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高中毕业志愿下乡支援农业，落户到安徽省肥西县袁店公社。对于务农的艰苦生活和繁重体力劳动，我是有相当思想准备的，但是对于思想见识方面的冲击，却有些猝不及防，入党也遇到一些波折。

首先是委屈。落户后就听到一些冷言冷语，说犯错误的才下放。几个热心来教我干活的人也受到嘲讽。我要求入党， 写了报告后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反映说我家的家具比地主老财家的都好，对我是什么成分提出质疑。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家那个可以拼加长度的桌子、可以抽出玻璃门的书橱都是我父母从“淮国旧”淘来的旧货。我很困惑，自己放弃大学录取满腔热情奔着贫下中农来，想好好干，怎么就有问题？！我觉得很委屈，还是母亲大度、有经验，她讲， 没关系，要站住脚就要联系群众。母亲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 为了支持农村建设，分担国家的经济困难，自愿退职下乡。她带着我去一家家串门，与老乡聊天。我也积极找回乡知青沟通，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搞文化活动。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每每收工后，我家里经常是一屋子人。后来乡亲们明白了：家都搬来了，当然要带家具，上海那地方的东西奇巧，合肥也不能比嘛。

生产队里的农活我都学着做，拼命干。开始一天拿3分半工分，后来拿到妇女的最高分8分半，每年能做出2700分， 够支取母女俩的粮草啦。能干活就有地位，一年下来，大家相信我是公正的，就让我当了记工员。两年后，就让我带着媳妇姑娘们下田，我觉得自己“落地了”。

其次是震惊。刚下乡时， 听到有的老乡骂共产党，大队组织忆苦思甜叫我做记录，哪知妇女队长诉的苦是前两年家里饿死了人！我极为不解，甚至愤怒，从小到大没听过这种话！后来了解到，当时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困难，外有美国组织的反华大合唱，对华大封锁； 苏联反目，撕毁一切合作。内因是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提出超高指标。一部分地方瞎指挥，刮了共产风浮夸风，饿死过人，不过很快得到纠正。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带头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保护农民利益，发展生产，全党团结，一举扭转了局面。我秋天落户时，农民已经能吃饱了。这些事情，都是我在学校里没见过的，这些使我懂得了国情， 懂得了农业事关全局。国家大， 差别大，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能只凭热情。也使我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它的发展必然充满艰难曲折。同时也使我加深了对党的认识，任何政党不可能不犯错，但我们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其他利益，所以错了就能坦坦荡荡地迅速改正。当然，我也理解了乡亲们经历的伤痛未消，心有余悸，怨言难免。所以我意识到， 想有所作为，不能自上而下， 不能靠说教，要有恒心有毅力， 取得成果，让大家眼见为实。

我想改进种棉方法，就先在自家的自留地里试种。吴二嫂看我的棉花好，跑过来学了去。第二年，生产队就让我教大家培养棉籽、“打公杈”“掐顶尖”，大家顺利接受新方法。

为了推广稻米良种，我跑到30里外的国营农场去挑回两箩新品种，约了刘志树等三个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说服队长给了一块孬地做试验田， 条件是不计工分，不占队里出工时间，肥料自备，收成全归队里，欠收了由我赔。秋天， 这块以前只收300斤稻谷的田竟然收获了600斤！良种不推自广。类似的事做了几件，大家就相信我了。我经常给大家讲党和国家的政策，讲外面的新事情，他们很愿意听。就这样， 到1965年11月， 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没想到，一场新的考验很快就到来。1966年初，团省委抽部分知青参加“四清”运动， 我分在定远县。不久“文革”开始了，我家附近小街上一个不务正业的混混和一个小学教师认为出头的机会到了，打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乡里的干部都是宗亲，于是就拿外地人开刀。母亲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就给母亲套上“叛徒特务”的大帽子，拉出去批斗， 群众不相信，但敢怒不敢言。1967年元月我得知后，深信母亲是被诬陷的，就坚决要求把我的户口从团省委的集体户口中迁回肥西农村，与母亲一起战斗。我回到家里，看到母亲的腿被斗伤，却还一瘸一瘸地帮廖三嫂带小孩，让她去挣工分。而且母亲还把每个月的党费都攒着，她说，总有让我交党费的一天。我决定先把母亲送回上海治疗，我们庄的乡亲唐昭华、廖自文不惧报复，把母亲抬出十里路坐上了长途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