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一直以为，这样的精神家园，一般都会在青春时建立起来，说其属于精神，但一定也有具体的所指，并非虚渺，而是实在的。

我的精神家园属于北大荒。

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笑，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一年，我21岁。看到队里的三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三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三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做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硬说他是苏修特务，到他家掘地三尺要挖出他里通外国的电台；一个便是赵温，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硬说是和队上赶大车的大老张的女儿乱搞。

第一场戏，演出的是访贫问苦。我和一起去北大荒的八个同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们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我分别悄悄地跑到这三个“反革命”的家里，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二队最北的一间用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三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救世主。

他就是赵温。我们二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我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三张大字报，慷慨激昂，挥斥方道，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我们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

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们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三个“反革命”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就在这时候，赵温走到我的身旁，很多当地的农民走到我的身旁。他们都不善言谈，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我，约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喝酒。默默的却形成了一股气场，静水无声，却有着渗透和冲击的力量。有一天晚上割高粱，每人一块地，谁割完谁回家。我割地慢，别人早割完回家了，我还在吭哧吭哧地割，等我快割到头的时候，才听见前面嚓嚓的声音，高高的高梁穗全部倒在地上，我看见面前站着的是一脸汗珠的赵温。他什么话没说，和我前后脚回去了，临到他家的门口他叫住了我，说：“你嫂子做好饭等你呢。”

我知道最后我终于幸免于难，在于他们，我才发现，并不是工作组高抬贵手，也不是你自以为是悲天悯人如李玉和一般在救他们，而是他们搭救了我，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如同脚下的土地一般那样结实有力，让我的脚下有了根。

记得1974年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朋友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只有家里的人才会想得这样周到。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长长的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他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知道，我离开了北大荒，但无法忘怀这里的一切。即使你走多远，你的根扎在这里。我的心头忽然涌出一种家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和这里的人彼此有了牵挂。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彼此不尽相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底层的立场，是唯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也许，这就是现在我所说的精神家园的感觉和力量吧？想想那里，就会让自己的心里踏实，温暖。是那种有了依托的踏实，有了实实在在温度的温暖。

2004年夏天，我和伙伴们重返北大荒，临别的那天晚上，农场的领导都出面，为我们饯行。赵温坐在我的身边。他已经70多岁了，牙都快要掉光了，木刻似的皱纹深深地爬满一脸，瘦削的身子，像是一只枯叶蝶一样，瘦得让人心痛。

晚饭前，他就来到了宾馆找我，一直坐在我的身边，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我记得以前他是抽烟的，而且抽得挺厉害的，现在他不抽烟，也不喝茶，就那么静静地听别人讲话，灯光的暗影里，他像打坐入定了那样的安详，瘦削的剪影贴在了白墙上。一直到要吃晚饭了，他对我说“你去吃，我在这里等你。”我拉着他说：“走，一起去吃！”才把他拉了去。在饭厅里，他坐在我的旁边，他的旁边坐着建三江管理局的局长，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了。我向他介绍着赵温，告诉他这是我们大兴岛二队的一个老人，我们的关系一直很深。他很热情地微笑着冲赵温点点头，赵温有些木然，没有什么表情，岁月让他久经沧海难为水，对于当官的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和拒绝。虽然一直是他手下最基层的兵，但似乎从来没有见过面。这也是可能的。我看见副局长喜子坐在旁边的另一张桌前。我猜想他大概是有意躲开我，昨天晚上的饭桌上，他和我挨着坐在同一桌，快要散席了，我刚想走的时候，喜子突然站了起来，后退了两步，晃晃悠悠地指着我冲我说道：“肖复兴，我告诉你，三队那个老孙的老婆子什么都不是，别看你为她哭，你看他家弄的那样子，鸡食都上了锅……”我知道他是喝多了，他手里握着的酒杯还在不停地晃，酒都晃洒了出来。但是，他的这一句话，还是让我惊愕，并把我惹火了，我走到他的面前，打断了他的话，问他：“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是什么？”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今天，也许，喜子是对昨天酒醉之后发的话有些后悔，不大好意思了，坐在一旁去了。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过去和他说几句话，毕竟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这里了。晚宴到了尾声，他始终没有过来。我犹豫了一下，就这样散了？要不要有个告别的话和哪怕那么一点的意思？我发现他的眼神有时向这边扫过来，似乎和我一样，也是在犹豫不定。我想了想还是应该我主动一些吧，就端起了一个杯子，往里面斟满酒，站了起来，向他走了过去。

他看见我过来了，显得很高兴，端起酒杯，也站了起来，迎着我笑了起来。如果什么话也不说，就这样把杯中的酒碰了，也许一切都真的一锅糊涂粥喝了，也就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结束圆满得花好月圆。

我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先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从二队从大兴岛调到建三江，为建三江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

开头的这样几句，他静静地听着，很高兴，很受用，没有说话。

我接下去的话，立刻让他的脸上变了颜色。我说：“临走了，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这话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别忘本，甭管当了多大的官，别忘了我们都是从二队从大兴岛那里走出来的，那些现在还在那里的人，他们确实是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你还想让他们是什么呢？你别不高兴，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了，问你的这些话，其实，也是问自己的话，我们都应该提醒我们自己，不应该忘本，不应该忘了他们！”

我光顾着把我心里的话倾诉完，一时没有注意到他是在竭力控制着自己，更没有发现今天他已经又是喝多了，酒精再一次让他没有克制住自己。只见他把酒杯“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说了一句：“你这么说，我不跟你喝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地骂了起来。

我也火了，要和他争吵。这时候，一直沉默的赵温“腾”地站了出来，像母鸡护鸡雏一样，一把把我挡在身后，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是什么东西！”一下子，他不说话了，全场哑口无声。

第二天清早，赵温来为我们送行，我们上了车，车门要关的那一瞬间，赵温突然跳了上来，70多岁的人，腿脚还像是年轻人一样的灵便。他不容分说地对司机道：“拐一个弯，先到粮油加工厂的宿舍。”

司机有些不情愿：“那边是小道，不好走啊。”赵温说“好走，就在大道边上。”司机又说：“那边是集贸市场，堵车。”赵温说：“不堵，拐一点儿就能直接上公路上了。”

赵温说得很坚定，司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昨晚的不愉快，谁也不会再说一个普通的北大荒瘦干瘦干的老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再出面干涉赵温，这是一个北大荒的老人最后的一点要求了。

我们都知道，赵温特意从他家的地里为我们摘了香瓜和玉米，天没有亮就爬起床，烧开锅，开始烀玉米。他希望我们带走它们，这是他能够向我们表达的最后一点心意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来了。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答应赵温的要求，车子扬长而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香瓜和玉米都被拎上了车，赵温和他的老婆紧紧地跟着汽车跑的情景。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望着，站在道边的赵温两口子的影子越来越小，飞扬起的尘土毫不留情地淹没了他们的影子。

我常常想起赵温，想起北大荒。我常常会这样想，我们每天生活在最普通而底层的百姓之中，但我们的心不见得就一定是和他们在一起，也许，相反貌合神离与他们离得很远，自以为比他们高明而高贵。我说过，并且我一直坚信，来自北大荒这块土地上培育的真挚爱情，和来自北大荒这里乡亲培养我们的人民立场，是我们知青岁月里最大的收获，没有了这样的两点，或者我们抛弃了这样的两点，我们的青春才真的是蹉跎而没有丝毫可以回忆的一片空白。

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我们怎样思念这里，千里万里来过几次这里，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像赵温却一辈子在那里，在那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荒草一样，春来春去，岁岁枯荣，然后，生老病死，被人随意地践踏，被人无情地遗忘。但是，就是这些人，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还会再回去吗？是的，不会了，我相信，不会了。大兴岛上正因为有他们在，才让我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去。回去的感觉和回家一样，那里不仅有你的青春过往，那里更有曾经给予你许多关爱的亲人一样的乡亲，那里有曾经培育你青春期成长的土地，才会如此牵着你的心。所谓精神家园，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或者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涌动在心底里的感觉吧？

有时候，我也会想，即使回去，也只是看看他们而己，我能为他们、为大兴岛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但起码不应该忘记他们，起码不要对他们说一些居高临下的话。说实在的，我在酒桌上对那个副局长说的那些话，不说出来，憋在心里，我会更难受。那些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包括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我们，不应该时刻问问自己：老孙老邢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我们又都真的人五人六地是些什么了吗？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逝去的岁月，残存的记忆，无尽的慨叹，一去不返的青春，都付与历史和我们各自的心去重构和沉淀。

我想起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能够帮助我们拥有重新唤醒自己的能力，是柯林武德说的“过去的思想的能力”，在我看来，这样“过去的思想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家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