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龙镇农场北岗的知青都记得，北岗那时有个小卖店，虽然面积不大，也就40多平方米，但因紧靠队部成为北岗的中心。
在北岗生活了这么多年，如果要我回想一下所有的公共场所，哪个能让我们留下美好回忆呢？让我们挨个看来:我们的生活就是再贫乏，也得上进下出，食堂和厕所是人人必去之处。那里的厕所不用提，连想一想都会觉得恶心，除了内急，谁也不愿意在那多呆一分钟。北岗和其他连队一样，食堂是和礼堂连在一起的，而饭不能不吃，食堂不能不去。但食堂的伙食由不得我们做主，常常是“ 猴子敲锣—— 嘡嘡嘡（汤汤汤）”，我们只能将就填饱肚皮，再加上食堂连个饭桌都没有，冬天不供暖，夏天蚊叮虫咬，所以我们都端着饭菜回宿舍吃。任何一个单位，会总是要开的，开全连大会就要去大礼堂。但当时的会，不是学习就是批判，这样的会回想起来让人头皮都发麻。好不容易开个“ 歌咏大会”，歌却必须“ 革命”，绝不能抒情。这样的会，谁愿开？这样的大礼堂，谁会留恋？除了以上几个公共场所，队部会计室也是人人必去的。月月拿工资，探亲假、外出看病、出差报销。但会计室是“ 办公重地”，不是休闲聊天的场所。
剩下的，就只有小卖店了。因为东西是人人要买的，于是小卖店便无人不去。更重要的是，何时去，买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决定，这是小卖店不同于其他任何公共场所的地方。不过，一开始小卖店也并非一个温馨的去处。北岗和其他连队一样，在小卖店当售货员可算是一份“ 美差”，一开始是轮不上知青的。记得我们刚到北岗时，小卖店的男经理和两个女售货员都是当地职工。那时小卖店的“ 老板”“ 老板娘”（这里只是顾客对男女售货员的习惯称呼，并无夫妻之意，下同）对我们并不太友好，我们到小卖店也只是买东西。这种情况直到知青接管小卖店才有了改变。
小卖店“ 老板娘” 之一邵维秀后来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回忆的：“1970年，小卖店出了经济问题。领导找我和两位齐市知青沈文君、冷志杰谈话，要我们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管好小卖店。根据分工，我管日用品，冷志杰负责食品、衣物和布料，沈文君总负责，兼管做账。分场派甘（彩霞）会计来帮我们办盘点交接。”
毫无疑问，购买日用品和食品是连队所有知青和职工光顾小卖店的主要目的。小卖店的日用品包括肥皂、牙膏、雪花膏、信封、信纸、邮票、浆糊、墨水等。食品包括香烟、水果、白酒、果酒（当地称色酒）、肉罐头、糖水苹果、糖水梨、炉果、蛋糕，以及另拷的酱油，散装的盐和绵白糖等。
应该说，从知青对小卖店商品的选择可以看出大家对当地生活的逐渐适应。一开始，尤其是上海知青，对当地的服装从鞋到帽都看不上眼。但凡事总有例外。上海市政府给赴黑龙江的知青每人发了一套棉衣裤，但黑龙江给知青配套的皮帽子不受欢迎，戴在头上活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而小卖店的羊剪绒帽子有棱有角，往头上一戴，立马便成了《智取威虎山》里英俊潇洒的少剑波！于是很快，冬天一到，男知青头上都换上了这种帽子。棉胶鞋，手闷子（无指棉手套）虽然模样不济，却是冬天少不得的，农场又不给发，就得自己买。随着下地干活的实践，知青们开始发现，尽管上海的回力鞋很酷，解放鞋很结实，但却不如小卖店卖的农田鞋实用。原因是农田鞋将鞋舌转换成了和鞋帮连在一起的衬布，挡土防尘。另外就是有一种农田帽，土黄色，大帽檐，帽后垂下一块方布，戴在头上活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日本鬼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可就是它，能在脱谷打场时护住脖颈不让麦余子钻进去，免受刺挠之苦，从而受到场院干活知青的欢迎。另外，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实践，铝盆成了知青们脸盆、脚盆更新换代的首选。搪瓷盆中看不中用，磕碰后惨不忍睹。而铝盆不同，磕磕碰碰最多有些坑凹，凹大了还能砸回去。而且，铝盆还有个优点，就是能用来当锅使。聚餐时，我们没少用它下饺子、焖大米饭。
同样，小卖店在知青尤其是上海知青到来之后，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时虽不讲市场经济规则，但顾客的需求对商店的经营还是有影响的。最初，小卖店里的货物档次较低，价格也相对便宜。就说肉罐头吧，由于食堂伙食欠佳，小卖店的肉罐头成了知青们关注的热卖产品。一开始，小卖店的肉罐头品种不多，价格也较便宜。我记得有一次去小卖店，发现一种羊肉罐头，三毛钱一个，个头还不小。我们哥几个立即将其包圆了。但以后就再没见过这种罐头了。红烧猪肉罐头一直是小卖店的主打产品。这种罐头肉少汤多，一打开就看见上面一层白油，一开始不受知青待见。可随着劳动的日益繁重，伙食的不见改善，这罐头倒满足了我们补充油水的需要，变得长盛不衰了。后来，小卖店就开始进红烧带鱼、午餐肉、茄汁沙丁鱼、茄汁黄豆等上海知青非常欢迎的罐头了。同样，小卖店进的饮料品种也大幅度增加，后来连小香槟、金奖白兰地也开始在商店里出现。变化最大的是香烟。开始小卖店里只有九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一角五分一盒的握手牌香烟，再好一点就是葡萄牌和迎春牌了。可过了不几年，经济牌和握手牌香烟便淡出了，以往只在场部才能看到的三毛钱一盒的哈尔滨牌香烟受到了广大知青的欢迎。我记得，小卖店似乎还进过精装的哈尔滨烟。
最重要的，是小卖店，也只有小卖店，总是与我们的快乐时光联系在一起。我们总是在心情比较轻松的时间光顾小卖店。饭余工后，大家梳洗干净，往往会到小卖店买点墨水信封、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还可以顺便跟“ 老板娘” 聊聊家常。说到这，我还真佩服领导的眼光。几位知青售货员上岗之后，不招灾，不惹祸，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让人想起《沙家浜》里的阿庆嫂。
随着工作日趋艰苦，生活日见匮乏，我们对小卖店的依赖也大大增加。我们好歹一个月有32元工资，去掉饭卡15元和其他零用，怎么也有个十多元的结余。我那时少不更事，根本不考虑将来，每月一开支，就找机会和几个哥们跑到小卖店，啤酒罐头买上一大堆，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我们常常在宿舍里打牌，谁要是输了就得掏腰包买好吃好喝的给大伙儿打牙祭。于是便会有人穿上雨靴，顶块塑料布，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跑向小卖店。在小卖店里，交了钱买好东西，“ 老板娘” 会帮你把东西包好扎结实，还会嘱咐你出门小心脚下，别毛手毛脚打了瓶子。当然，每逢节假日，不管有钱没钱，小卖店总是必去的。（没钱的偶尔赊个账也是可以的）说来有点奇怪，回到上海后，每逢中秋哪怕月饼再好，我也只是点到即止，吃多了还怕拉肚子。可那时一到中秋，进了小卖店，每人四个月饼一瓶啤酒绝不能少。那时，谁也不会在乎月饼硬得能砸死人，啤酒因时间太长沫少味淡。中秋节的夜晚，只见小卖店屋里屋外知青们一个个双眼湿润，手舞足蹈，脑子里回荡着“ 月是故乡明”“ 每逢佳节倍思亲” 之类的传世佳话，嘴上满是“ 大哥”“ 小弟”“ 够意思” 之类的肺腑之言。日久天长，大家都混熟了。
小卖店在为知青提供吃穿用的商品之外，还衍生出别的功能来。人们发现，小卖店既是人际交往的好去处，又是个消息的集散地。这里男男女女谁都去，偶尔碰上个心仪的磨个牙耍个贫十分方便。我敢肯定，知青当中的浪漫史，很多就是从小卖店开始的。
对于小卖店的常客，“ 老板娘” 们最有发言权。据邵维秀回忆，“ 师长”（外号）任自强经常光顾小卖店，他年长几岁，能给小阿弟小阿妹们提供些经验之谈。“ 大头” 李灵山也是常客，他好说好笑，仗义疏财，经常买些好吃的与大家分享。最有意思的是邮递员鸡西知青小韩，他每次从场部取回邮包信件后总要到小卖店呆一会，也不吱声，只是在一边默默地坐着。齐市知青江波、步路亮、炳志国、“ 小干净”、“ 马大勺” 都经常光顾小卖店。他们来了不一定买东西，一待就是好半天，天南海北地神聊。要说最讨人喜欢的，非“ 小山东” 李吉善莫属。他为人乖巧嘴特别甜，一进门就一口一声“ 大姐” 的叫着，成了大家的开心果。小卖店面向八方来客，与售货员私人关系较好的就更不用说。沈文君的好朋友温世芬、储桂兰有空就来，有时还进里屋促膝长谈。由于小卖店紧靠队部，售货员又属队部编制，队部的姐妹当然与小卖店几位关系不一般。印如珍、王玉琴、邱仪敏、汤根妹等队部人员来小卖店就不只是买东西了。她们时常利用小卖店宿舍的炉子，将上海带来的大米、年糕、香肠、咸肉等烹制成美味一起分享，浓浓的姐妹情洋溢在小屋中。
在连队知青的记忆中，小卖店售货员除了服务周到热情可亲外还给他们留下过别样的记忆。那年搞夏锄大会战，连续数周都是“ 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为了配合大会战，营造“ 全民总动员”“ 齐下火龙关” 的气氛，领导要求小卖店服务到田间地头。这帮姐妹有需求就售货，没需求便握锄铲地。她们虽然干不了多少活，但当一个天天下地晒得身上冒油脸上暴皮的知青，在正午的烈日下铲着一条好像怎么也到不了头的垄，忽然发现地头那一截已经被“ 老板娘” 铲干净了，他怎么会不松一口气，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呢？
由于她们的努力，北岗小卖店于1972年被评为龙镇农场先进小卖店。小卖店“ 老板娘” 之一、上海知青邵维秀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1973年入党，1974年8月被选送上海师范大学读书。顺便说一下，对邵的上大学，我虽然照例有点“ 羡慕嫉妒”，却丝毫没有“ 恨”，因为对她来说“ 好人有好报”，还真算是公平。
如今，当我坐在电脑边写这段回忆时，心中五味杂陈。若把现在的大卖场和当时的小卖店相比，无疑会有时光倒错的感觉。但在我们知青前途渺茫，文化与物质生活空前匮乏的当时，几位售货员，一个小卖店给我们带来的些许春风，却让我们没齿难忘。我不知那些回访的知青，面对岁月留下的几许残垣，满地青草，脑海中是否还会回想起当时那尽管红砖些许裂缝，白瓦几多破损，却能以冬天的炉火给你温暖，夏天的过堂风给你凉意的小卖店，以及更重要的，那三位知青姐妹欢迎你的一句句问候和道别时的一张张笑脸。
（作者原黑龙江龙镇农场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