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春，知识青年中的第一颗明星，是山东省掖县后吕村一个农家女儿。1951年高小毕业后，徐建春曾希望继续读书，但因为家庭困难只好辍学回乡务农。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年仅17岁的徐建春和4户人家组成了一个互助组并担任组长。

徐建春，1935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西由镇后吕村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按当地习惯，妇女不下田耕作。但是徐建春带头向老农学习，按照节气组织生产。麦收时节劳力不足，她发动妇女下地劳动，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徐建春小学毕业，在当地是识文断字“稀缺”人才。她为大家读报，带领农民学习报上刊登的种田知识。她还有管理才干，把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得到了村民拥护。

徐建春回乡务农的事很快引起各方关注。她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团代会并受到奖励，当选为团省委候补委员。1952年9月，她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52年10月出版的《山东青年》杂志刊出报道《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日报》上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徐建春成了中央机关报为全国青年树立的第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典型。

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不久就注意到徐建春。1955年2月，徐建春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2月5日，胡耀邦会见与会青年代表，在代表人群中指着徐建春说：“你是山东的高小毕业生，农业社长，年轻的社长。”座中的徐建春为胡耀邦认识自己而特别激动。当年9月，胡耀邦在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表扬了徐建春等人。

农村集体化运动风起云涌，徐建春当上了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社长，接着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社长之一，是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最著名的知青代表。那几年，胡耀邦积极组织青年垦荒运动，热情满怀地鼓励知青上山下乡。他和徐建春有过多次短暂交谈。

1959年7月13日至18日，胡耀邦在青岛主持召开团中央全体会议。一见到徐建春，胡耀邦就叫出了她的名字。会议期间，胡耀邦对徐建春说，会后要到她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搞调查研究。胡耀邦说得认真，徐建春一口答应，提前一天赶回家乡安排。

徐建春是团中央委员。吕后村人听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要来，纷纷找到徐建春出主意，有的说老刘家干净卫生，有的说老李家安全，总之是北京来了大领导，而且是徐建春的领导，一定要关照。徐建春左右掂量，觉得住在社员家毕竟不方便，眼下正好学校放暑假，就安排他住在吕后村小学教室里，那里宽敞。吕后村的村民都睡火炕，但夏天的土炕又凉又潮，徐建春安排村民用木头和高粱秸做成一个简易床摆进教室给胡耀邦用，被子褥子都从县招待所借来。这些事刚安排好，胡耀邦在山东团省委书记林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团中央办公厅干部石琦等陪同下，与秘书高勇、警卫员李汉平、速记员李世娴分乘两辆车，于7月19日下午到达掖县西由公社。

来到村里已经晚了，当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徐建春来了，问胡耀邦昨晚睡得怎么样？

胡耀邦说，没想到高粱米这么好吃，高粱秸铺的床睡起来也舒服，就是蚊子多点。徐建春一看，胡耀邦的胳膊已经被蚊子咬花了，原来她忘记了向县招待所借几顶蚊帐来，只好连说对不起。胡耀邦一行吃过早饭就下地劳动。为胡耀邦一行安排的农活主要是锄草。徐建春把他们带到了青年技术队，那里有一片地瓜地，技术队长分给每人一把锄头，告诉大家，这块地是试验田，为了提高产量，实行间作套种，地垅子打得比较高，垅子中间种玉米，半腰种地瓜，垅沟里种的是豆子。先锄玉米，再除掉杂草，注意不要损坏了苗子。胡耀邦马上响应：“干活吧，一定要小心、认真、负责地干，千万注意别弄坏了苗子，不然会影响增产的。

7月的天气非常炎热，胡耀邦干得汗流满面。徐建春跟着一起劳作，劝胡耀邦休息一会儿。他说：“不休息，不休息，干了不到一个小时，哪能休息啊？”刚说完，脚底下被地瓜蔓绊了一下，向后一退，踏断了一株豆苗。胡耀邦大声自责道：“坏了坏了，踏断豆苗，影响产量了，我要向队里检讨。”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胡耀邦到吕后村，一连几天，每回都干得浑身湿透。徐建春等当地干部劝他休息，胡耀邦总是说：“农民一年到头天天劳动，还是干重活，我们才干了几天，都是轻活。我们是来劳动的，不是来休息的，从劳动中体察农民的辛苦，体察民情。劳动累，坐下休息一会儿再干是可以的。”

一起劳动使大家熟悉了，徐建春向胡耀邦说起了心里话。有一次，她对胡耀邦说：“‘大跃进’吹起了‘浮夸风’，各地都在‘放卫星’，吹嘘自己的粮食产量。我的压力很大，有些想法、看法只能压在心里，不敢说。”胡耀邦鼓励徐建春说出来，没关系。

原来，不久前徐建春被请到聊城介绍小麦丰产经验，同时被邀的还有几位来自河南的干部。徐建春向大家介绍吕后村亩产小麦500斤的经验，河南干部却介绍他们那里小麦亩产3726斤的经验。山东干部们听了，心里普遍怀疑。徐建春心里也不高兴，想不出人家怎么会有如此“高产”。第二天，她乘公共汽车来到济南，见到省里主管农业的领导就抱怨说，再也不要叫我做这样的典型介绍了，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徐建春对胡耀邦讲了这段经历。胡耀邦说：“没关系，亩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多报，更不能少报。多报了，老百姓分不到粮食怎么办？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了胡耀邦的这席话，徐建春讲话办事的胆子大了许多。

一天，走在收工路上，徐建春对胡耀邦不好意思地小声说，自己的文化低，知识少，想上学。胡耀邦说：“上学是好事，以后有你学习的机会。在没有到学校学习之前，自己抓紧时间，先自学，多读点书，书里面的知识可多啦！你是先读政治方面的书，还是先读技术方面的，还是政治书、技术书一块读，自己制订个计划，有机会再到学校学习学习。”

胡耀邦又风趣地说：“还有不好意思说的话要说吗？”他是暗指徐建春的婚姻大事。徐建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她没有接过胡耀邦的话题，却向胡耀邦抱怨了1958年的“大炼钢铁”，说乡间老百姓家里的锅被砸了炼铁，连老太太都出门上食堂打饭。徐建春说：“这样不行呀。1958年我们这里倒是大丰收，但是粮食都浪费了。”对此，胡耀邦只能默然无语。

住在吕后村的六七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胡耀邦向乡亲们告别时，吕后村人都很留恋。一位在伙房做饭的大娘听说胡耀邦要走，对徐建春说：“那个人太好啦！他说的话我们爱听，没有一点儿架子。他什么时候能再来呀？”

不久，徐建春果然实现了自己要出去学习的愿望，到北京农业大学学习了一年。

“文革”开始后，徐建春受到冲击。她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待党的九大开过之后就“解放”，并进了领导班子。这期间，胡耀邦遭受冲击，住过“牛棚”，在经历了河南黄湖的干校生活后回北京闲居。

“文革”结束时，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8年，徐建春又一次来到中央党校学习。胡耀邦前来看望徐建春。他更加爽朗，讲话更加畅快，但可以察觉，他更加老练了，他向徐建春提出了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徐建春对胡耀邦说，现在小组讨论还不太自由，大家发言不够踊跃，主要是心里不踏实，有些心里话不敢讲，怕说错话。胡耀邦说：“该说的还要说，只是要讲究方式方法，要用实践来说明道理。要做到心里有数，不要跟着错误的东西跑。”

1988年8月下旬的一天，已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徐建春来到烟台，团干部吕在模告诉她，已经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正在烟台休养。徐建春马上说，我们去看看他。一听是徐建春约见，胡耀邦马上就答应了。徐建春和吕在模来到了东山宾馆。看到老熟人，而且是知青老典型，胡耀邦特别高兴，请客人一起坐下聊天。

和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和胡耀邦谈话，三句话离不开工作。但这次不谈工作了，只谈往事，谈当年交往。胡耀邦老了，霜染双鬓，语速也迟缓了。

来年春天，胡耀邦永远地走了。

徐建春对他的怀念则永远地留下来。她觉得胡耀邦高尚的品德灿若明灯，永驻人间。能和胡耀邦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有过一生的交往，徐建春感到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而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