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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把教育科长的茶杯砸碎

    2020年 10月 30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龚麟生 点击: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曾写过一篇名为《北国大风雪》的散文,文中最后写道:正是北国大风雪的熏陶,我们这些看来有些懦弱的年轻南方佬平添了不少的刚强和坚毅。而就是这北大荒淬炼出来的刚强和坚毅,居然帮助我安然度过了艰难的后知青时代,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曾写过一篇名为《北国大风雪》的散文,文中最后写道:正是北国大风雪的熏陶,我们这些看来有些懦弱的年轻南方佬平添了不少的刚强和坚毅。而就是这北大荒淬炼出来的刚强和坚毅,居然帮助我安然度过了艰难的后知青时代,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正确把握住了自己,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

    1979年,同无数平头百姓的子女一样,经历了整整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后,我回到了上海。回沪后被分配在一家大型棉纺织厂工作。这家棉纺织厂号称万人大厂,在行业中一直很牛。当年同时分进厂的回沪知青就有二三百人之多,作为其中之一的新工人我被厂劳资科胡乱分进了前纺车间,当上了一名设备保养工人。进纺织厂报到时,我曾幻想厂方也许会根据我的专长分配我进计划统计部门工作,毕竟我曾在黑龙江农场干过7年的计划统计工作。没想人家根本不看这个,回沪知青中也有直接进科室工作的,据说那是家中有人打过招呼的。不过,当时的我对分配进车间当设备保养工人并不感冒,从艰苦的北大荒回到曾魂牵梦绕的家乡大上海的那股高兴劲/L还没过,所以,我我对这份设备保养工作充满了热情,再脏再累的活也没有怨言,别人不干的活我干,别人不做的事我做。设备保养是门技术活,只要肯钻研,上升空间有的是。借助技术参考书我一周内就基本弄懂了我所负责的纺织机械的性能原理,在技术工人的书面文化技术考核中,我得了唯一的100分,让出题目的车间技术员惊讶不已。

    当然,作为一名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是不可能满足现状的,追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光,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成了当时年轻人的当务之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对科学知识的尊重。为了满足因种种原因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的上学要求,政府在各地开办了多座成人高校、业余大学和职工大学。当党报上刊出业余大学招生简章后,我立即找到厂部教育科,希望他们为我开报考证明,以便参加上海成人高校的统一考试。那时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学校方面要求厂方出证明,只是验证一下该考生的身份而己。可教育科长拒绝为我开证明,他说,大学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上的,只有组织认可的才可以上学,你又不是厂里培养的后备干部,怎么可以去上学?我一个返沪不久的知青,没想到开一张证明会这么困难,当时,竟被科长的所谓理由搞得无话可说。

    一周过去了,眼看招生日期就要截止,教育科始终没有为我开证明的迹象,于是我准备了好多理由决定再次上教育科交涉。那天,我迅速把车间的活提前干完后,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直接闯进工厂行政大楼的教育科办公室。那位科长在办公室正翘着二郎腿拿着大瓷茶杯斜坐在椅子上与对面的同僚品茶,一看我这个看上去脏兮兮的小工人过来,就不耐烦地说,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这个证明我们不会开的。你不是组织科培养的后备干部。我尽量低声下气与他对话,我说,不是我要开证明,是业余大学要求开证明,证明我是这家纺织厂的职工。开证明也不等于我可以上大学,仅仅是凭此证明可以上考场考试,再说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考上。我甚至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考上了,学费我自己负担,保证不影响上班,考试如逢上班日,我以请事假的方式去应考。这次成人高考我如考不上,我一定会更安心工作,绝不要求第二次报考。

    可是无论我怎么好说歹说,这位教育科长就是听不进去,他向我挥挥手说,不要说了,说了再多也没有用,赶紧回车间干活去吧,我们还有事呢。我一看,希望要破灭,下意识地讲出了早就埋在心底的心里话:“你这个教育科长不管教育,怎么还反对工人接受教育?”大概诺大一个厂,还没有一个普通工人敢这样公然当面指责他。教育科长勃然大怒,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厉声地说:“我这个教育科长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好,就你这个态度,我告诉你,只要我当教育科长一天,你就休想开出这个证明!”说完,他气呼呼地坐下拿起大茶杯大口大口地喝茶。我一看这个教育科长竟然说出如此混账地话,当然也气不打一处来,仗着在北大荒养成的“男儿血性”,一手夺过科长的茶杯重重地往地上一砸,气愤地说:“你这样的教育科长根本没有资格坐在办公室,为我们工人服务!”……

    我这个惊人举动,自然轰动了整个厂部行政大楼,有一些干部为表示自己的正义,对我大加谴责,大多数科室干部自然抱着事不关己的吃瓜群众态度,一位女副厂长大义凛然地吩咐有关部门,“查查这位青工是不是四人帮分子,文革中是不是有过打砸抢行为?”

    我所在的前纺车间主任被这位副厂长立即叫到厂部,命令他把我带回车间严厉处置。一回车间,车间主任又命令设备保养部门的支部书记(工长)对我严肃处理。结果,支部书记在上级的压力之下,让我停职反省了三天,并扣掉了三天工资。

    虽然受到了处罚,但我的心里始终是不服的。文革不让年轻学子读书的恶梦已经过去了,现在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一直在鼓励年轻人学习文化提高自己,我要求报考业余大学应该是国家鼓励的事情,怎么就让单位的一个小小教育科长否定掉了呢?何况宪法都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没有错,于是我一气发出了用复写纸复写的十封群众来信,分别寄往上海总工会、全国总工会、教育局、教育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纺织工业局、北京纺织部等单位。

    半年后的一个上午,我正在车间热火朝天地拆洗机器,车间总支书记派人把我叫到车间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就从座位上立起来极热情地给我倒了杯茶,第一句话就问,你写了几封群众来信啊?我马上反应到我写的信起作用了。在我坦率地交待了书写十封群众来信的情况后,总支书记微笑地对我说,以后这些信就不要写了吧,你的这些信件全都转到了上海纺织工业局,局党委办公室专门打电话给厂党委办公室,要求领导一定要找这个写信的年轻人谈一谈,给他开证明,同意他去报考业余大学。

    第二年的上海成人高校入学统一考试前夕,教育科为我开的报考证明主动送到前纺车间,上面还附加了两条意见:1、如能考上,学费全部报销;2、上学后的每学期的期终考试日作公假处理。虽然附加的两条意见对我压力很大,因为一旦考不上,估计我在厂里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成人高考了。

    也许绝处真的可以逢生,在这场没有退路的成人高考中,我以悬梁刺股的精神对高考科目做了充分的准备,终于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业余大学,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夜大学生活。

    近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这段砸茶杯的历史,还是有点愧疚的,砸茶杯的行为的确有点过激,其实完全可以用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希望当今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仿效。当年的过激举动纯粹是北大荒人的习气使然,在遭遇明显不公平待遇时,敢于发出自己不满的声音,要放在今天,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有如此行为,当然,现在的干部水平普遍都提高了,像当年教育科长说的那种混账话也不会有人说了。

    今日旧事重提,不是为了纪念我砸茶杯的这段往事,主要是为了纪念那个美好的时代,当时的党中央书记是胡耀邦同志,在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党内外的气氛空前民主,全社会对群众信访高度重视,有反必肃,有错必究,我几遭周折参加成人高考的一段经历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