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年纪总爱回忆往事，尤其是初到一连的那些日子生活上的磨难，身体上的历练，桩桩件件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每当想起，眼前就像过电影。
学会洗衣服
去兵团那年我还不满十七岁，按说也不算小了，可毕竟从小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所以我连自己的衣服也没洗过。一到兵团就傻眼了，看着别人会洗衣服，自己就学着别人的样子，也把脏衣服放进水盆里，可眼看着人家唰唰唰的洗上了，我却不知从何入手。人家洗完了，把衣服晾在绳子上回屋去了，我也想把衣服从水盆里拎出来，学着人家的样子把湿衣服晾起来。可是，这湿衣服特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衣服抓弄出来，好歹也晾上了，可人家的衣服干得快，我的衣服干得慢。
内蒙古的天气本来就凉，我们8月23号来兵团，很快就得穿秋衣秋裤了。不穿吧，实在是冷，尤其一早一晚，冷得受不了；穿吧，脏了可怎么洗？尤其是这秋裤，一放到水盆里就跟个大鲶鱼似的，又沉又硬，拎都拎不起来。
后来，还是郭明看我实在不会洗衣服，就手把手地教我，告诉我一件衣服得一块儿一块儿的分开洗，先洗领子，然后分别洗两个袖子，再洗左右两片前身，最后把后脊梁那块儿折起来就好搓了。一件衣服哪哪儿都搓到了，在水盆里涮涮，按几下就可以拎出来了，然后还得使劲儿把衣服拧拧，直到不滴水了才能晾起来。她一边说着一边给我做示范。她还告诉我，夏天穿的小汗褟儿不必费力气洗，记得每天用清水过过，没有汗渍就行了；洗裤子也是一样，得一截一截儿的洗，最后再把后屁股那儿折起来搓。
郭明这么一教，我就开窍了，从那以后，我就慢慢地会洗衣服了。我心里特别感谢郭明，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她。
没劲儿也得拼命干
刚到兵团时，两眼一抹黑，什么活儿也不会干。领导说让我们在干中学，锤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当时的思想信念是，死在祖国的北部边疆才是最光荣的。所以，不会干，也得傻呵呵地拼命干，死都不怕还怕累吗？我腿上的静脉曲张就是当年挖大渠的时候，挑着那两个大牛眼筐生生给压出来的。
记得，当时我一米五几的小个儿，体重才八十来斤，两个装满泥巴的大牛眼筐，比我整个人还重，这副担子我根本就挑不起来，可是挑不起来哪儿行啊？无论如何也得挑起来！人家装筐的一块一块的挖泥也沉着呢，他们哪顾得上抬头看看你是大个儿还是小个儿。没办法，光指着一副肩膀，我是寸步难行，只能用腿肚子帮着往前拱，左腿拱左边的大筐，右腿拱右边的大筐，就这么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挪，脚底下还一个劲儿地打滑，一不留神就得摔个狠的。这大渠越挖越深，到最后地下水都渗出来了，所以越往下，挖出来的泥就越沉，一直得挖到一米五深。就这样没干几天，两条腿上各磨起了一个大青包，都在腿肚子的外侧，因为我天天都得用这个地方拱那两只大筐。从兵团回来以后，虽经中西医多方诊治，腿上那两大块青依然跟了我许多年，至今还依稀可见，它是我在兵团挖大渠的见证。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到兵团第一次参加挖大渠时的事了。后来，领导发现我在宣传报道方面有一定特长，在以后每年挖大渠的时候，就安排我放广播，负责战地宣传，我得以幸免了在挖渠一线劳作的高强度体力活，改为在二线写表扬稿，念表扬稿和放唱片了。
可是，那也照样摆脱不了负伤和流血的命运。记得有一次，我对着麦克风正聚精会神地念一篇表扬稿，就听见下面有几个男生使劲儿的朝我这儿喊："嗨，别瞎嚷嚷了，下来练会儿！"我心里不服，等念完了这篇稿子，便打开电唱机，放上一张唱片，自己下来跟大伙儿一块儿干上了。工地上劳动场面热火朝天，数九寒天大家的脸颊上都冒着汗，装筐的、挑担子的、抬冻土块儿的、扶钢钎的、抡大锤的，这些从城市里来的刚刚十几岁的姑娘小伙儿们，吃力地干着农村壮劳力才顶得住的活儿。
十八磅的大锤抡一会儿就得换人，扶钢钎的也得换人，我上前握住了钢钎，一旁有人问："行吗？"我说："行！"一锤！两锤！三锤！锤着锤着出事了，不知是我钢钎没扶好，还是抡大锤的一时走神儿，大锤落下来偏了，万幸没直接砸到我手上，可那些蹦起来的大冻块儿却重重的砸伤了我的手，还有那些冰碴子像刀片一样锋利，瞬间我的双手鲜血淋淋，赶快叫来卫生员替我包扎了双手。这下好了，我只得上去"瞎嚷嚷"了。
我的双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清理之后才看清楚，总共有十几处伤口，大部分是被冰棱子划破的，跟刀伤一样，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冬天出板报冻坏我八个手指头
和芳华一起出黑板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芳华不但字写得漂亮，画也画得特好。每次我俩出黑板报，我都感觉是一种享受，我欣赏她的板书，也欣赏她画的报头，更欣赏她安静的性格。
出黑板报的前提是得有一块黑板，可当时条件有限，没有那么多现成的黑板。连里的泥瓦匠在墙上抹一块长方形的水泥，再把它涂成黑色，便是一块固定的黑板。黑板报就是我们各个排的宣传阵地。记得那时，我特羡慕连部门前那块木制黑板，不但粉笔字好写，天冷了还可以挪进屋子里去写。相比之下，我们这样的黑板就惨多了，不管夏天有多晒，太阳有多毒；冬天有多冷，刮风有多大，出板报的人都得忍受着。尤其冬天得烧煤取暖，我们这块黑板的墙根处是一个大煤堆，出板报时，我们脚下垫的小凳子只能放在煤堆上。一个人在下面扶着凳子，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头写字画画，还得随时用自己的身体找平衡，也就是仗着年轻，不然根本就站不稳。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我们两个不但没有任何怨言，反而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情绪，绞尽脑汁想办法，努力把每期黑板报都出得尽善尽美，
让大家喜欢。
夏天，尽管忍受着烈日的暴晒，我们也甭提有多知足了，好歹天暖手脚灵活，更不像踩在煤堆上失去平衡那么难受。可到了冬天就遭罪了，每次出板报之前，擦黑板就是一件难事，那时候我们没有黑板擦，只能用抹布蘸着凉水一下挨着一下，一遛一遛小心翼翼地擦。我们俩人一个站在晃晃悠悠的凳子上擦，一个在下面洗抹布，洗完了递给上头的人，腾出手来赶紧扶住凳子。就这么着，每擦过一遛儿，立马就结成一遛薄冰，待黑板全部擦完了，整个黑板就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可别小瞧这薄薄的一层冰，因为天冷温度低，且化不了呢！我们站在晃晃悠悠的凳子上，还得用嘴对着黑板哈气儿，哈一下就能干一点儿，就这么写哪儿必先哈哪儿，真叫一个不容易呀！在内蒙古滴水成冰的冬天，每出一次黑板报，我俩就得在室外生生的冻上几个钟头，还得不停的动冷水。（就算是热水，过不了一会儿也就凉透了）等大伙儿收工回来，我们的黑板报也就出好了，大家分享着宣传阵地的新内容，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俩为出这黑板报付出了多少，没准还以为我们出黑板报不下地干活儿，挺轻省的呢！其实我俩真是够苦的！但同时，我们也享受到了苦中的乐趣。
都说十指连心，在兵团，我尝到了八指连心的滋味儿。每到冬季，就因为在室外出黑板报，我的双手除了两个大拇指没冻坏，其余八个手指全都是冻疮，热了钻心的痒，让你坐卧不安，冷了钻心的疼，疼得直想哭！多亏有卫生员荣先随时帮我换药、包扎，整整一个冬天我就得这么挨着，一直要挨到春天才能慢慢好起来。尽管忍受这样的痛苦，我还是很喜欢出黑板报。
那次生病住院
以前很少有头疼脑热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发高烧是什么感觉。有一回连续多日浑身难受，一点劲儿也没有，感觉脑袋都大了，走路腿像灌了铅似的，无奈中午去了趟卫生室。到了卫生室，昏昏沉沉地也没说清楚是哪儿难受，因为平时嗓子疼有过扁桃腺发炎，卫生员玉英就给了长效磺胺。午休过后，我照样随排里出工，那天是锄地。以往我最喜欢的农活儿就是锄地，因为手持锄头也不算重，而且锄地的姿势就像在舞蹈。可今天不一样了，手里的锄头仿佛有千斤重，好沉好沉啊！好不容易熬到排长吹哨喊休息，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还是不行，干脆就趴下了，趴着好受多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头朝下被重重地摔了一下，我睁开眼，看到了蓝天，荣先在一旁轻声对我说："素梅，你刚才晕过去了，你正发着高烧，我们送你上团部医院去。"我这才明白，此时，我正躺在去往团部医院的毛驴车上，许是出来得急，车没套牢，半路上滑脱了，加上车跑得快，所以才重重地震了我一下，这一震把我给震醒了。通信员重新套好了车，我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了。从一连到团部十二里地，荣先和通信员把我送到团部医院，安顿好了，就返回连队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自己已经躺在团部医院的病床上了。病房里只有我睡的这张床，床头有个白色的小柜子。一位戴眼镜的男大夫和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已经为我量了体温，可能是要抽血做化验吧，一针扎进去把我给扎醒了。见我醒了，大夫便询问了一下病情，我只说头晕，浑身没劲，因为眼前是个男大夫，我不方便说，其实我秘密的地方特别疼。等那位男大夫出去了，我拉住女护士，告诉她我这里特别不舒服，女护士看过之后，立马跑出去把刚才那位男大夫叫了回来，这下我没招儿了，只好顺从大夫的检查。
前些日子我生理期那几天，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然后就越来越难受。这里卫生条件太差了，厕所又那么脏，热水也供不上用，就是再难受，也只能有口难言地忍着。我以为忍一忍就能扛过去了，可一直不见好转，还长了一个大疖子，严重感染，所以才越来越疼，以至于高烧昏迷。
大夫对我说："别怕，咱们先消消毒，然后需要做一个小手术，你就会慢慢好起来了。"他轻轻地为我做了消毒，我感觉凉凉的，然后打了止疼针，接着就给我做了手术，上了药。护士拿来高锰酸钾，叮嘱了注意事项，我乖乖地答应着，此时的我好受多了。
晚上，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闭上眼睛，回想起这半个多月来的煎熬，尤其想起那天锄地休息的时候，我无助地趴在地里的感觉，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别提有多想家了。于是，我趴在病床上，擦着眼泪写了一封家书，交给了值班查房的护士。
接下来的日子我难以走动，王大夫每天过来检查伤口，给伤口消毒，叮嘱我用高锰酸钾。慢慢地伤口渐渐愈合了，高烧也随之退去，我也能下床走动了。王大夫说："还得继续用药，需要恢复一段时间。"
随着病情的好转，我的心情也不那么沉重了，平日里也能轻松地跟护士聊天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午睡，护士轻声叫醒我，笑眯眯地对我说："刘素梅，你看谁来了？"此时，我以为是在梦里，因为眼前站着的是妈妈，是我日思夜想的妈妈！我问护士："我是在做梦吗？"她一把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说："你好好看看，这不是梦，是真的！是你妈妈从北京来看你了！……
当天下午，王大夫就给连里打了电话，通知我可以出院了，我和妈妈坐着连里派来的毛驴车回到了一连。
十八班只剩下我和荣先两个人了
忘记是哪一年的事了，郭宝恩高升到三排九班当班副了，没过几天，我们十八班全体都调去兵团化肥厂了，班长说我和荣先留下不走。我俩眼巴巴地看着她们在赵霞班长的带领下，很快就收拾行囊走人了，往日喧闹的三间宿舍一下子变得悄无声息，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下土炕和我们两人，还有满地的狼藉。
我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怎么突然会这样？接下来的日子我混混沌沌，好像一直在睡觉，也没有人来叫醒我。
朦胧中，我好像听见孙医生在说话："她醒了。"荣先握着我的手，含着眼泪对我说："素梅，你可醒过来了！你都快把我吓死了！"
原来，我又一次高烧不退，一连昏睡了好几天，这回幸亏有孙医生，荣先才有了主心骨，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孙医生每天来我们宿舍为我诊治。荣先告诉我，这几天她除了上厕所，哪儿也不敢去，一直在照顾我服药、喝水、频繁地更换着敷在我额头上的湿毛巾，还有孙医生给我打针……这一切我全然不知，就这么昏睡着。荣先刚刚服侍我解完了大便，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听她这么一说，我才记起，我的确是迷迷糊糊地解过一次大便，但我以为是在做梦，原来不是梦，是真的！
若不是荣先像亲姐妹一样日夜守护着我，陪伴着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真不知道这一次我会怎样，她是我一生的好姐妹。
难熬的日子里，也会有一朵朵浪花袭来，给苦难的生活添加一些佐料。记得那时，兵团战士缺衣少粮，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别说增加营养了，平时的一日三餐，难裹腹中饥饿。男生一般都比女生胆儿大，想找吃的办法多，像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他们都敢干，女生就只能碰运气了。
吃肉
内蒙古的蚊子个儿特大，一旦被它给叮咬了，准得起个特大个儿的包，巨痒难忍，还得痒痒好些日子。要是不留神给挠破了，那可就更难受了，且好不了呢。
一到夏天，我那好姐妹苏佩文可就遭大罪了，她的皮肤对内蒙的蚊子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别人被蚊子咬了，充其量就是起个大包，痒痒着呗，难受忍着呗！可苏佩文就不同了，她一旦被蚊子咬了，不但要起大包，而且那个大包还会时不时的往外渗黄水儿。身上被咬了毕竟有衣服遮掩，自己难受自己熬着就行了，倒也无碍观瞻，可要是咬了脖子咬了脸，那可就完蛋啦。苏佩文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走起路来身板直直的，是全连公认的大美女，老家是上海的，本来就爱美好捯饬。可到了夏天，她就会被这儿的蚊子给折腾得无地自容，脸上、脖子上、手上、胳膊上全都是抹的紫药水，因为紫药水能把干呀，最可恶的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搞得她满脸流黄水儿，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啦，整天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就见她偷偷地抹眼泪。连队卫生员只好给她开病假，让她休息，可也不能一个夏天都歇病假呀！后来，领导就安排她去食堂帮厨了，于是她就当上了火头军，在食堂后头的烧火间专门负责烧火。
意想不到的是，自从她去了炊事班帮厨，我可就沾光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沾了光。夏天农活儿累，连里总是想办法给大家改善伙食，每逢食堂做肉菜，她就提前告诉我，叫我到烧火间去找她。正好我隔三差五要出黑板报，也不用跟着队伍排队下地干活儿，所以开饭时间还没到，我就提前去烧火间找她了，这时大锅里的肉早已经煮熟了。一见我来了，苏佩文就从小窗口叫来炊事班长苏乃良，让他给盛碗肉出来，苏乃良班长总是笑呵呵地盛上满满的一碗肉递过来，我们俩在后头就吃开了。操作间里头正蒸着馒头，苏佩文还得不时地用铁锹一铲一铲地往炉灶里添煤，她一边添着煤，一边乐呵呵地看着我吃。我说："苏，你也吃啊！"她说："你就使劲儿吃吧，一会儿我上里头吃去！"
我就这么大口大口地吃着肉，感觉那个香啊！要知道等开饭时间一到，全班十几个人围着一个盆（就是个搪瓷脸盆），那里头能有几块肉啊，哪轮得上我吃呀！
这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有走后门当兵的，有走后门上大学的，有走后门进工厂的，我在烧火间里吃肉也算是走后门吗？
凉拌莴笋
也不知道苏佩文从哪儿弄来的莴笋，那年月要不是她给我弄来这莴笋吃，我连见也没见过这东西。要说苏对我可真够姐妹儿，弄到什么好吃的都想着给我吃。
我看着她熟练地用镰刀削着莴笋皮，心想，这活儿要是让我干准得削着手，所以每次吃这个莴笋，都是她亲自动手做，我就去那等吃的。眼看着她把莴笋削了皮，又把这莴笋削成细条，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搁在小饭盆儿里，放上点儿醋和白糖，一拌，夹一口放嘴里，哎呦那个好吃！我们俩就面对面地坐着，白嘴儿吃这个凉拌莴笋，那叫一个美！
后来我从内蒙回到北京，还经常让老妈买莴笋回来，放上点儿糖醋凉拌着吃。记得刚回来那阵子每天都要吃，感觉就跟老也吃不够似的。有一回吃多了直闹肚子，老妈才呵令我打住。这是我在一连生活的美好回忆。
跟车
有一段时间，排里分派给我们班的活儿是跟马车，把收割的粮食从地里运到场院。跟马车班一起干活儿，三个人一组，一个车倌儿两个跟车的。出车前，跟车的得帮着车倌儿把马牵过来，一起套好了车准备出发，车倌儿坐在前面挥鞭赶着车，两个跟车的面对面坐在车上，三个人一边闲聊着，轻轻松松的就奔地里去了。
到了地里，我们两个女生用大木叉子把扎好捆的粮食一捆一捆地装到车上，这可是个力气活儿，不过好在装好了车，就能坐着回去了，比起平时下地干活儿弯腰一干就是半天强多了，所以派活儿的时候，一听是跟车，谁都乐意。
我们在车下装，车倌儿在车上码，眼看着越码越高，码到老高老高的时候，我们就得使出吃奶的劲儿，一捆一捆地叉起来朝上头甩，可真是够累的。一直到车倌儿实在码不下了，才用一条大绳子把车牢牢地捆扎结实。我们两个女生揪着绳子爬到顶上去，坐在上面，车倌儿站在车辕上，一手揪着缰绳，一手挥着鞭子，一路摇摇晃晃地赶着马车，把粮食运到场院。到了场院，我们再一捆一捆地把粮食卸下来。
不过说实话，这活儿虽然比在地里干活自由点儿，可我还是挺担心害怕的，怕万一车翻了从上头摔下来，所以每天都提心吊胆。还好我跟的车是呼市"老车倌儿"的车，还真万幸，没赶上过翻车。
到了该收工的时候，我们两个跟车的还得帮着车倌儿把马牵回到马圈里，拴在马槽上才算完活儿。记得有一回，我把马拴好了扭头正要走，就看见马槽边上靠墙的地方，好像有一堆干草似的东西，隐隐约约觉得那底下是鸡蛋，我绕着马屁股转过去伸手一摸，还真是鸡蛋！一堆儿，少说也得有十来个儿，都沾在一块儿了。我想起离马号不远的地方就是鸡号，难不成有一只老母鸡每天跑到这里来下蛋？顾不了那么多，啥也不想了，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我赶紧摘下头上的草帽，小心翼翼地把鸡蛋一个一个地捡进草帽里，像得了宝贝似的，美滋滋地跑回宿舍去了。
后来是谁做的，怎么吃的我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打那以后每次去马号牵马的时候总要先寻摸寻摸，心里还想着，要是能再遇见那么一堆儿鸡蛋多好！可是，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遇见过，也许是因为我偷走了它的孩子，这只母鸡就再也不来这里生蛋了。
秋莲姐做的豆腐脑
秋莲姐不是我们学校的，她是跟我们一块儿来兵团的，她们是姐妹俩，妹妹春莲和我是最要好的同学。
秋莲姐一向不言不语的，从来也不多说一句话，因为比我们大几岁，所以处处照顾我们，我跟李春莲最好，所以我也就跟着她沾光了。
记得那年冬天，食堂的熬冻土豆、冻白菜吃得我们都怕了，可不吃就得挨饿，那年月也没有别的办法。记得那时候，宿舍里有个天津人，她从猪号地窖里搞了些胡萝卜（是喂猪的）回来，用镰刀切碎了放些盐腌着，那个带盖儿的小饭盆儿就放在窗台儿上，每天都看见她掀开盖儿吃一点儿，看着她那咀嚼胡萝卜的嘴一动一动的，我真的挺馋得慌。
没事儿的时候跟春莲闲聊，被秋莲姐听见了，她从箱子里翻出个小袋子，里头是回家探亲时带回来的豆腐粉，平日里一直也舍不得吃，她往土炉子里加了一铲煤，把火捅得挺旺的，拿饭盆儿舀了些水放在炉子上，回过头来又拿一个小饭盆儿舀了几勺豆腐粉，放了一点儿凉水把豆粉搅合均匀了，这时候炉子上的水也滚了，秋莲姐把滚开的水浇在那搅匀了的豆粉上，我以为马上有豆浆喝了，想不到秋莲姐又往上面浇了一小勺醋，哇！眼看那豆浆慢慢的开始凝固，凝固，成豆腐脑了！
我们三个人围着土炉子，一边取暖一边吃着自制的豆腐脑，心里那个满足劲儿就甭提啦！
回到北京这么多年了，一直忘不了秋莲姐为我解馋的豆腐脑。
（作者原为内蒙古兵团北京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