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汀画像

我是社区党员志愿者，常跑居委会。一天，刚踏进居委会，就被小陈拉住，塞给我一本杂志，说：“现在我们街道也有杂志啦！这是创刊号，你看看，有机会还能投稿呢！”

这是一本白色封面的16开杂志，左上角红色《大家古美》刊名格外醒目。在作者一栏，一个很熟悉的名字跳进我的眼帘，她是我的知青朋友。我立马找了一篇文章发过去。我想，给这样的杂志发文章往往都会泥牛入海，因此，发完也就没放心上。想不到第二天，杂志主编丁汀打来电话，我见是陌生电话，没接。可这电话却接二连三打来，只能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我是《大家古美》，我姓丁！”

我突然想起昨晚给杂志邮箱发过稿，但没想到主编这么敬业，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这让我非常感动！首次去编辑部拜访丁汀，我把我任责编的《知青》杂志送给他，他把他写的书送给我。后来，他邀请我参加《大家古美》杂志首届发展研讨会；再后来，我就成了《大家古美》杂志特约作者。

有一天，我俩在编辑部足足聊了5个钟头……

丁汀，本名丁志良，祖籍浙江宁波，1954年5月18日生于上海。读者认识他，是从他的笔名开始的。都知道宁波人是最会做生意的，他父母就是三十年代末从宁波“逃难”到上海来做生意的，后来，全家就在上海生根落户。兄弟姐妹九人，他是家里“奶末头”儿子。

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资深媒体人士，写作好手，其实，小时候他并不爱写，他的兴趣是画画。他七岁那年，只有民办小学招生，母亲尽管是文盲，却深知读书的重要，一定要让他上公立学校，等到第二年才让他进了公立建国中路小学。学校的美术老师陶为法，画一手好画，如今在书画界相当有名气。天生就喜欢画画的丁汀，经陶老师稍一点拨，他就能画出符合要求的画作。没人教，自己还学着刻图章，画国画井冈山，这都是天赋。

四年级“文革”开始，老师叫他写大标语、画漫画，他居然也完成了；里弄让他画毛主席像挂在墙上，让居民每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假如，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或许会成为中国知名的画家。然而，当他向母亲要六分钱去买一大张“铅画纸”时，母亲却没钱。他突然明白：这条画路是走不下去的，以后的水彩、油画颜料、笔墨纸等美术材料更是贵得高不可攀了！于是，他转向成本最低的读书、写作。做老师的四哥常给他一些练习本，于是，他就从写日记开始步入他的写作生涯。四年级时，他的一篇作文被老师在全班通读，这给了他极大的激励。

初萌文学梦

小学毕业，他进了卢湾区南塘中学，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好语文老师陈纪文，让他对语文情有独钟。或许是学号一号的缘故，他比别人有了更多口头表达的机会。后来，他成了班里的政宣组长（宣传委员），负责出黑板报。毕业前，半年学工、半年学农。学工学的是620车床，结果做了一个铁鎯头作为纪念品；学农在川沙，期间他向学校《学农战报》投诗稿被刊用。他还善于动手，自己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听得手舞足蹈；姐姐“大串联”在广州买了支2角3分的竹笛送给他，他就从收音机里听音乐自学吹笛，一般乐曲听三遍就能吹得八九不离十，再练到相当熟练才肯罢手。他以笛子参加了班级文艺小分队，独奏、伴奏都行。后来，还学会了吹箫。

学生生涯结束了，他面临选择：去甘肃兰州铁路局当工人，还是去崇明农场当农民？四哥是家里的“智多星”，四哥认为：当工人总比当农民好！丁汀查地图，一查吓一跳：甘肃是离上海两千多公里的大西北，地处偏远，气候寒冷。于是，为了能常回家看看父母，他选择了去崇明农场当农民。要离开家了，他为即将踏上社会而兴奋不己，特意用柴爿店买来的包装箱改做了一只小书箱。为了外观好看，糊了一层厚牛皮纸，再涂上深红色的“改良漆”，并在内盖上写了“焚膏继晷”以激励自己。书箱里面装了家里的一些老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马克思传》及阿姐留下的语文书……其实，书箱里装的是他的文学梦呵！他期待着在农场实现文学梦。

1972年冬天，他告别了父母。离开了一片哭喊声的吴淞码头，登上去崇明的客轮，丁汀的行李比别人多了个书箱。书箱太小，他怕运大件行李丢失，如宝贝一般随身拎着。从此，稚气未脱的“学生娃”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农场生涯。当农民苦啊，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田劳作，春寒做早稻秧田，水冷刺骨；酷夏“双抢”，没日没夜；秋收日里挑稻、夜里脱粒，做到身体脱力；尤其是冬天的开河更是苦不堪言，天寒地冻每次都得苦干十天至半个月，不少知青下河前喝一瓶“小炮仗”（白酒）才能赤脚抗住结冰的河泥。他没有开锹的臂力，就挑泥，直到两边肩胛都红肿了，但还得每天压一百五十斤重的泥担！

沉重的劳作之后，他根本没力气看带去的书，然而，心里却愈发坚定了一个信念：“未来不是做记者，就要当作家！”一年半光景，他开始适应了大田农活，于是，打开了书箱，拼命看书、摘录名人名言。他订阅了《朝霞》《红旗》杂志，借助昏暗的灯光，有什么书就读，用以滋润一颗快要干涸的心。书看多了，就开始萌动写的欲望。《第二次握手》《梅花党》等手抄本，当时的这些“地下小说”给了他文学滋养，于是写诗歌、散文、随笔、小说、话剧、电影剧本，什么都想试一试。冰凉入骨的寒窗苦读，蚊叮虫咬的夏夜疾书，只为了那个梦…

转机来自《解放日报·市郊版》的一次“农场有没有用武之地？”的讨论，他写的议论文，第一次变成铅字刊登在报纸上，尽管稿费仅2元，但这是他的处女作啊，“文学梦”似乎透出了一丝光亮，于是，他写得更是“焚膏继晷”了。

农场连队搞青工初中文化补习，他被聘为“赤脚教员”，每天插秧回来，扒几口饭，来不及洗脚就去上课，边上课边不停地拍打蚊子。说到这里，他笑了：“当教员每节课有几毛钱补贴，以饭菜票形式发放，也好补补营养。其实，当教员是个温故知新的过程，逼着自己锻炼、提高语文素养。”他至今感谢当时三尺讲台给予的机会。

1979年秋天，农场工会举办首届文艺创作培训班，从全场两三万知青中挑选了十五位来自各农业连队、工厂的文学青年，集中脱产培训。他是大家公认的“这块料”，自然而然成为其中之一。这十天全脱产的培训在他心里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这十天，他感觉自己的文学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期间，他写的散文《我思念母亲》竟然获得了全农场二等奖；后来，又写了《重返农场》-文刊发在当时一刊难求的《青年一代》杂志上，轰动了市郊农垦的宣传系统，在场部通讯员队伍中也引发了热议。在他的文学才情初露头角的同时，还展示了他的口才，他参加市郊农垦系统关于改革的演讲比赛得了个三等奖，第一次被贴上了“能说会写”的标签。

一年“猴王”不停笔从培训班回来，丁汀似乎被充足了电，如上膛的子弹般埋头写作，农场广播站喇叭头里三日两头听到他写的通讯报道和散文、诗歌；文章逐步发表在《上海农垦报》《解放日报·市郊版》《现代家庭》《青年一代》《辽宁青年》等报刊上。

1981年，艰苦生活中出现了一抹彩霞，他被调到东风农场第二小学担任四小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接手前，这个班在农场总校的语文统测中，平均分数才43.8分。接手后，他使出浑身解数，以“半个演员”的自我要求上好每一节语文课，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学校年年搞“寻找春天”的班会主题活动，他觉得没新意，他向大队辅导员唐老师建议，让学生来一次“寻找垦荒者的足迹”野营拉练活动，唐老师高兴得拍手称好，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当年崇明岛第一代垦荒者。

他以自己曾经“野营拉练”的体验，把班级以军队编制形式重编，配备了医务员、运输队、文艺小分队、炊事班，运输队六辆自行车负责驮大米、青菜、咸肉、木柴锅勺之类，炊事班负责在目的地荒滩挖灶生火，做全班45个人的咸肉菜饭。孩子们步行了数十里路，从学校一直走到长江北支流边上的芦苇荡滩地宿营。有的学生脚被芦苇芽扎破出了点血，依然勇敢淌过浅河……

夕阳西下，疲惫的队伍回到学校却没有一个家长来接，各自安全回家。入夜，他担心学生会累垮，影响第二天的晨会，不料，第二天晨会时孩子们一个都不少！结合活动丁老师布置学生写文章，几乎每篇文章都有了血肉。他自己则写了报道，被刊登在《少年报》的头版，学生们更受鼓舞了。他说：“通过一年做‘猴王’，自己的组织能力和语文教学水平都有了提高，一学年后，班级语文平均分数跃至84.3分，几近翻番。”而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经过市农场局教卫处及农场总校严谨而苛刻的考核，决定授予四小班”自动化中队”光荣称号，遂成为东风农场小学建校以来罕见获此殊荣的班级。

农场学校班主任每个月仅有9块钱津贴，显然入不敷出。斜对面的农垦系统创利大户无线电厂工会正需要笔杆子，于是，把他调了过去。千人大厂的天地更广阔，他不仅担任工会宣传干事，还兼任厂职工学校校长，戴上了教育科长的“帽子”，尽管是“以工代干”，但每月100元的奖金可以让生活滋润许多。日子虽然好过了，他的记者梦却更强烈了，熬夜写稿已成常态，他坚持不懈地给《青年一代》等报刊写稿。说到这里，他不无得意地r“那时我的稿费最多的一年有500多元。”这在当时可算是天文数字了，知青月工资才18、24元不超30元啊！而在这稿费的背后，却记录下了他勤勉多产的思想火花和永不懈怠的昂扬斗志。

年过三十了，双方家长都催得急，丁汀见各方面情况蛮好，就准备在农场结婚。当配给的1.4立方柳桉木晾干后，他请来了两个启东木匠，打了一套流行的36只调羹脚家具。去场部医院作婚前体检时，得到院长朋友“可能会有上调”的消息，他毫不犹豫地当场撕了体检报告，开始贱卖家具，推迟婚期。此刻，他想的是回城后怎样才能当记者的大事。

机会真的来了。《上海农垦报》需要实习记者，他被农场宣传科推荐，于1986年主动辞去无线电厂教育科长之职，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去《上海农垦报》当了半年实习记者，后又去《劳动报》实习，为实现做记者梦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在《上海农垦报》实习期间，报社并没有给他定写稿指标，但他却给自己订了目标：每周要有文章见报！短短半年，他便从一个新手被委任为写“头版重头稿”的任务，到《劳动报》实习后期又被调到新创刊的“星期刊”采写。十个月的报社实习，使他的视野更开阔，笔端更流畅……

公交车上的“特约编辑”

正当丁汀踌躇满志，决心在新闻媒体这一领域大显身手之际，厂里来了电话：未婚大龄知青全部返城，“一刀切”分配到公交系统当一线司售人员。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农场知青们乐开了花，他们扔热水瓶当炮仗听爆炸声；烧掉被子、旧衣物，让满天烟火来庆祝回城……他的户口也终于回到了市区，但他的心却一下子凉透了。那天傍晚，他无奈地走出《劳动报》社，感觉外滩的灯火也不再灿烂。从实习记者突变成了96路公交车的售票员，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回忆曾经的售票员生涯，他只说了两个字：痛苦！尤其是上早班，凌晨两点三刻正是深度睡眠的时候，他必须到建国西路瑞金二路口坐进场的通勤车，而因为晕车，经过每天8小时的颠簸，他脑袋总是晕乎乎的，一下班回到家连饭都不想吃，只想平躺，根本没了文思奔涌的空间。他现在说起那件“晨昏颠倒”的往事，至今仍倍感心酸。

然而，先前的“记者”体验，让他本能地认识到公交车不就是观察社会的窗口么？权当体验生活吧。所以，只要他一踏进车厢，就是个快乐的售票员。他在“流动平方”的车厢里观察社会风情，十个月的售票员“体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下了班，由于晕车之故，他不能写整篇文章，就改为记素材笔记。

1988年“甲肝”大爆发，他也被严重感染，小舅子穿着工作服，用“黄鱼车”将他运到远在彭浦地区的医院隔离了两个月。病假期间，他记录公交职工生活辛酸的大特写《“流动平方”苦衷曲》几乎以整版刊登在《文汇报·社会大学》上。文章刊出，震动了上海15万公交职工，各分公司纷纷组织干部学习，从中找差距。两年间，这10个月的售票生涯，让他写出许多好文章。此后，“优秀通讯员”、《上海公交报》通讯员等“衔头”纷至沓来，四汽公司工会也“借”他负责对外宣传，此前，上海滩上最吃香的杂志《文化与生活》计划在社会上招聘12名“特约编辑”，他也去应聘，从600多人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了上海第一个公交车上的“特约编辑”，为此，《中国青年报》曾刊发了“车厢里的特约编辑”一文。

《文化与生活》杂志创刊十周年之际，杂志社破例将他借调了一个月，为协助庆祝活动接待全国各地来的杂志社社长、主编，他成了“特约编辑”中唯一被杂志社借调的。他庆幸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不晕车了，更重要的意义是开拓了眼界，认识了国内许多知名杂志的社长、主编，这为他以后向杂志写文章，打下了基础。

梦想成真当记者

车厢里的“特约编辑”毕竟是流动的，于是，他萌生了“跳”出公交，寻找“只要有写字台和电话的单位”。其时，离家很近的卢湾区环卫局办公室需要笔杆子，经过好一番的曲折，他终于走马上任，成了办公室宣传干事，并着手创建了《卢环通讯》简报。别看是一份油印简报，却上发市环卫局、区政府，下至所属街道，其中几期，还被时任卢湾区区长的周禹鹏签批表扬。他还组建了卢湾区环卫系统第一支通讯员队伍。都知道环卫基层职工的文化程度相对低，要组建一支15人的通讯员队伍，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在他眼里没啥大难度，手把手亲自教，通讯员队伍就正常运作了。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一年半后，市环卫局党委于书记发现了这个“会写文章”的小年青。此时正值全国环卫系统政研会的筹备期，为配合会议，要编一本反映全国环卫人工作、生活的报告文学集，于是，他被委任为组稿采编之一，负责河南、广东等十多个城市的采写、组稿任务。经过无数个昼夜的劳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在太阳前面》-书如期出版！政研会结束，于书记把他安排在局党委政研室担任秘书。这对别人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他不喜欢“一张报，一杯茶”的办公室秘书工作，诚恳地对书记说：“我喜欢写真情实感的文章，理论性文章我怕写不好；再说，记者梦在我心中从未泯灭过！”于书记被他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终于“割爱”同意他去报社当记者。1990年末，他正式调入《市容建设报》新闻部，开始了名副其实的记者生涯，并用笔名“丁汀”发表文章，就此翻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跌宕起伏的记者生涯

丁汀的人生似乎苦尽甘来。从新闻部记者到副刊编辑，从对外联络部主任到综合副刊部主任，丁汀实现了“三级跳”，凭的就是手中笔杆子。1997年，他责编的“天地”副刊越来越有声色，邓伟志意外题写了刊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左焕琛亲笔为“七彩都市”版题字。此外，当时很多上海的一流名人、作家，都相继在“天地”副刊上发过文章，“天地”在行业报纸的副刊中可以说是佼佼者了。1998年春夏之交，时值“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他近水楼台地在“天地”上开始连载崇明农场知青生活的《磨难的岁月》。每周一篇，每篇千字，引发了很多老知青及知青子女的共鸣。遗憾的是，这《磨难的岁月》也够磨难，因1999年《市容建设报》《城市导报》《上海环境报》“三合一”而被迫中断。

1997年，《申江服务导报》创刊，他受邀兼职，先干新闻部，后接手美食版面“食有味”，就此奠定了丁汀以后十多年餐饮条线的采编生涯。丁汀回到三报合并后的《城市导报》副刊部做了半年编辑，但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和勇于尝试的天性，使他对都市类消费刊物充满了向往，于是尽管《城市导报》相关领导多次挽留、并承诺他当副刊部主任，但他仍婉拒，来到初创的半月刊杂志《买卖世界》当责编，开始了市场经济刊物的弄潮。然而，《买卖世界》办刊8年，期间竟换了9任领导，他也受尽折腾。最终，因杂志刊号转让而告终，丁汀随之解脱的同时，因不愿去电台，一度也陷入迷茫。

2007年，《新民晚报·好吃周刊》创刊，丁汀毅然以特约策划及撰稿人的身份加入“好吃周刊”，如鱼得水般地游走于上海餐饮界。他每周的文章保持在2-4篇之多，年均出稿百余篇。不少饭店老板找来：“就是要你写！”为何？他的文章能给饭店赚钱呀，会有一大帮“粉丝”读者跟着去消费。然而，他却清醒地知道这些文字虽能创造“双重”效益，但文学价值不大。他认为，“好吃”文章背后的故事才更精彩、更有现实意义。

愿将晚霞当朝晖

经年累月笔耕不止，属马的他不待扬鞭自奋蹄。2001年9月，丁汀出版了第一本19万字的处女文选《马蹄放歌（一）》，收集了散文、随笔、杂文、诗歌等作品，书中他自配漫画、照片，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2007年10月，他又出版了32万字的散文集《马蹄放歌（二）》；2012年，他请著名作家叶辛先生作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三本文集《无羁的马蹄——社会纪实文学》，全书40万字，全书分“社会透视”“把握命运之舵”“百姓百态”“女人世界”“都市边缘人”五个篇章，共92篇文章，收集了丁汀30多年来他采写的反映社会各领域真实生活的文学力作。2012年8月，他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成为一名“记者型作家”。1997年，丁汀乔迁新居，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起名“荒汀斋”，意寓荒芜的沙洲却蕴含着勃勃生机，因为荒芜，才可以画最美的图画，写最有真情的文章。这生命的新驿站——“荒汀斋”连着外面精彩的世界。

丁汀不但爱写，而且很“痴”，他痴迷园艺。在他看来，居不可无绿。室内无花、阳台无绿、缸里无鱼的生活就是死水一潭。他退休前在周庄镇租置了“一亩地小院”，开始打造梦中的小院“品悦苑”，延续着农场的“土地情结”，过上了诗意栖居与莳花弄草两相宜的田园生活。

退休后，他在拥有周庄小院的七年里，写下了百余篇诗文，拍摄了数百张手机照。每次他在朋友圈里发布有关小院图文的时候，是朋友们点赞最热闹的日子。2019年初，丁汀的新书《马蹄放歌（三）》和《小院之魂——诗文话说“品悦苑”》-并出版，他尤其喜欢那本集散文、诗歌和绘画于一体的《小院之魂》，读者可以沿着他的心路轨迹，细嚼慢品这田园生活是如何被酿成一坛诗情画意美酒的。他说：“我的小院没有瓦尔登湖的广袤．也没有罗梭先生那般的刻意执着，但我却在精神家园里铸就了新的乡愁，从而梦想成真。

多年前，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党工委就设想创办一份反映社区文化的刊物。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丁汀与20多年前因采访相识的张书记相逢，叙旧之余，就与张书记一拍即合，成就了这份杂志。三天后，丁汀就把办刊策划书放到了街道领导面前。后经第三方招标、审核等程序，丁汀走马上任杂志主编。2018年12月，64版的《大家古美》杂志创刊号面世，每期6000份的发行量，在社区内外读者中引发了不小的反响，至今己出刊四期。还额外出了两期专刊：一为《家国情怀——古美路街道中小学征文专刊》，二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医仁心颂国泰——喜庆新中国七十华诞作品纪念刊》。因工作量太大，他请了几位资深编辑朋友合力完成。好在他不仅是个称职、尽责的主编，更是慧眼识好马的伯乐，他有能力把才男才女们聚集在编辑部平台上，同心协力办好《大家古美》杂志。

到目前为止，丁汀发表在各大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己远超出200万字，18年间己陆续出版了5本著作。其实，他除了码字，还有许多生活情趣：曾丁汀在社区医院春节联欢会演唱沪剧在春秋国旅担任企划顾问；每日做好“皇帝早餐”，助力女儿实现创业梦；为农民工子弟志愿编文选；自创手绘藏书票；向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捐赠自己的著作；自制根雕盆景。还诗性大发：“枯树野藤鸟鸣空，一湖浩渺鱼蛙鸣。鸬鹚且欢钓翁乐，侧峰野菊夕阳颂。”他写的歌词《回不去的老家》，曾在闵行区群艺馆剧场演出……

近日，闵行区的一街三镇（古美路街道、梅陇镇、浦江镇、马桥镇）以“幸福闵行”为主题首次联合征文，牵头的《大家古美》杂志主编丁汀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踏花归来马蹄香。丁汀属马，“马蹄”声响起，只看到腾起的“马蹄”，如烟的尘土……

【感谢文友毛建芝为本文提供了部分素材，特此鸣谢！】

（作者原为黑龙江省七星泡农场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