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桌上放着近年知青文友送的三本书，范文发自著的《重做上海人》、郑良的《返城前夜》和盛文秀的《那人那情那命运》。是巧合？这三本书讲的不是知青如何上山下乡， 而是讲的他们如何回来。看了太多知青回忆录，写如何返城的很少。这可以理解。这些都太不堪回首，也不够“主旋律”。那这三本书为何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我一直认为，统观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群体，知青自始至终一直在做的，并非“扎根边疆，改观换魂”，并非“缩小三大差别”，而是千方百计地“返城”。理由是，掀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时，有领袖的号召，政府的统筹，全社会锣鼓喧天的道义支持，少数知青的自告奋勇和多数知青的随大流。而返城呢？有资料显示， 1962-1979 年调离农村知青共计1490.46 万，其中招生126.46 万， 征兵86.30 万，招工912.31 万， 提干359.70 万， 其它359.70 万。（注1）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曾谈到1966- 1970 年间需要提供600 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1968-1970 年间） 被下放的知青有540 万（他认为）。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几乎一样那么多”——1300 万至1400 万（注2）。以上资料说明，与许多知青研究者——包括不少专家学者——的结论相反，知青上山下乡并非缘于城市里的各种原因难于安置。恰恰相反，城市各方面的需求为知青返城创造了条件。

只是，由于“文革”这个大背景，知青要离开农村可不像“下去”那么轰轰烈烈、理直气壮。没有领袖号召，没有社会统筹，有些家庭成员甚至因为住房等实际问题也不欢迎知青返城。而且，直到1978 年底，中央依然在肯定上山下乡， 提“四个面向”。

但大多数知青还是回来了， 尽管阻力山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招工、“选送”等“正面”途径，但也有不少知青通过不太“正面”途径，包括“挖门捣洞”“铤而走险”“聚众闹事”等，回到城里。可以说， 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止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知青自己终止的。这在共和国历史中很少见，却又正好发生在共和国历史的转型期。从这个意义上看，记录知青的“回城” 比记录其“下乡”更重要。

以上三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当然，知青返城的感受是各不相同的。

范文发的文集是其一生中从青少年时代离开上海到晚年回到上海的经历。《重做上海人》，这个书名就震到我了。短短五个字，道出了一代人的心酸，像不像《李顺大造屋》（注3）？范文发事业有成，一生潇洒，却把该书首篇的标题定为“告诉祖母，我有上海户口了”！

在《那人那情那命运》里， 返程的经历是各不相同的。首先是为什么返城，缪宏在《集体户的回忆》中谈得很直接：“以往大伙一块儿干活互相帮助， 中间休息时的打牌说笑，已一去不复返！”从回城的过程看， 陈宜芳是比较幸运的。她在《我的返城路只用了7 天》中，谈到她尽管也想用到江西结婚等方法“曲线返城”，最后却赶上了“顶替”，前后7 天就把一切搞定。与之相反，盛文秀在她的《回家的路走了22 年》中， 谈到了她的艰辛：1976 年10 月， 支内在外的父亲以放弃回原单位为代价，把她上调到属于工矿企业的徐州沛县大屯煤矿。这之后又过了22 年，直到1998 年，她才与儿子一起回到了故乡上海！谈到用什么方法返城， 山水潇感慨良多。他在《我的大学梦》中谈到，像当时的多数知青一样，他首选上大学， 只是由于体检发现有高血压未被通过。但身体出状况可以病退，在等待复查的过程中又出现了“顶替”。他最终以“顶替” 母亲进入了银行业这个一直被称为“金饭碗”的单位。在知青们往回调的过程中，“正统观念” 和“现实主义”常常发生冲突。高萤在她的《转点回乡的日子》里谈到在1976 年先回广东老家务农的“曲线返城”时说：“感觉像逃兵”。最令人感动的， 是一些知青在返城过程中对传统价值的持守。浦泽幸在她的《“黑户口”的那些日子》中谈到， 当爱辉张地营子公社泡子沿一队大批知青返城时，她已在地区供电局工作了一年。她爱人本可顶替回沪，为了她坚持不回。她决定辞职退回生产队， 再病退回上海。这种阴差阳错使她的户口“黑”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