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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下乡的文化体验:屯垦戍边

    2021年 11月 30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丘保华 点击:
    “红色文化”的核心是“革命”,在当时突出表现在搞阶级斗争。对外,这种阶级斗争体现为“反帝反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修正主义”已早已蜕化成“社会帝国主义”。而我们的应对措施,对全民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对知青,或至少对部分知青

    “红色文化”的核心是“革命”,在当时突出表现在搞阶级斗争。对外,这种阶级斗争体现为“反帝反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修正主义”已早已蜕化成“社会帝国主义”。而我们的应对措施,对全民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对知青,或至少对部分知青, 就是“屯垦戍边”。笔者一直认为,文革期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与结束,和中国边境上的两场战争有一定关系。

    其中一场就是1969年初发生在中苏边境上的武装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加速启动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即当时所说的“屯垦戍边”。“红色文化”带有军旅文化色彩,也特别适合动员群众和对敌斗争。在当时,“反修防修”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首要任务,地处北疆的“反修前线”无疑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头”,“中苏/美之战见孩儿红心”,是那一辈人浪漫情怀的现实表述,“骑马跨抢走天下”成了最高理想。

    换一个角度,“屯垦戍边”也并非“红色文化”的一统天下。“家国情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等传统价值观念也起了一定作用。就这点而言, 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当时是相重相交的。再追根溯源,人是有一种好斗本性的。这种本性对“屯垦戍边”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记得幼年看电影之前,首先要问“打不打”。那时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许多电影反复强调的就是敌人的凶残,杀敌的痛快,以至牺牲的辉煌壮丽(注1)。到了60年代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当时一部《反空袭斗争》(注2)就让笔者激动得夜不成寐。

    实事求是地看,在当时,“屯垦戍边”对大许多知青来说, 不是愿不愿意去,而是有没有“资格”去。

    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把中苏边境局势推到了爆炸的边缘。来到黑龙江农场的知青新鲜感还未过去,搞军训、挖战壕、挖地道就紧锣密鼓,接踵而来。这些活动尽管也很折腾,却因符合知青“屯垦戍边、反修防修”的期待,反而能激起大家“宁将热血洒疆场,誓夺全球一片红”的革命豪情。 珍宝岛之战打响时,北京知青黄海等人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不过几个月,而他们的团就在黑龙江饶河县乌苏里江边珍宝岛附近。请看回忆:

    苏联军队挑起战火的消息传来,知青们纷纷要求参战。日紧一日的前线战事,使大家热血沸腾。

    3月8日,上级命令迅速组建担架营,赴前线参战。命令传来,只两个小时,就有5000多人报名参战,决心书、保证书纷纷扬扬,不少人还写了血书。城市知青更是激动万分, 都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没有老婆孩子,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不让我们上前线谁上!”

    反复挑选之后,一个由下乡知青为主体的450人的担架营组织了起来,第二天便开赴前线。临行,各连队都召开了欢送会,女知青为开赴前线的战士戴上了大红花,没能被选上的男知青纷纷为战友举杯敬酒,充满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到了前线,上级交给知青们的任务是站岗放哨、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先在原地待命,让大家抓紧时间进行训练……(注3)


    他们和正规军没什么不同,至少在照片里


    上图:和边防战士并肩战斗怎能不让这些女知青激动!

    他们和正规军没什么不同,至少在照片里。

    上图:和边防战士并肩战斗怎能不让这些女知青激动!

    他们还在前线讨论“副统帅”的“指示”,“要抓战备促革命,促生产,促进各方面工作”,为承担如此重任而激动不已。大家都写了入党申请书,并留下了遗言—一“一旦光荣牺牲,把自己下个月的全部工资32元(因为本月工资已全部吃光),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那些能上前线的知青的表现与他们儿时看过的革命战争片里的情节如出一辙。而且, 绝对真实。上去意味着什么? 他们不是不知道。可“党的教育, 人民的期望”在这一刻就像火山喷发一样!所有这些怎能不让今天的读者为之唏嘘、感动?

    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3月15日清晨,苏联边防部队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 再次向珍宝岛发动进攻。上级命令知青们立即赶到前沿阵地待命。知青们趴在鸟苏里江边的灌木丛中,几十米外的珍宝岛上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机枪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 打碎的树枝一个劲儿地飞落。炮弹不住地在四周爆炸,震耳欲聋,泥土、石块四溅。这种场面在电影里见多了,可身临其境,还是第一次,心里紧张得不得了,不停地默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

    这时,传来了送炮弹上岛的命令。大家一跃而起,扛着三十几斤重的炮弹,冲向珍宝岛。飞来的炮弹呼啸着的声音尖厉刺耳,慑人心魄。起初听到这鬼样的叫声,大家都卧倒隐蔽,前进速度受到影响。

    一会儿,遇到了撤下来的伤员,从他们嘴里知道,阵地上的炮弹已经不多了。战士们说不清胸中涌动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听到炮弹呼啸的声音,也顾不上卧倒隐蔽。同伴们一个跟一个都这样地向前冲。

    越过乌苏里江江岔后,炮火更加猛烈。巨大的气浪、飞溅的土块不断冲击过来,密集的机枪子弹呼呼地从身旁飞过。冰面坎坷,肩上的炮弹也越来越沉,可是没有一个人后退, 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扔下炮弹。

    黄海等知青们当时什么也顾不上想,豪言壮语也全忘得精光,只是咬着牙向前、向前、向前,直到把炮弹送进炮兵阵地。接着就是把伤员和烈士遗体安全地撤下。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担架营涌现出不少动人的事迹。北京知青杨一平双脚严重冻伤, 但他把棉衣脱给了伤员,自己冒着严寒硬是在雪地里趴了几个小时。北京知青朱波在指挥员不到位的特殊情况下,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担起了指挥任务。北京知青陈放等人在运送伤员途中遭敌人袭击,他们跪在了担架旁,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了一道血肉之墙,这个伤员就是后来的战斗英雄冷鹏飞。更有不少知青血染疆场。……(注3)

    “为什么不拍成电影?”笔者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 就忍不住想到。一群十七八岁的城里孩子,忽然就来到了冰天动地的北疆,没经过多少必要的训练,就义无反顾上了战场,就流血,就牺牲。“反帝反修”“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几乎所有“红色文化”的要素在这里都得到了正面的体现。人们就是再反思,再批判, 也忍不住对这些有血性的知青捧一掬同情、敬仰之泪!

    身处前线的如此表现,其他人呢?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涉及的知青所在的农场在离乌苏里江中苏边境少说也有几百公里。请看回忆:

    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刚刚发生后的不久的一个早晨,五连食堂打早班的女知青边安果,意外地发现, 准备上屉的全连知青早餐“金银卷”,全部不翼而飞。大惑不解的边安果及时向连队领导汇报了这一异常情况。随后, 连里发现有l0个女知青失踪, 其去向不明。她们全是师大女附中六六届高三和初三的学生: 卢兵、薛振恺、朱忠丹、邹洁兰、范锐、吴学工、盛筱芷、刘荣、祝静娜、黄小森。…… 经连里调查、追问,知情的副连长刘春光只好道出真情:这l0名女知青已于凌晨2点,席卷食堂干粮,步行去东北方向的珍宝岛了。……

    这帮要参战的l0个女知青, 终于在蛤蟆通水库旁被人截住。此时她们已步行出百十余里, 个个汗水淋漓。团部用卡车将她们接到团里。团首长亲自“接见”,慰勉、表扬了一番,说是这种爱国主义的举动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兵团对此事是有全面安排的。……这10个女知青回到连队后,却遭到了连领导一顿痛斥:无组织,无纪律…… (注3)

    以上的回忆没有前面那段理直气壮,却也一样的可赞可叹!一群大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不要命了?当时的很多知青,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下乡前的心情是很压抑的。一场真正的战斗或许就是他们的追求,“只图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革裹尸还”!最有意思的是, 那10个女知青“参战”未成, 回来既受到“表扬”也受到“批评”,其中“爱国主义的举动”收到表扬,那是大善。“早餐‘金银卷’全部不翼而飞”未受批评,因为与“大善”相比,这“小恶”无足轻重。“无组织无纪律”受到批评也是应该的,否则真乱了套,“大善”也无法完成。当然了,涉事知青对其的总体肯定毋庸置疑,读者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十名知青一谈到这“表扬”甚至“批评”就“激动不已”。

    当然,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即使到了黑龙江,进了军垦农场,也不会有让人如此血脉贲张的机会,这种“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情壮志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伸张。原杭州赴黑龙江三江平原插队知青李理回忆道:

    知青们在头村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们到头村的前几天,也就是1969年3月2日, 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到了6月,在离头村不远的八岔岛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很多知青加入了武装基干民兵,配发了步枪、冲锋枪、机枪和手雷,担负起卫国戍边的职责。我和魏渡江为了申请加入武装基干民兵, 还刺破手指写了血书。一天早晨,我们正睡在炕上,大队民兵连指导员路久斌进来,拍了拍魏渡江的脑袋说:“你的申请被批准了!”他没有拍我的脑袋,因为政审不合格,我的血书还是白写了。(注4)

    对于立志杀敌报国的知青而言,“政审不合格”是个大问题。尽管本人的意愿依然强烈,但“上头”要用“阶级路线”把关!这种“阶级路线”在红色文化中似乎顺理成章。即使是大敌当前,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先进、落后”,都有“左、中、右。”只是,被分到“落后”群众的知青该如何认识呢?

    笔者个人的经历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笔者所在龙镇农场由于地理位置远离边境, 农场性质也非军垦(由劳改农场改制而来的国营农场),来这里落户的知青并不一定都那么“根红苗壮”。于是,那些家庭出身好又肯听话的少数人有资格进山挖战备仓库,挖战壕和地道,操炮练枪搞军训, 而多数知青最多晚上折腾起来 搞过几次拉练,连地道、战壕的位置在哪都不能知道。笔者就清楚地记得在备战最紧时, 即使有人外出归队,也要被持枪的基干民兵拦下来“验明正身”。无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之一,笔者对当时的做法倍感受伤。

    注1: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向我开炮”。

    注2:一部普及人防的纪录片,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出品。

    注3:资料来自“脊屋的博客”,“偷跑着要参加珍宝岛之战的10个北京女知青”, 作者黄海。

    注4:摘自《头村杂忆》, 作者李理,原杭州赴黑龙江三江平原插队知青。

    (作者原为下乡黑龙江的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