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家探亲的列车上

1978年的秋天，那是一个收获的秋天啊！自从1976年10月发生巨变以后，我们在云南边疆的大山沟里盼望着秋天的收获。

那个秋天我接到父母的来信，得知自己终于能够离开云南农场了，离开的途径是通过顶替的办法回上海。在云南农场熬了近9年了，当我得到了可以回家的消息，便迫不及待地申请回家探亲，不愿放弃两年一次的探亲机会，心里还想着回沪了解一下顶替的手续办得如何了，争取早一点离开农场。

四天，穿越在哀牢山脉中。到了昆明以后终于挤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还需要三天才能到家，此刻的心情终身难忘。归心似箭啊，盼了9年的回家路！

五天后，列车停靠在江西南昌附近的向塘西站。上上下下的旅客们争先恐后。我座位对面空着。一会儿来了一位老人，他看了我一眼，小声地问道有人坐吗？

我说，人家已经下车了，你坐吧！

老人说：谢谢你。他解开身上的背包带，放下一个布满泥巴的旅行袋，接着将旅行袋高高举起，想放到车厢的架子上方。或许是旅行袋的沉重，或许是老人的力气不够，旅行袋刚碰到架子边便滑落了下来。见状，我赶紧过去，帮着他举起旅行袋放上了架子。老人感激地对我再次道谢。

列车继续向上海前进，哐啷哐啷，有节奏地奔驰着。快了，再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才可以再也不用乘上这趟列车了。

列车上开饭了。我看见对面坐着的老人没有买饭，只见他从身边的背包里拿出一个馒头咬了起来。我说，您老就吃一个馒头？他点点头说：现在有馒头吃了，好多了！

我不解地问道：您回上海？

他反问道：看你的样子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我说：是啊，从云南农场回上海探亲去。

他自言自语地说：唉，不知我的孩子回家了吗。

我问道：您怎么在江西上车？你是支援内地建设的工人？

老人使劲地咬了一口僵硬的馒头说：小伙子，不是的。我是平反后回上海去了。

平反？为啥？

老人继续说：十年了，十年啊！孩子，我是冤枉的！只因为我不小心把毛主席的石膏像摔坏了，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了二十年徒刑啊！唉，不说了，不说了，都过去了。谁叫我自己手脚不利索啊，摔坏了毛主席的石膏像，罪该万死啊！好了，老人家走了，华主席给我平反了。平反了，孩子，我没事了。吃了十年官司啊，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

我默默地听着眼前这位老人的叙述。他说他有四个孩子，在他“出事”不久，孩子们都上山下乡了。天南地北，不知音讯。

老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连累了孩子啊，我连累了他们啊！

我赶紧劝说道：好了，现在都过去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了，您老也平反了。回到家里，好好过日子，孩子们一定在想你了。

那天在火车上，我们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当列车驶进上海北站的时候，我留下了老人在上海的地址。

我回到上海后得知自己顶替的手续正在进行中。抽个空，我来到这位老人的家里。

再次相见，老人显得异常兴奋。一见面就对我说：一切都好了。四个孩子，三个回来了。还有一个在农村插队结婚了，已经在当地工厂工作了。他们已经有了儿子了。哈哈，我有孙子了！

老人告诉我，厂里给他平反后，补发了这几年的工资。现在正在办理退休的手续。

老人说：孩子，你赶紧回来吧，都回来了，你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够苦的。你看看我们家回来的三个孩子，两个还没有工作呢。我对他们说，眼下国家困难，早晚会安排好你们的。放心，如今是华主席了，抓纲治国干四化了。你们赶上好时代了。

临别的时候，老人再三叮嘱我，千万当心，安安全全回云南农场办手续。等户口回来后，一定要告诉他一声。

记得走出他家门的时候，秋天的太阳正照满上海的大街小巷。一阵秋风，一阵落叶，金黄色的树叶飘撒在马路上。我踩着落叶，享受着收获季节里的喜说。

二、阳光照进了我的家

对于1978年的记忆，从家庭和个人而言，令我至今难忘的是那年的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当年的9月17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并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1978年底前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

荒唐的一幕终于在1978年落下了。迟到的纠正，曾经造成了多少家庭的悲剧啊！

我父亲在1957年的时候，因为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还是我后来顶替我的父亲进厂以后才知道的故事。那年，父亲是车间的统计员，车间主任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写大字报的任务，起草了一份批评厂党委书记官僚作风的大字报。每天与车间主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父亲，在主任的催促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谁知道会惹下大祸。

在那场政治风暴下，多少人被改变了命运，就此走上了一生的艰难坎坷路程。当时父亲所在的厂是属于上海市徐汇区的。在区委下达打右派任务以后，厂里看右派的人数还不够，于是把我的父亲与车间主任一起凑数报上去了，成为“右派分子”。

那个时候，你只要沾上了“地、富、反、坏、右”，不仅你自己这一辈子完蛋了，连同你的一家也跟着倒霉！抬不起头来。

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我才四岁多一点，什么也不懂。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父亲下班回到家，看见我和2岁的弟弟在床上玩耍，他一把抱着我们兄弟俩嚎啕大哭。边哭边说：我害了你们兄弟俩啊！说完拼命地用头撞着家里的墙。从此我们全家成为“黑五类”了。

尽管父亲在被打成右派、被监督劳动改造的这些年，由于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有专业技术，属于表现好改造得好的，在厂里得到认可使用，可是这一路走来，父亲和我们全家还是难免不幸，不知吃了多少苦。因为是“右派”子女，我还有什么奢望呢？还想入党入团？还想不去上山下乡？还想上大学？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老老实实在农村务农一辈子吧。

记得1978年的时候，父亲给我来信，说厂里要为他们平反了。我那时真的很高兴。熬了多少年了，终于有了出头一日。

在我于1979年2月14日回到上海，结束上山下乡的历程时的日记里这样记载——

父亲很认真的说：“你们兄弟俩不错，没有和我搞什么划清界线。这些年连累你们了。”我连忙说：“这不能怪你的。”弟弟说：“你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为人正直和善良。有你这样的父亲，我们骄傲。”

1978年，一个国家得以劫后余生，一个家庭呢？我们还是幸运的。

那一天，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记忆犹新。

我渴望新的生活！

（作者原为云南兵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