八十高龄的老母亲，迈着迟钝缓慢的脚步往回走。我坐在车里透过车窗，望着母亲的背影，渐行渐远消失在漆黑的雨夜中。

不到七点，我就到了虹桥机场，进入候机大厅内。母亲年迈又体弱多病，一个人摸黑回家,我真有点不放心，想打个电话问她是否已到家。可那时我还没有手机，虽然机场候机室有电话，但需要用电话卡才行，我也没有电话卡，只能干瞪眼。

上午十一点，飞机抵达深圳。我从机场乘坐中巴到市区，然后通过罗湖海关，再乘坐轻轨，下午三点到达香港九龙的红磡。

当天晚上住在尖沙嘴酒店，准备第二天早上再去沙田学者公寓登记安排住宿。晚饭后，我心里忐忑不安，实在放心不下母亲，独自到街上用投币电话打给家里。

“喂！”我接通了电话。

“哎，你是阿毅吗？”电话里传来了母亲熟悉的声音。“妈，是我。”我连答带问，“我已到香港了，您好吗？”

“我蛮好，你放心好了。”

母亲提高嗓音对我说。

母亲安好，搁在我心上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我问了母亲的情况并报了平安。

母亲无论是在职时还是离休后，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子女的生活、学习、工作，乃至婚姻和孙辈等，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的幸福创造条件和默默奉献的往事，至今难以忘怀。母亲已经去世十多年了。

但过去到浙南插队、去东北戍边、上大学读书和赴香港进修时，母亲送别我的情景，却经常浮现在眼前。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子情深……

（作者原为浙江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