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对于我们这些出生50年代的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新名词”， 尤其是在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家喻户晓。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年几千万知识青年随着最高领袖的号令，走出家门和学校， 义无反顾、争先恐后地奔赴到祖国的边疆、山寨、农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血痕泥印。

就如《我们这一辈》中歌词所写的那样：“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上山练过腿， 下乡练过背，酸甜苦辣酿的酒， 不知喝了多少杯……”每当听到《我们这一辈》如泣如诉的歌声，我的眼眶情不自禁湿润了。当年的俊男靓女，如今鬓似秋、白发霜。半个世纪过去了， 回顾知青生活，难以忘怀的蹉跎岁月，弹指一挥间。但那情那景仍在我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

我是老三届初中生，我和同学们自由组合，三男两女共5人随着学校几十个知青报名小组出发， 于1969年1月27日离开武汉，去新洲县农村插队落户，乘坐的是解放牌汽车。那天，几辆绿色汽车停靠在武汉市第十二中学学校门口，学校知青办工作人员正在组织同学们，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幕：汽车的两边挡板上都是用大红纸书写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练红心”的标语。校内外人声鼎沸，像农村赶集般的热闹，同学们在学校宣传栏上贴报名喜报，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结伴而行。学校广播站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革命歌曲以及样板戏中的选段，播送着去农村的同学表扬名单，气氛十分热烈。

前来送行的家长及同学们为我们送行，我们67届初中生和高中的同学们大部分人都穿着早已褪色的绿军装，有说有笑的挎着军用书包、军用水壶、背着行李，井然有序地上了汽车，心中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但等我们转身前来向送行的长辈们挥手告别时，只见人人眼里噙着泪花，这千叮咛万嘱咐的场面令人感慨，“儿行千里母担忧，生活道路有艰险”， 毕竟我们才是一群十七八岁、即将踏入社会的孩子。目睹此景，我们的眼圈也刹时红了， 只是强忍着眼泪，一个劲地安慰着送行的长辈和同学们。

汽车司机连按了几声喇叭， 便缓缓驶出了校门口，我们才舒了一口气，心情似乎也轻松多了。汽车开出了好远好远， 我还看见同学闵志华的母亲拉着我祖母的手，用手帕不停地擦拭着眼泪，她俩和送别的人群一起，站在原地不停向我们挥手，凝望着汽车渐渐远去， 这情景定格在我脑海里。

满载着我们的解放牌大卡车，即刻驶向了市区在平坦宽阔的解放大道上奔驰着，“再见了， 江城！”，“再见了， 母校！““再见了，同学们！”怀着各自复杂的心情，同学们都互相询问着，谈论着要去的地方：新洲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好玩吗？那里的乡村景色美吗？我们憧憬着、想象着怎样去那里才能大有可为。抱着十分新奇、天真的想法， 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

汽车在通往乡村满是碎石粒的黄泥路上，颠簸着一路前行。经过三个多小时奔波进了新洲县城，来到了县政府招待所。下车后，知青们都集中在招待所大院里，听候县知青办的工作人员的吩咐和安排。知青办人员的热情关爱，提行李、问冷暖、端茶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我们随即被集体安排在县招待所大食堂就餐。吃过晚饭后，就一一安排我们在招待所住下了。其实，当时的县招待所就是接待知青的一个临时接待点，设施十分简陋。限于当时的条件，每人分配有一张用竹片编织而做成的小单人床，人睡在上面翻个身，都会发出"叽喳，叽喳"的响声。奇怪的是上面铺满当年的新稻草，散发着青草的特殊的清香味，很好闻。

一起来的同学，初中生都安排在一楼。住处比较紧张， 男女生的住所中间仅隔着一张薄木板，谁大声说话两边都可能听得见。晚饭后，昏暗的灯光下，我们整理着行装，坐着还算舒服的稻草床上，回想着离家惜别的情景，夜晚的天色十分阴沉，大家的心情都十分郁闷，每个人都在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离别了故土和亲人的滋味这一刻尤为强烈和不舍。

不知过了多久，女生那边隐隐约约传来了抽泣声，伴随着这声音，不知是谁唱起了“娘啊，儿死后 ，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上……”这不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里，韩英唱给母亲的那一段吗？这催人泪下的歌声原本在寂静的夜幕下更显酸楚忧伤，这悲伤的歌声继而引起了共鸣。先有人在小声哼鸣， 紧接着变成了几人、十几人的齐唱，接着知青们纷纷开始用歌声来宣泄自己的情感。《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歌曲。像接力赛一样，此起彼伏地，在乡村的空旷田野上迴响……

该死的鬼天气，白天还是阴沉沉，晚上风云突变，不知什么时候外面飘起了纷纷扬扬雪花，在空中漫舞，寒风在呼啸的刮着，发出阵阵呼叫声， 触景生情，我们大伙的心情更像从平地掉进了冰窖里，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和失落，带着悲伤与疲惫， 大家渐渐步入了苦涩的梦乡。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呼啸了一晚的北风，收敛了许多， 透过玻璃窗只见窗外一片茫茫白雪，屋顶全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树枝上挂满了雪花，有的枝条竟被积雪压弯了，被大风刮断的小树枝也乱七八糟的落在雪地上。招待所的空旷场地及周边的道路，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白色的地毯，一脚踩上去软绵绵的，一步一个脚窝， 足可以掩盖我们所穿的解放鞋， 最深处有的达到有半尺多厚。

1969年的那场雪是我记事以来最大的一次雪，后来听家里老人们说，1954年的雪也很大，十几年过去，这算是第二场大雪了。老天爷似乎要考验我们的意志，到农村的第一天， 便送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厚礼。

这年寒冬是一段特别难忘的日子。从那天开始的下乡生活，注定要磨练我们的意志， 懂得生活的艰辛，品尝人间的辛酸。

（作者原为武汉下乡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