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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 经济是否是最深层动因?

    2022年 02月 03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矫佳玲 点击:
    第一节:资料评估 此项调查探讨了“经济利益在多大程度上是1966-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重要动因”,侧重于评价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动因的相对重要性。除了以下两个被详细评估的资料来源,本文还将引用法

    第一节:资料评估

    此项调查探讨了“ 经济利益在多大程度上是1966-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重要动因”,侧重于评价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动因的相对重要性。除了以下两个被详细评估的资料来源,本文还将引用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宁的《失落的一代》等著作提供的西方的学术视角1。同时,本文还将通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府演讲、指示和评论,考察官方叙事中的变化和连续性2。

    第一个资料来源是孙成民在2019年《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题为《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心》3。作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孙成民可以查阅党的文件,如文章中提到的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编制的15年上山下乡安置规第二节:划4。然而,作者长期专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导致他往往倾向使用意识形态证据,如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论证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动因5。论文重新解读上山下乡为建立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强调“ 初心”,反映了当代政治议程对中国历史叙事的影响6,但也同时阻碍了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估。作者强调上山下乡决策意在建设国家、培养革命接班人,但对知青的个体缺乏关注7。另外,文章缺乏客观的统计数据,只引用了由党出版的书籍8。

    第二个资料来源是刘小萌在2004年编写的《中国知青口述史》9,主要用于提供第一手材料。编者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数年,同时也是知青,信息较为权威可靠。细读序言,此书意在通过聚焦知青中的各类典型再现上山下乡运动的多维度10,关注个人经历而非学术权威的叙事11。本文中的第二节引用了这本书中的第一手细节,如有些知青自愿去农村的个人考量等12。这些内容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意挑选具有不同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政治观点的知青来汇编不同的记录13。然而此书采访时间为上山下乡结束几十年后,难以还原当年知青即时的真实反应14;并且其侧重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先驱者和领导者,因此读者很难对这场运动下的普通大众产生正确认知15。最后,就如编辑承认,一些重要片段由于被访者的隐私顾虑而被删除,降低了内容的真实性16。 

    1 博宁· 米歇尔 ( 注: 外文名:Bonnin Michel,中文名:潘鸣啸)《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由克里斯蒂娜·霍尔科翻译,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2013 年

    2 参见参考书目

    3 孙成民《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心》,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6 期(2019 年1 月)

    4 孙,125 页

    5 孙,121-123 页

    6 孙,121 页

    7 孙,121-126 页

    8 同上

    9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10 刘,22 页

    11 刘,39 页

    12 刘,39、56, 页

    13 刘,21 页

    14 同上

    15 刘,16-21 页

    16 刘,36 页

    17 顾洪章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1 月


    第二节:正文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于1968年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十年中一共有1776万知青被送到未开垦的处女地或农村从事体力劳动17,其中1968年大规模下乡的知青大部分是1966-1968年毕业的初中和高中生18。在对上山下乡动因的解释中,中国史学界19大多强调上山下乡背后的长期经济和人口规划,而西方历史学家通常认为“ 文革” 中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往往凌驾于实际效用之上,并指向“ 红卫兵” 为运动的触发契机。本文认为虽然社会经济考量是主要动因,但若没有稳定“ 红卫兵” 的政治必要性,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动机,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不会如此之大。

    在经济上,中国城市人口过剩的问题一直存在,而上山下乡的目的其一是引导这些过剩人口向农村发展。从1954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实施了类似的人口疏导政策,背后主要动机为教育资源短缺和失业问题20。1963年,劳动部曾估算全国城镇在1966-1980年间将积累1783万的过剩人口21。此外,孙成民指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曾在1965年8月就制定了15年下乡计划,显示动机并非巧合22。虽然中国政府当时“ 在少数几次提到城市人口过剩问题的时候,淡化了这个问题,23” 这更证实了这种经济动机的重要性,因为“ 失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并不该在公众间广为传播24。由此可见,城市人口过剩是上山下乡的先决条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促进农村发展的经济考量是矛盾的。在1970年的第26号文件中,毛泽东强调知识青年应踊跃建设新农村25。而在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引用的第一手资料中,张韧回忆道,她的下乡动机是认为国家需要人们去农村26。然而,知识青年并没有接受过农业生产方面的培训,反而增加了“ 农村的人口过剩”27。事实上,城市在同期却经历了反向移民:1966-1976年期间,政府曾招募1300万农民进入城市工作28。新农村发展的崇高宣称,与其执行失败之间的矛盾表明这并非底层动机。因此本文认为城市人口过剩,作为在政府内部传播却向公众隐藏的紧迫问题,才是导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的主要原因。

    把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同时快速拔除了当时作为城市稳定一大隐患的“ 红卫兵”。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的号召29。在此之前的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 红卫兵” 五大领袖,标志着毛泽东对“ 红卫兵”30不再信任。从时间上来推断,上山下乡呼应了社会对“ 红卫兵” 的顾虑:人民日报描述“ 红卫兵” 为“ 游手好闲”、失业,及“ 做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31。尽管文化大革命使“ 红卫兵” 成为紧迫的政治问题,但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匮乏才是深层原因:他们“ 没有学校可以去”,只能“ 在街上游荡,参与派系斗争” 32。显然,“ 红卫兵” 导致的政治问题是触发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关键因素。

    上山下乡是“ 文革” 的产物,因此它不仅需要解决社会经济,还需“ 改变灵魂” 33。毛泽东在指示中主要把上山下乡诠释为将城市青年与工农兵融合的“ 再教育” 运动34。他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35同时,毛泽东在演讲中曾反复批评教育体系中缺乏劳动锻炼和社会实践36。反之,他认为艰苦的农村生活能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如此才能培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37。在政府和媒体的这些“ 豪言壮语” 下38,内蒙古插队第一人—— 北京知青曲折回忆道,他和同学们自告奋勇下乡时坚信与农民相结合将是未来共产党发展的方向39。上山下乡不仅将迫在眉睫的政治威胁——“ 红卫兵” 们—— 清出了城市,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还在同时被毛泽东的思想所改造,进一步加强毛泽东的权力40。由此可见,政治原因是对意识形态动因的补充。博宁认为,意识形态和经济目的“ 无法兼容,” 导致实操过程中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因此,上山下乡背后乌托邦式的思想才是最主要的动因41。然而这种分析中有事后偏见的嫌疑,排除了经济规划失败的可能性。尽管“ 文革” 期间所有决策背后都有思想考量,但城市资源匮乏仍然是底层动因,受到政府高层的持续关注42。

    缓解城市人口过剩的经济必要性是决策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点可以从政府人口规划的连续性中看出。然而,经济不能被归为唯一的动机, 因为“ 再教育” 的意识形态动机在“ 文革” 中对毛泽东有重要意义,并且往往越过了现实利益。帮助农村发展的宣称与现实相矛盾,因此只是表层原因。“ 红卫兵” 的政治动因是短期且次要的,背后仍然由经济与意识形态动因决定:到农村去既减少了失业和缺乏教育空间,也有助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遍布整个中国。

    18 博宁 461 页

    19 林奇,迈克尔J。《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76 年》 伦敦:霍德和斯托顿,2011 年; 麦克法夸尔,罗德里克和迈克尔·肖哈尔斯, 《在毛的最后一次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终结”》剑桥大学(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08 年

    20 小萌 《中国知青史 大潮(1966 ~ 1980)》(中文版),中国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年

    21《关于今后18 年城镇人口和劳动力安排的初步估算》,劳动部,1963 年8 月

    22 孙,125 页

    23 博宁,34 页

    24 博宁,32 页

    25 孙,122 页

    26 刘,56 页

    27 博宁,29 页

    28 潘以红,《革命熔炉:中国乡村运动中的青年》,列克星敦图书,2009,50

    29 民日报 1968 年12 月22 日

    30 麦克法夸尔,罗德里克和迈克尔·肖哈尔斯,《在毛最后一次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终结”》,剑桥大学(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08 年

    31 博宁,35 页

    32 潘,47 页

    33 确叶尔. 莱昂《中国的新人类》第一卷25 页,(1975 年)15-31 页

    34 博宁,459 页

    35 人民日报,1968 年12 月22 日。

    36 邓杰,《“上山下乡”运动成因再探究—— 处置过剩劳动力的视角》城市与社会,北达科他州57-79,59 页 

    37 孙,122 页

    38 潘,49 页

    39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40 博宁,23 页 

    41 博宁,46 页

    42 潘,50 页 

    第三节:反思

    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使我产生了对历史学的挑战和其解决方法的若干见解。

    首先,本文参考的资料范围让我认识到历史偏见的不可避免性,与正确认识其来源的挑战。虽然以博宁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学家有缜密系统的方法论,但博宁在序言中提到写这本书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阐述“ 毛派乌托邦的矛盾后果”43。这句话读后让我感到怀疑,开始仔细评估博宁对意识形态动机的关注是否纯粹以证据导论,最后导致我在正文中挑战他后见之明的偏见。宏观来说,历史学家需要不断评估资料、总结可靠信息、在历史偏见中提取隐含的信息。

    其次,上山下乡的资料繁杂,收集时常常会难以取舍。尽管我同时使用了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包括学术论文、口头叙述,但仍然无法涵盖全局,因为选择本身就意味着偏见。为了尽可能全面,历史学家需要收集相互补充和相互矛盾的资料。我选择的来源主要来自三个类别:第一手资料、中国当代史学和西方史学。这些资料提供了一个相对和谐完整的叙述,同时在他们导向不同时又能进行交叉分析,例如关于经济和意识形态动机的相对重要性44。

    第三,上山下乡运动,或宏观来说“ 文革” 的十年,在当代中国仍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导致历史档案作为机密文件被隐藏,只能参考官方出版物,对历史研究构成了挑战。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们的作品既不可能成为最终结论,也非客观,而随着更多文件的解封,历史认知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面对这种限制,历史学家需用交叉参照来检查事实。在挑战发展乡村的动因时,我同时引用了潘和博宁的作品,两者相互证实,却同时提供了不同的证据45。为了弥补政府决策第一手资料的缺失,我参考了孙成民的论文,在最大程度上补全这一块认知46。

    参考书目

    [1] 博宁·米歇尔,《失落的一代:中国受过教育的青年的成熟(1968-1980)》克里斯蒂娜·霍尔科翻译,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邓杰,《“ 上山下乡” 运动成因再探究—— 处置过剩劳动力的视角》城市与社会,北达科他州。

    [3]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4]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大潮(1966~1980)》(中文版),中国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5]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6] 林奇·迈克尔J,《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76年》伦敦: 霍德和斯托顿,2011年。

    [7] 麦克法夸尔·罗德里克和迈克尔·肖哈尔斯,《在毛的最后一次革命中的“ 红卫兵” 的终结》剑桥大学(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08年。

    [8] 潘以红,《革命熔炉:中国乡村运动中的青年》列克星敦图书,2009。

    [9]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

    [10] 孙成民,《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心》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6期,2019年。

    [11] 确叶尔·莱昂《中国的新人》第一卷1975年。

    [12]《关于今后18年城镇人口和劳动力安排的初步估算》,劳动部,1963年。

    (作者系英国卡迪夫国际学院高中三年级上海籍学生,知青三代) 


    43 博宁,xxii

    44 潘,50 页,博宁,29 页

    45 潘,50 页,博宁,29 页

    46 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