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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蒸馍头争口气

    2021年 11月 30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张持坚 点击:
    快到退休年龄了,小东已不理公务,在办公室里整理物品。二十余年积累下来的书报、杂志、信件和起草撰写的文件、报告等等,塞满了两个大柜子和五六个纸箱子,得好好收拾一番。归整中,翻出一封1979年我写给他的信,是对他想到我当时所在黑龙江农场总局报社工

    快到退休年龄了,小东已不理公务,在办公室里整理物品。二十余年积累下来的书报、杂志、信件和起草撰写的文件、报告等等,塞满了两个大柜子和五六个纸箱子,得好好收拾一番。归整中,翻出一封1979年我写给他的信,是对他想到我当时所在黑龙江农场总局报社工作的回复,便打电话告诉了我。一番话,把我拉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只是"信"实在想不起来了,但"那件事"却记得清晰,因为它有些"特殊"。

    小东也是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但和我不是一个团,因为都在团里搞报道,在兵团开新闻会议时住过一个房间,交谈甚是投缘,因此熟稔。他勤奋,有灵气,写稿出手快,好稿子不少。我到兵团报社工作后没少编发他的稿件。后来知青返城开始了,他回到了上海。没想到1979年初夏的一天,回上海没多久,他突然来到佳木斯,到农场总局报社(那时兵团已改制为农场管理总局)找我,说想到报社工作。我很吃惊:"你好不容易回家了,怎么又想回来了?"他解释:"我还是喜欢新闻工作。"他说,回上海后接父亲的班,进了纺织系统的一家集体企业,整天和机器、女工打交道,觉得没意思。想想以前搞报道很有劲,是自己爱好的、感兴趣的。他让我和总编说说,有没有调到报社工作的可能性。我劝他要慎重,说:你这个举动,你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能同意吗?他说如果报社要我,我回去做他们的工作。我估摸那封信就是我和总编交谈后写给他的。那时人才流动非比现在,规矩很多,再说小东已不是知青了,是上海企业的工人,黑龙江农垦总局报社要把一个上海工人调来,怕是件不大好办的事。可行的办法是,小东重返下乡时的农场,回到农垦系统,才有调到报社的可能。信发出后,没见回音。不久我调到新华社,事情也就放下了。我估计,小东没能通过"家庭关"。

    电话通话没几天,我和小东相约在一家"东北人"餐馆,就着"地三鲜""干豆腐炒青椒"和"小鸡纯蘑菇",喝着飘着清香的小米粥,话题自然转到了那封信和当年的事情上。小东打开了话匣子,细细述说着自己的往事。原来当年他想重返北大荒,除了"喜欢新闻工作"外,还另有"隐情"!只是他当时没有说,现在和盘托出了,那曲折起伏的故事,听了令我很是感慨。

    原来在知青下乡的后期,小东对上了象,她也是上海知青,在离团部七八里地的一个生产连队工作,两人很谈得来。处了一段时间后,利用探亲的机会,相互登门拜见了对方的家人,都得到了首肯。尤其女方的母亲对小东颇为满意,觉得小伙子为人本分忠厚,又肯学习,要求上进,党龄也有好几年了,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女儿跟着他靠得住。

    两人很高兴,感觉生活比过去丰富和甜美了不少。

    渐渐地,知青返城的渠道打开了。不久,对象家寄来了让她回去顶替退休的母亲到纺织厂上班的材料。小东态度很明确,说机会难得,是好事。跑前跑后地帮着办手续,收拾整理和托运行李等,还请假送她回到了上海。

    小东怎么办?团部一些知青见他整天忙忙碌碌地采访写稿,没有谋划自己返城的事,都替他着想。小东父母年龄大,

    退休早,又老实巴交,看到小东对象回来了,着急小东能不能回来。那帮知青就为两老出主意,说你们到老单位去反映,让他们通融通融,为小东"接班"出材料。这招果然灵验,因为家家都有知青,也都同情知青,只要不出大格,单位、街道能帮的都会想法帮一把。结果,相隔对象回去不到半年,小东也回到了上海。

    多好的事情啊!可小东到对象家里去,却感觉气氛和以前有些不一样。新闻工作培养了小东的敏感性,他从伯母的神情和话语里,觉察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对象进的是一家国营纺织大厂,很正规,也气派,条件好,待遇也好,用上海话说是--"很硬档"。小东进的也是纺织企业,但不是国营的,是集体性质,相比对象的那家厂,不仅规模小,条件差,更主要的是工资和福利待遇以至职工子女的医疗报销比例都要低一截。如果说当初伯母相中小东的原由里,有小东在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地位"比在生产队的女儿高这一条,那么,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小东已经不坐办公室,不握笔杆子,而是在车间里握榔头修机器了,而女儿的"地位"上升了,有条件找更合适的对象了。小东的女友是个柔弱内向的姑娘,尽管不舍小东,但她如何经受得起世俗的压力呢?

    虽说找对象首先是找人,但生活是那样的现实,开门七件事摆在那里,少一分钱你也甭想把那包盐买回来。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绝大多数国人的生活都比较困难,稍有算计不周,不到月底就有出现赤字的可能,因而对物质条件看得重一点、高一点,合乎情理,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能说对象一家的"异样"不对吗?有什么理由说他们不对呢?

    小东陷入了失恋的苦痛之中。他被"国营"和"集体"的差别弄懵了。在这之前,他对此不关心,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他的心思都放在了农场的新闻报道里。现在他尝到了它们的厉害了,感受到了这两者的差别之大,竟能生生拆散一对相爱的恋人!本以为回到了温暖而又含情脉脉的故土,一切会很甜美,可迎面扑来的却是绝情的冰凉。这不免使他强烈地回味起了在北大荒的新闻生涯,从而陡然生发出了重返那片黑土地的冲动。他想回去,回到那里的山水间找回自尊,回到采访和写作中抚平心灵的创伤。

    然而,这刚刚冒头的意念被家人知道后,遭到了老少一致的断然驳斥,说他是"昏了头"!小东在家里是老小,16岁就出门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家人怎能容他再次离去?小东无奈地软了下来,望着白发苍苍的老父老母,他怎能再伤他们的心,也不忍薄了兄姐的情。但他心里不甘呀!于是,暗暗地给自己谋划了另一条路:拿出在北大荒的那股劲头拼搏,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不是怕苦,也不是怕干体力活,而是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和打下的基础,自己更适合从事文字工作,那样不仅能发挥作用,体现自身价值,对社会也会更有用。他相信只要努力,处境是会改变的,今日自己的状况,并不意味着明天的自己仍是这个样子。他要让只顾及眼前利益的人,看到小东在往前走,在寻找新的方位。他不会忘记东北老乡常说的一句俚语:"不蒸馒头争口气"。这简单的七个字,实际上是北大荒精神的形象写照--那片茫茫荒原的变迁,不就是北大荒人苦苦"争"出来的吗?现在小东要把它移植到自己的故乡,在上海"争"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白云。

    他把从农场带回来的一本厚厚的见报稿件剪贴本放在了案头,里面四五百篇稿件是他七八年来奋斗的结晶。他要以此激励自己,也以此给自己压力--"你能像以前那样,每个月、每一年都有新的收获吗?"

    不再埋怨父亲留给自己的机器和榔头的工作环境,也不再纠结"国营"和"集体"的差别,更不沉陷在失恋的泥潭之中,这些都没用,有用的是正视现实,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扬起一个年轻人青春的风帆。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在车间里奔波,围着纺织机械忙碌,手上、脸上、身上都油腻腻的,他要尽快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人;下了班就直奔夜校苦读,补文化之缺和理论之短,这是自己这个初中还没毕业就下乡的知青中的小老弟最短缺的;没了从事新闻工作的采访便利,就观察社会,思考问题,写评论文章,给报社投稿,不让思绪停下来,不让手中的笔停下来。家人见他没白没夜的,说可别太苦了自己。可小东一点也没觉得苦--和北大荒比起来,这能算苦吗?再说写写弄弄是自己喜欢的事,开心还来不及呢。

    这一切,厂领导都看在了眼里,觉得小东是棵好苗子。不久,他被调到厂组织科。条件改善了,他更珍惜了,学习、思考和写作抓得更紧了。

    机会终会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有准备的那一个。

    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春潮的萌动,又为"机会"的涌现做了厚实的铺垫。

    那天,报纸上刊登的一家大银行招聘行长秘书的广告,使小东的眼睛为之一亮,他毫不犹豫,第二天就去应试了。银行人事部门的人问了他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历、爱好,他一一作答,谈吐和表现都很得体。末了,坐在一旁的一位五十多岁的人问道:你说下乡期间写了不少文章登在了报纸上,能不能给我们看看?小东还真把那本剪贴本带来了。"那么厚一本呀!"那人边翻边看,脸上禁不住露出了笑意。

    临走时,有人悄悄告诉小东,那个老同志就是行长,这次招聘就是为他配秘书。

    同意录用的材料很快寄来了,要小东找工厂和上级主管单位盖两个"同意放人"的公章。小东把"商调函"交给厂长,厂长一看就火了,吼道:"你怎么那么无组织无纪律,背着工厂私自出去面试?告诉你,甭说上级主管部门,就我这里你就通不过!"小东傻了,愣在了那里。

    过了会儿,厂长平静下来,让小东坐下,说:"自从你到我们厂,我就观察你,觉得你是块料,我想让你再练练,接我的班,把厂子管起来,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几年了。"听了这番掏心窝的话,小东心里暖暖的,说很感谢厂长的信任。但他坦诚地对厂长说自己的兴致和长处不在企业管理。他介绍了自己下乡八九年的情况,说自己的爱好和专长在文字工作,希望能得到厂长的理解和支持。厂长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回不能放你,下次有机会你先给我打声招呼,我帮你做上级的工作。

    过了些日子,机会又来了,是区政府办公室秘书科招人。小东按规矩打了招呼后去应试了。巧的是,这天上海一份组织工作刊物上刊登了小东的一篇有关干部作风的评论文章。小东还没看到,区政府的人看到了,就问小东是不是你写的?小东一看,说是的,是前些日子投过去的稿子。他们又看了小东带来的那本厚厚的剪贴本,知道这个人有点"功底",便让他回去等通知。

    以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小东离开了工厂,重又握起了笔杆子。后来调到区政府研究室,搞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这些和他熟悉的新闻工作基本上是一个"路子",因此做得很顺手。再后来,他被区里一位领导相中,当了他的秘书。这期间,他仍然笔耕不辍,将调研时收集的材料和产生的思考,写成评论和报告文学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1994年底我从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调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和小东的交往又续上了。不过和他重逢还是很意外。我刚回上海没几天,还没来得及和故旧老友联络,就到开发开放大幕拉开不久的浦东采访,没想到在接待我们的人员中有小东,我一眼认出了他,他也立马认出了我,两人很是惊喜。我说,我调回来了。他说,他从区里被抽调参与浦东开发了,现在是一个局的综合部门负责人。我们都很高兴。有了这个内行的"内线"帮衬,我们的浦东报道很快铺展开来--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们在"东北人"餐馆的畅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分手后,小东的叙述仍在我耳边回响。他语气平静而坦然,仿佛在说别人的往事似的。60岁了,一个甲子,曾经的时间和累积的阅历,把曲曲折折的过往都抚平了,唯有镌刻在心里的那个"争"字--和命运"争"过,是他看重的。正因为"争",他拓宽了前行的路,厚实了自己的人生,不仅为浦东开发出了一份力,还出版了好几本书,被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

    "不过,当时是因为不顺利,想证明自己能改变现状,才'争'的。要是一切都顺顺利利的,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那股子'争'劲?"这是交谈中小东向自己的发问。当然它已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了,不过是值得为之想一想的。人,都希望自己事事顺利,但实际上是不客观、不现实的,由于各种各样的景况,碰到伤心失望的事是难免的。如果顺利便安逸懈怠,不顺利便灰心丧气,那怎么行?人终要有远一些、大一些的目标和志向的,就像小东的所为,"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争"为社会出一份力,这就把格局放大了,将一时得失的束缚摆脱了,于是超然了,便也超越了。

    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思索着小东的故事……

    (作者原为黑龙江兵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