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本文摘选了作者的部分采访日记。

黑明：为什么想写知青的故事呢？因为当年他们插队的时候我就在陕西，我有记忆，而且我的启蒙老师就是知青，上学的时候知青就是我的班主任，所以我有很浓的知青情结。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给她上坟

采访时间地点：1996年2月28日星期三阴延安

今天是正月初十，我的生日。好几年没有在家过生日了，几乎每年的现在都在不同的地方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只不过去年的生日和今年的生日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寻找遗留在黄土地上的北京知青。

前几天听说延长油矿青化砭油田有一位性格古怪的北京知青，不爱说话，除了工作，几乎不和什么人来往，总是喜欢独来独往。按照朋友提供的地址，一早我便赶到离延安40公里的青化砭油田去找杨泽芳，去之后问了很多人，都说没听说过这个人，最终在井下作业队打听到了他。

油田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老杨。修井队的人说，老杨上班去了，跟车去20里外的姚店采油区修井去了。一个小时后，我在延河边的一个油井旁见到了杨泽芳，除了保留着浓郁的北京口音，看上去和其他修井工人没有任何区别。他得知我是特意前来找他的时候，他说外面太冷了，我们去房子里说吧。跟着他，我来到了石油工人值班的箱式活动房，杨泽芳用别人喝水的罐头瓶子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我，我们围着一个火炉子，说起了他的历史。

杨泽芳是个小矮个儿，看上去显得很老。我问他多大，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说：“1952年的，44了，老了。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上学也在北京。我是北京九十六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毕业都快30年了。”

我问他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北京家里还有什么人。

他说：“军人家庭。家里没人了。我父亲曾经是空军部队的一名中将，母亲当年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我小学是在八一学校上的，小时候享受的是一级保育，父母很宠爱我，我是父母唯一的独苗。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生活上也没受过什么苦，要说家庭条件的话，可以说非常优越。”

我说那么好的家庭背景，为什么插队，为什么不早点回去。他说：“插队开始后，按照规定，我作为独生子应该是‘免下’的范围。但当时和我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又是同学的晓红因为她父亲被打成了黑五类，所以她必须下乡接受再教育。晓红的父亲也是一位高级军官，和我父亲是最好的老战友，他们一起当兵，一起打仗，包括我母亲和晓红的母亲也是解放前就在一个部队工作的战友，关系就像亲姊妹一样。

所以，晓红要去插队了，她的父母还不知让造反派关押在什么地方，我父亲对我说，‘晓红的父母都在难中，晓红这次插队走得这么远，我和你妈商量想让你陪她一起去延安，好有个照应。’其实我当时不想来，因为很多同学都不来，都想等着上大学或者是去当兵，我们当兵很方便，说走就走。但是父母已经商量过了，我只好按照父母的意愿陪同晓红来了延安。

“好像是1969年1月初来的延安，具体是哪一天，我就不记得了。”

“到延安后，我俩才知道没分在一起，而且相隔将近300里路。当时把我分到延安县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插队了，把她分到富县直罗公社的一个村子了。”

“时间不长，我就主动要求调到晓红插队的村里。从此晓红像亲姐姐一样关心我，我的衣服都是她洗，我也像亲弟弟一样帮助她，什么重活都不让她干。”

“第二年初，晓红被抽到知青汇报团回北京给周总理和中央汇报演出，汇报完回到延安之后，她被留到延安歌舞团当了专职演员。她离开村里后，我感到很孤独，也很寂寞。虽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谈恋爱，但她走了之后，我总觉得很失落。为了能离晓红近一点，我就通过我父亲的秘书，1971年10月把我安排到了当时的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时民航站归空军管，我父亲的秘书说了就算。”

“到民航站工作的第二年，我就被送往西北军事电业学院学习了两年。毕业后为了晓红，我又回到了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时民航站离歌舞团很近，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我经常去她那里吃饭，她也总来民航站找我。”

“1973年初，我们互相之间都表露了另外一种感情，从此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知道了什么是爱情。那年我21岁，晓红22岁，她长得很漂亮。”

“1974年4月21日上午，晓红突然来找我，她很少在上班的时候来找我，一般都是下了班才来。那天她来很激动，给了我一张晚会票说，晚上7点延安大礼堂演晚会，有她的新节目演出，让我一定去看，说完她就走了。没想到晚上我正要出门，结果来了附近工厂的一名女知青让我给她指导一下拉小提琴，大家都是北京来的知青，也不好意思推辞，为了情面，晚上我就没有去看晓红的演出，一直在给那个女知青教琴。估计晓红给了我票，她知道我的位置，所以她发现我没去。等她演出结束后，就跑到我的宿舍找我，也看到了那位女知青在我宿舍，尽管我跟那个女知青并不是很熟悉，也没有任何别的事情，但晓红还是有些怀疑我。当时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很不高兴。我本来想给她解释一下，当着那个女的我又没好意思，心想过两天再给她解释也不晚，反正自己没做亏心事。”

“没想到连着两天她都没来找我。第三天一早，来了两名公安局的干警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叫杨泽芳，我说是。结果他们说找我调查晓红的死因，我这才知道晓红写下两封遗书和一封绝命书，喝了一瓶‘乐果’自杀了。”

“当我得知晓红自杀的消息之后，自己也想自杀，当时真的是不想活了。很多人劝我，都说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千万不要想不开。也都觉得晓红太可惜，认为她太轻率。这事发生之后，我实在不想在延安待了，感觉在延安很痛苦，一个月后，又通过我父亲的秘书把我调到了天津民航站工作。虽然离延安远了，但每天还是想着延安，想着晓红，每当想起那件事情就不由得流泪。那段时间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瘦了很多。”

“没想到去天津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也就是6月18日下午，在我上班的地方突然出现了几名公安干警，有延安的公安，还有天津的公安配合，他们当时就拿出了逮捕证，给我戴上手铐让我跟他们走。第二天，就把我押回了延安。一个月之后，以伤害罪的名义给我判4年刑，送到了延安最大的劳改农场姚家坡。”

“判我的刑我没有埋怨什么，一心想着就是为晓红赎罪，毕竟她是因为我死的。在监狱里，我没有和任何人争吵过，每天一句话都不想说，可以说那4年把我的性格彻底改变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想说话。其实过去我不是这样，就是那次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1978年6月17日，我的4年刑满，按说应该离开姚家坡，但监狱管委会把我又留在了劳改农场的新生砖瓦厂工作。当时我很不甘心，第二天就跑到铜川坐火车回北京想去找父母，没想到回到北京家中之后，只有从小带我长大的保姆田大妈在家。我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田大妈哭了，她说你和晓红的事，还有你进监狱的事你爸爸妈妈都知道，他们都很难过，而且都去世了。还说我父母不让她走，让她等着我。听到田大妈的这些话，我当时就瘫软了。没几天我就告别了田大妈，回到了劳改农场的砖瓦厂，从此哪儿也不想去了。至今我父母住过的房子国家还没有收走，我准备退休后回去住。”

“刑满的第二年，通过我当年插队的大队书记介绍，认识了一个农村姑娘余秀芳，后来我们结了婚。”

“1980年初砖瓦厂停产，我被调整到陕西劳改局的新川水泥厂，新川水泥厂也是劳改释放人员组成的，还不如砖瓦厂，呛得要死，很辛苦。”

“1982年7月的一天，新川水泥厂的管教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宣布，说我无罪，并且说已经把我从前科犯改为正式职工丁。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怎么也不想在监狱的水泥厂干了，毕竟那里都是些犯人。平反后，我离开水泥厂回到了当年插队的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让村里人知道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坏人。好在村里人都理解我，也同情我。就这样，我又在村里当了将近5年农民，为一家人的吃喝，每天都要上山劳动。”

我问他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他说：“1986年底，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延长油矿管理局找到高鹏飞局长，我把我的不幸遭遇给他说了之后，他很爽快地答应给我帮忙。时间不长他就把我安排到了青化砭油田井下作业队当了工人，从此高局长把我从农民转成石油工人，在野外修井已经整整10年。包括我老婆也是高局长给安排到油田工作的。其实我特别感激高局长，要不然我肯定现在还是个农民。我常想去看看高局长，但听说他调到西安去了，我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他。”

杨泽芳最后说：“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谁也不怨，只能怨那个年代。晓红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她，忘不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果她还在的话，我们肯定早都回北京了。她走了22年了，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给她上坟。”说到这里，杨泽芳又一次流出了眼泪。

离开杨泽芳之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去了杨泽芳当年工作过的延安民航站，买到一张明天飞往北京的机票，然后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算是给自己过过32岁的生日。

注：杨泽芳的故事是否完全属实，我没有地方去考证，但他的故事一直以来，的确很让我感动。

逃亡将近两年，我一直过着鸡狗不如的生活

采访时间地点：1995年1月30日星期一晴宜川

早饭后，我们来到宜川县公路段找到了双知青吕化南和龚秀玲夫妇。吕化南和龚秀玲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和当地人有所不同，除了他的气质和穿着不同，还有家里的陈列也不一样。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大木箱子，箱子顶上还摆着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透过柜子的玻璃，我还看见两瓶没有开封的红星二锅头，这似乎都有些北京的味道。当吕化南得知我是特意从北京来采访知青时，显得极其热情，他赶忙让龚秀玲为我们沏了两杯从北京带回的茉莉花茶，并且端出北京出品的糖果直往我和李静手里塞。

吕化南1944年出生，比大部分知青都要大好几岁。当年，他从北京大学附中毕业后考上了技校，1966年技校毕业去工厂当了工人。由于旷工，被开除了公职，于是，他把插队当成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969年初，他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来到宜川县骆驼塬生产队插队落户。塬上吃水困难，要到很远的地方用驴去驮水。平时洗脸、洗衣服几乎都是用积攒的雨水完成。这里的村民没有洗澡的习惯，晚上劳动回来不管多脏，最多也就舀半盆凉水用湿毛巾擦擦脸就算完事。随着环境的变化，时间一长，吕化南和知青们也不惦记洗澡了，经常是出工回来填饱肚子就往被窝里钻。插队的第二年初，吕化南赶上一次招收民工的机会。为了吃饱肚子，他报名去铜川当了一名修铁路的民工，整天抡铁锤、背石头，虽然苦点，但终于能够吃饱饭了。在民工中吕化南的年龄算大的，他知识面广，知道的事情也多，所以民工们都非常敬重他，平时不少人都围着他转，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听他讲故事。有一天，军代表突然怀疑吕化南是“5·16”反革命分子，并决定夜间逮捕吕化南。没想到连长偷偷给他透露了风声，当晚还没等到军代表给民兵下命令，吕化南就连夜冒着大雪逃离了铜川。正当民兵战土手握冲锋枪四处追捕的时候，他早己爬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向延安方向逃去。第二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徒步百余里跑回了骆驼塬。天亮之前，他终于取到了自己的被褥和衣物，在村民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坐着一个艄工的猪皮筏子跨过了黄河。

从此，他成了一名四处流浪的“反革命”在逃犯。吕化南说：“逃亡将近两年，我一直过着鸡狗不如的生活。黄河那边归山西管辖，也很穷，几乎每个村里都有北京知青。我去了好几个知青组，他们都说村里的民兵比正规军还认真，而且都有枪，不可久留。为了避免被抓获，我不敢回北京，于是只好流浪在一些中小城市的街头，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在侯马、临汾一带的小饭馆吃别人的剩菜、剩饭。晚上没地方睡觉，经常是在路边的树荫下和一些偏僻的房沿下过夜。将近两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饱饭，简直是瘦得皮包骨头。但欣慰的是，他们通缉了我一年多的时间，竟然没能把我抓住。第二年年底，风声小了，‘5·16’好像也不怎么提了，我背着自己的烂被褥和烂衣服又回到了骆驼塬。回到村里他们都以为我是出民工回来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后来这事不了了之，再没人来问我，也没来人抓我，等于是没事了。”

我开玩笑问他真的有过反革命行为吗？他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干过，也没说过。当时我和‘5·16’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呢？那年头特别乱，军代表说你是你就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的多得是，就连枪毙也不算什么大事，人都习惯了。再说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法，军代表的话经常就是最高法。其实军代表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他们说的也并不一定都是对的，有些军代表无论干什么坏事都没人敢说，没人敢管。”

其实现在来看，吕化南并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当时只是怀疑，而且没能抓住他就等于没能给他认定具体的罪状：所以当时吕化南等于是以一个盲流的身份在四处流浪，而不是以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潜逃。不过对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来说，虽然他还没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就逃得无影无踪，但他的选择无疑是对的，在那个人心高度扭曲的疯狂年代，恐怕现在谁也想不到把吕化南抓起来将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因为那时候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来说，判刑坐牢、枪毙都是常有的事情。

今天，当吕化南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尽管显得有些无奈，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埋怨那个时代和某一个人，而是把那段苦难的日子当成了传奇经历讲给我听。

吕化南的爱人龚秀玲是北京香山中学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她那副高度近视的金边眼镜显得她很像一个知识分子。在县农业银行工作多年的龚秀玲除了对单位分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再什么都没有说。她说：“1991年农行建起了一座家属楼，参加工作14年以上的职工都可以住进去，但行里领导说，‘你们是北京人，早晚得回北京’，房子分给不够14年工龄的人住也是对的。就这样，把我们24年工龄的双知青排除在了外面，只好继续住在这间破破烂烂的小平房里。”

聊天结束后，我拿出相机准备给他们照相，但房子里实在是太黑了，李静只好回家给我拿来了他的马灯帮我补光。拍完照片还不到12点，本想再去一家，李静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今天是年三十，要早点回家吃饭，因为晚上还要和全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呢。”这时我才意识到了过年。

注：吕化南和龚秀玲已经退休回到北京。

丁英杰准备带上5000块回北京买工作

采访时间地点：1995年1月31日晴宜川

今天是正月初一，早晨8点我去了李静家。他说：“按照这里的风俗习惯，我们正月初三以前不出门，只有初三以后才能走亲访友，这两天咱们就不要出去了，都在家休息吧！”我当即表示自己不能休息，还是要出去采访。

其实李静连续几天一直是白天陪着我出去采访，晚上还要陪着我们喝酒。他的客气让我确实有些过意不去，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去继续自己的拍摄和采访。因此，我提出去远一点的地方，让李静不要再陪我出去了，好好陪陪家人。说服之后，李静嘱咐说：“那你晚上早点回来，等你喝酒。”当我正要出门的时候，段冰说他也想去，于是李静去邮电局给我们借来两辆绿色的邮政自行车。

我想去的地方叫甘草坪，距离宜川五十多里路。昨天听吕化南说，甘草道班有两名老北京知青，但路不好走。尽管我告诉段冰路不好走，他还是坚持要一起去。段冰是总参的一名军人，小我两岁。一路上我们边聊天边蹬车，在颠簸不堪的土路上，好几个小时没有见到一个行人。快到干草坪的时候，段冰说已经饿得实在骑不动了，可惜沿途碰到的两个小卖店门都关得紧紧的。

中午12点，我们]终于到达干草坪道班的门前，门口蹲着好几个人在晒太阳，其中一个中年男子问道“你们寻谁？”虽然他是用当地话问我们，但不难听出还是有点儿北京口音。我问他是不是知青。他说：“是咧。”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丁英杰。”我又问是不是还有一个知青？他说：“回北京过年去了。他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一边带我进门。进门之后，老丁的老婆给我们倒了两杯茶水，我和老丁开始对话。

丁英杰1952年出生，北京太平路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家庭困难，1968年他主动要求来到陕北插队落户。3年当中，他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变成了一名标准的当地农民。后来他和四十多名知青被招去当了养路工，一干就是26个年头。

丁英杰的老婆刘秀英是当地一名农村妇女，她帮助甚至代替丁英杰为我们讲述着丁英杰的历程，包括老丁的工作、女儿的户口以及家庭贫困，她都讲得很清楚，就连公家一年给老丁发几条毛巾、几块肥皂、几双手套、几斤白糖等等，她都讲得很清楚。

等我提出要给他家照相的时候，刘秀英站在大门口伸长脖子对着村子高喊着儿子和女儿的名字。不到两分钟，两个孩子就回来了，女儿志红高高的个子，长得很是漂亮，我问她在上什么学。她说：“初中毕业了，不念了。”她妈妈说：“志红是北京户口，要在这里念高中的话很贵，所以就不念了。可是户口不在当地，县上又没办法安排工作。听说北京能花钱买工作，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已经存了2000块钱了，等再存上3年就够5000块了，到那时我们准备带上5000块钱和女儿一起回北京买工作。如果买不到工作，我们就顺便把她的户口转回宜川，给她在宜川找个临时工算了。”

我问丁志红想不想回北京？她说：“想。”听着妈妈的叙述，丁志红坐在一旁擦着眼泪，丁英杰在一旁也显得极其无奈，总是不停地唉声叹气。

聊到2点，我收起了笔记本和录音机，准备出门为他们照相，在我整理东西的时候，丁志红的母亲提出给我们做饭，我和段冰谁都没有拒绝。不一会儿，她端上来一盘热好的水饺，说是早上剩的，我和段冰没有推辞，拿起筷子便开吃。

准备照相的时候，丁英杰把道班的小四轮拖拉机开到了他家的门口，以道班的石窑为背景，除了志红站着，全家人都坐在拖拉机上等着我为他们照相。照完相离开丁家，段冰说还是特别饿。返回途中，我们在路边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开小卖店的村民，在那个不足20种商品的小卖店里，买到了仅有的两碗方便面和几根刚刚过期的火腿肠。段冰说：“吃吧，别管过不过期了。”方便面还没等完全泡好，就被我们吃光了。骑着自行车经过3小时爬坡，我们终于回到了县城。

注：通过那组《根于黄土地》的报道，丁志红在北京市城区石油公司经理陈忠民的帮助下，回到北京安排了工作。不久丁英杰也在北京市海淀区市政园林管理局的帮助下调回北京当了养路队的养护工，儿子也被丁英杰的母校北京太平路中学免去学费破格录取，全家人举家迁回丁英杰离别26年的北京。半年后，丁志红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阜外医院的专家提出，急需更换人工心脏瓣膜。在我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好四处奔波求助媒体朋友的帮忙，通过《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和北京电视台的关注和报道，尤其是经过康胜利、卢北峰、胡雅杰、贺延光、刘占坤等好友的呼吁，在短短一周内便收到各方捐款十余万元，为丁志红保住了年轻的生命，使一家人终于渡过了难关。现在，丁志红是北京华威大厦的一名优秀员工，每逢过年过节，她便带着礼物去看望当年对她有过帮助和救命之恩的叔叔阿姨。

我除了没杀人，别的都干过

采访时间地点：1996年2月26日星期一阴志丹

听说志丹县自来水厂有个叫张秀源的知青被判过刑，坐过监狱，因此对他或多或少有些好奇。离开陈寿桢家，我火速跑到自来水厂并找到张秀源。看上去他是一个很阳刚很粗犷的男人。走进他的家门，显得冷冰冰的，大冬天火也没生，门也敞开着，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当我说明自己的目的时，他说：“插队有什么好聊的，几十岁的人了，过去的事早就忘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热情地关上门，生着火，烧了一壶开水，给我泡了一杯很浓的茶。

坐稳后他说：“冷不冷？”我说：“有点冷。”他说：那喝点酒吧！”我说：“好啊！”他扭头就走进厨房端出了一盘猪耳朵、一盘花生米，顺手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西凤酒，一下就把瓶盖儿咬掉了。然后他取来两个小酒杯：“你能喝几杯？”我说：“半瓶。”

他说：“这是高度酒。”我说“没事。”他有点不信似的，但还是很爽快地说了一句：“那咱们就用喝水杯吧！”我说“可以。”他看了看我笑着说：“你行吗？”

他拿来两个白色的玻璃杯，一瓶酒倒了满满两杯，顺手把空瓶子扔到了茶几底下说：“来，喝！”几口过后，我们都没有什么客气话了，我直接问他当年为什么被判刑。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在报纸上看的。他笑着说：“不会吧！我可没上过报纸！”这时我笑了，他也再没有追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底细。

连碰三下，我们每人喝去了少半杯。张秀源说：“干坏事呗，干好事肯定不会被判刑。”我说什么坏事。他说：“喝喝喝，喝了再说。”

我俩每人又喝了一大口之后，他说：“说起这些事话就长了。我爸是个工程师，在我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生活条件一直不好，‘文革’开始后，我妈在街道工厂的工作也没有了，全家的生活更艰难了。我姐和我妹只好报名去了青海支边。

“1969年初，一个同学跑到我家说，不少同学前几天都去延安插队去了，那么多人在乡下，肯定很好玩。加上谁都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怎么也不会太差吧。第二天，我俩就跑到派出所办了户口迁移证。2月9日那天，我们就一起来到志丹县双河公社桃庄湾大队。

“我是北京三十八中的，算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来的时候我还不满18岁。刚来跟着社员劳动了几天之后，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连饭都吃不饱，觉得太受罪了，所以很快就不干了。总去附近村子的知青组浪荡。

“1969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上山劳动后第一个回到知青组，饿极了，便自己动手做饭。不知是因为刮风还是下雨，柴火怎么也烧不旺，而且烟冒得满窑都是，熏得我直流眼泪。当晚我就叫齐了在家的6个知青，在煤油灯下和他们商量，准备集体出走。

“几个知青都很赞同。当时便开始收拾东西，还将仅有的几斤荞面全部烙成饼。然后我把锅碗瓢盆全部扔到院子中间，砸了个稀烂。我们连夜悄悄地离开桃庄湾向延安方向走去。走了三百多公里，一路上经过7个县，吃住全靠路边每个村的知青组，第七天的晚上，大家终于到了铜川。铜川有火车，我们从北京来的时候，就是在铜川下的火车。

“人多嘴就杂，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一路上互相之间产生了不少分歧。在铜川，我们呆了整整3天统一思想，但有的想扒火车回北京，有的想去外地亲戚家，有的愿意去流浪，有的想回村里，最终思想统一不了，还是解散了。

“散伙儿之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决定回北京，所以我们顺着铁道走进了铜川火车站，心想只要有往北的车就上。结果真过来一辆闷罐车，也就是货车，车开得不算快，我俩很快就扒上去了。当时也不知道火车往哪儿开，结果到了德州停下不走了，我们又扒一辆火车到了沧州，然后才换车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们家的房子也被封了，不知我妈去哪儿了。我就跑到我舅舅家，听说我妈妈去四川了，给了我个地址是成都511号信箱。拿上地址我就去了成都，结果打听了很多人，都不知道511号信箱在哪儿，去邮局查，人家说是保密单位，不告诉我。

“我姐姐和我姐夫都在那个保密工厂工作，我姐夫是搞核物理的，他很早就是中科院的院士了，最终在成都呆了几天，没找到我妈，也没地方去，也不愿意回陕北，所以就开始流浪了。

“那些年我流浪去过青海、甘肃、四川、河南、河北等许多省的大城市，一路上又偷又抢，连打带闹，除了没杀人，别的都干过。“第二年，我在宝鸡火车站打架被拘留了，半个月后被宝鸡的公安人员遣送回村。回到村里不到一星期，我又跑了，又去了四川，还是想再找找我妈。没找到又流浪回了北京。在北京流浪了一段时间，赶上了林彪事件，当时全国各地都抓得很紧，对外地人抓得很严。为了躲避当时的紧张气候，我只好回了村里。”因为要赶时间回延安，所以我忍不住问他什么时候判的刑。他说：“知道你会问这件事情。”我笑了笑说：“我着急要去延安，不问就没时间了。”他说：“明天再走，我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瓶喝完咱们再开一瓶，来，喝喝喝！”

他狠狠地喝了一口酒，又喝了一口茶说道：“那是1973年6月的事了，当时知青小组的粮食都不够吃，有一天早上，我和另一名知青因为抢吃一个馒头，相互打得头破血流，加之我平时表现不好，县公安局当天就派人把我关进了监狱。很快就把我判了3年的劳动教养，送往铜川的一个劳教所。

“刚进去之后，有的老犯人还想欺负我，一听我是北京的，马上就没人敢惹我了。那时北京知青把当地的地痞都打怕了，在监狱里只要你说北京话，基本没人敢惹你，因为他们打架和偷东西的本事都是跟着北京知青学的。所以他们们对北京知青都会另眼相看。”

我问他哪年回来的。他说：“那帮孙子特不讲理，本来刑满之后应该释放我，但是他们说怕我回去屡教不改，所以就把我强行安排在耀县一个氧化铝厂。

“那个厂很大，有两干多人，全是刑满释放人员。条件相对要好一些，每人一个床，也没有人拿着枪逼着你干活，在那里一千就是好几年，在那期间，我学会了电焊技术。

“1979年底，赶上特赦，那年把国民党、特务、右派都放了。我也跑回志丹找公安局，要求回来，因为在那里虽然不算犯人了，但都是劳改释放的，连对象都找不到。后来县上同意了，我就从县公安局开了证明回来了。回来之后，我还是回桃庄湾当了农民。

“时间不长，赶上县里招工，我被招到了县建筑公司。经过考核，我当了电焊工，在全公司，可以说我的技术是最好的，没人能比上我。后来公司效益不好，我又单干了两年，那几年别人焊油罐炸死好几个，我从来没有出过事，所以志丹没人不服我的技术。”

我问他什么时候成的家。他说：“回来刚刚一年就结婚了。那时给我介绍对象的很多，毕竟我有技术，而且又是知青，谁和我结婚，谁就可以吃商品粮。再说我又不是个坏人，只是那些年没得吃才出去瞎跑，要是能吃饱，谁愿意四处流浪啊！后来看上我的人很多，我可以随便挑。我觉得杨志爱挺顺眼，1980年底就和她结婚了。结婚没几年，她和3个孩子就转了户口和商品粮，还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来，县上照顾亏损企业的北京知青，把我调到了自来水公司当上了供水工，一干到现在再没挪窝。”

现在张秀源一家用着自来水公司的一座二层供水小楼，客厅、卧室、休息间样样齐全。近年来，他省吃俭用，还购买了彩电、冰箱、录像机等家用电器。县城不少人对他的工作、生活以及运气投来无比羡慕的目光。他爱喝酒，每天一瓶，他说他挣的一半钱都喝酒了。

我们喝完杯中酒之后，他说：“我只有好好工作才能得到志丹人对我过去的原谅，也才能让更多的志丹人对我有个新的认识。”

最后我问他还回不回北京了。他说，“这辈子可能回不去了。我离开北京快30年了，每隔几年就想回去看看北京的变化，可是每当回到北京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陕北人，回到陕北，又总认为自己是北京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结束和张秀源的对话，已经4点多了，张秀源建议我在他家住一晚上，并说他老婆回娘家了，晚上也不回来，有的是地方，而且还说晚上再喝一瓶。但由于明天已经约好了采访路贵邦，我和梁子不得不返回延安。

5点钟，天基本黑了，我和梁子赶上了最后一班志丹开往延安的长途汽车，3个小时后，又回到了宝塔山下……

（以上黑明日记摘自公众号《老知青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