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高考被“一张白卷”搅局，使众多知青失去了踏进高等学府深造的历史机遇，我也名落孙山。回村后，组织上安排我到村办小学代课，以解决原在岗教师“中举”上大学之后本村师资短缺的燃眉之急。

初登讲台，心中无底，忐忑不安。唯恐难胜重任，落个“误人子弟”的罪名。调皮的孩子发现脸熟又面善的本村插队知青前来代课，立马兴奋起来，陪同我进入教室的校长前脚刚走，课堂里立刻乱成一团。为维持教学秩序，我大声喝止乱嚷嚷的学生：“不许叫唤！”话音还没落地，马上有一个小女生接茬抗议说：“老师怎么骂人呢？”我赶紧声明：“没有骂人呀！”女生说：“牲口才‘叫唤’呢！说人嗓门大，该用‘叫喊’。”童言无忌，全然不顾“师道尊严”，张口就敢给老师纠错，来个下马威。这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没过多久，看到农村师资匮乏的现状，我不由得陷入沉思。既然革命需要咱“补台”代课，自己只能壮起胆子，发扬“烧火棍当线杆”的大无畏精神——材料不济，勇挑重担。铁下心来义无反顾去顶岗，从此我语文、算术、体、音、美，什么课目都敢教；“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先小学、后农中，去什么层次的课都敢“代”；有时来不及备课，甚至还没有拿到教科书，就贸然走上了讲台授课，充当起乡村民办教师队伍的“一揽子超级替补”的角色。

教音乐，自己五音不全，不但领孩子们唱歌，还不自量力，竟敢为自创的儿歌谱曲。教美术，自己小学水彩画作业从未得过高分，敢辅导学生作画。“教然后知困”。教体育课最有趣，组织了小学男生足球队，既当教练又当运动员，上场与学生一起疯跑，表演“金钩倒挂”倒地射门。我曾和小学生们搏杀于“讲桌乒坛”。本校操场上有现成的篮球场，虽然篮球架简陋不规范，篮筐上从不挂网，练球、组赛还能凑合用，后来我班女篮在全旗小学女篮联赛中战绩不俗、打出威风。

生产劳动是农村中小学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按照农时特点，老师要适时带领学生参加春耕、夏锄、秋收等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冬季则组织学生拾粪积肥、拾柴取暖。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日深，至今我仍珍存着村办小学1974届毕业班离校前师生合影的照片。小学代课转年，公社领导调我到农中任教，师生话别时，我写了首长诗，动情地朗诵给小学生们听，孩子们都哭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青政策调整，我随返城大潮回到了故乡天津。由于曾有过乡村民办代课教师的短暂经历，每当观看《凤凰琴》、《一个也不能少》这类反映老少边穷地区农村教育状况的影片，都会引发我的深情回顾、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