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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的不能忘却

    2020年 01月 19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王秉中 点击:
    上山下乡和插队,已经是当代年轻人越来越生疏的概念。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城里人厌倦了都市生活的嘈杂和拥挤,去追求自然和原生态的逍遥游。而作为亲历者,我认为那是对我们精神和肉体的历练,是我们走出书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开始。 五十年前,随着上


    上山下乡和插队,已经是当代年轻人越来越生疏的概念。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城里人厌倦了都市生活的嘈杂和拥挤,去追求自然和原生态的逍遥游。而作为亲历者,我认为那是对我们精神和肉体的历练,是我们走出书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开始。

    五十年前,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我们来到陕西省延安地区黄龙县白马滩公社张峰小队插队。五十年了,我们都己两鬓斑白,村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乡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善,饮食都以细粮为主,衣着和城里人也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家家都有了电视,人人拿着手机,有些家还有了汽车。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最具有陕北特色的窑洞己很少有人再住,村里最肥沃的麻地,盖起了许多新房。这似乎己不是我们梦牵魂绕的张峰村。

    张峰村的前世今生

    张峰村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小山村,1969年我们刚到那里时,村里只有五十来户人家,两百来口人。村子沿着山谷的走向东西排列。家家都有窑洞,窑洞坐北朝南。院里经常还盖有偏房,多是坐东朝西。人们都是住在窑洞里,房子似乎是一种排场,就是放一些杂物。但是,这些房子许多都是年代久远的清代建筑,有家房子的大梁上留有“乾隆五十年”的字样,门首横匾上题有“勤俭恭恕”四个字。我们知青伙房院子拐角处,有一个废弃的大磨盘,因为那时村里已经有了水磨,公社有了电磨,石磨没人用了。废弃了就没有人再注意它,谁知它也是一个老物件,上面清楚地刻有“嘉庆元年置”五个字。这一切都表明了张峰村的悠久年代,印证了在清代这里曾是繁华的驿站和粮仓的传说。正是由于村里有许多建筑主体还基本保持完好的清代民居,2014年被住建部等七部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村前的小河

    张峰村虽地处干旱的陕北,但村前却有一条四季流淌的小河,插队四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甚至不知道它有名字。如今知道了它是澽水河。从字典上查,这个“澽”字只用在这条河的名字上,再无他用。没想到这条小河还如此荣光,仓颉造字时还专门为它造一汉字。澽水河发源于黄龙县境内的大岭山脉,流淌六七十公里后经韩城注入黄河。插队时,村里人吃水就取自这条河,不下大雨时,河水清澈。河中鱼虾螃蟹甚多,可能是河小水浅,鱼虾螃蟹都长不大,螃蟹也就是五分钢镚大小,鱼最多也就有二两,虾米大概有一厘米长。陕北老乡是不吃这些河中物的,所以鱼虾的数量很多。有一年我们用铁丝箩筐下河捞虾,一会功夫就捞了满满一脸盆。拿回知青灶上,把一脸盆虾全倒进大铁锅里,撒上一把盐,点上柴火,就像做棒子面粥一样熬起来。虾米很快熟了。大家一人一碗高兴地吃起来。谁知这东西不好消化,睡到半夜,王子华突然推开窗户哇哇地吐起来。早上房东老汉看到窗前的呕吐物,赶快掩鼻而逃,嘴里还用陕西方言骂着我们这些捣蛋的北京娃。

    听老乡们讲,近些年春天澽水河经常断流,加上化肥和农药的污染。河里的螃蟹,小虾不见了,鱼也很少了。但是现在澽水河有了漂流,岸边有了农家乐。暑期还真吸引了韩城人,甚至西安人来旅游。

    老袁头

    老袁头十七八岁时和邻村的一个大哥随红军到了延安,到了那里,能吃饱饭了,生活也安定了,甚至还有人教学文化,老袁头很满足。但是有一件苦恼的事:无法解决婚姻问题。当时的延安男多女少,那些投奔革命的女青年找对象,起码也得是团长,像老袁头这样的文盲大兵根本没门儿,老袁头动起了坏主意,他悄悄溜出延安,跑到邻村大哥家,声泪俱下地对大哥媳妇讲:我大哥打仗牺牲了,临死前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一定好好照顾你。那个婆娘自是痛哭不已,她明白农村的家没个男人支撑也不行,再说自己的男人又有临终嘱托。便留下了老袁头,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甜蜜生活。没过几年,解放了。那位大哥骑着马,挎着盒子枪,带着警卫员回来了。看到眼前的一切,鼻子差点气歪了。可能是知道自己的老婆是上当受骗,老袁头和自己也曾有战友情缘,于是拍马走了。地方政府知道这些.当然不会放过老袁头,解除两人的夫妻关系,把老袁头轰回我们村,并给戴上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虽然不能再以合法夫妻的身份生活在一起,但那个婆娘还是经常到我们村里来,给老袁头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后来还生了个小袁。那些年,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个女人坐在老袁头家的院门口,一边手里给老袁头和小袁缝补着什么,一边和路过的村里人打着招呼,唠着闲话。文革结束后,出台落实走散、回乡红军的政策,老袁头摘掉了坏分子的帽子,每月还领一笔不菲的补助。老袁头好事连连,谁曾想天有不测风云。1984年延安连降大雨,老袁头一家被倒塌的窑洞砸死了。过去延安不允许在耕地中划分宅基地建房,此事过后,延安有关部门发文,改变了这一政策。老袁头这一辈子也真是轰轰烈烈,当过红军,戴过坏分子帽子,最后被倒塌的窑洞砸死了,但也助推延安相关土地政策的改变!

    修路

    我们插队时,黄龙县境内都是土路。而土路最大的问题是雨雪过后,会出现许多沟沟坎坎,甚至大坑,因此每年春天都要修路。所谓修路,也没有什么机械,就是人工用路边的土填平路中的沟和坑,铲平路中的坎。我们曾参加过多次修路。那时修路极其艰苦。我们要背着自己的被子,扛着工具,带上五六天的干粮,徒步赶到指定地点。公路管理部门不用支付报酬,但村里每天给我们多记两个工分,相当于城里人的出差补助吧。没有报酬,也没有任何后勤保障,饿了,在路边支起干树枝,引着之后烤烤自己带的干粮,渴了用手捧起山涧中溪水。晚上就睡在废弃的窑洞里,有时也睡在牲口棚里。

    1971年夏天,我们到瓦子街去修战备公路,那次规模很大,聚集了一百多民工,其中一半以上是北京知青。这次修路民工生活条件最大的改善就是有了集体伙房,能够按时给民工提供三顿饭。中午有些菜,早晚就是粥和馍,连咸菜都没有。隔个三两天能吃顿白面馍,平时都是玉米面馍。我们住的地方正是解放战争时著名的瓦子街战役遗址,留有许多不知是解放军还是国民党军队挖的窑洞。这些窑洞没有门窗,而且非常低矮,人们得低头甚至弯腰进去。当时正值盛夏,蚊蝇肆虐,伙房的卫生条件很差,我们又经常喝沟里的生水。结果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肠胃炎在工地蔓延,而我不幸成为最严重者。那天下午,我昏昏沉沉四肢无力,请假躺在窑洞里,感到开始发烧。我口渴难忍,喉咙冒火,嘴唇干裂,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不知是天渐渐黑了下来,还是我无力睁不开眼睛,感觉自己彻底被黑暗笼罩。后来发生的事儿都是病好之后听王子华他们讲的。当天收工之后,王子华见我说着胡话,用手摸我的头是巨烫。工地上没有医务人员,也没有任何药品。向工地上管事的借了一辆排子车,王子华和景增禄推着我去十几里路外的瓦子街公社。天黑了下来,两人又是人生地不熟,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了瓦子街卫生院的,值夜班的医生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怎么这么高?”他疑惑地把温度计放在煤油灯下,又仔细地看了看,“真是四十一度二。”他赶快开始给我输液。明天还要出工,景增禄拉着排子车连夜回去了,王子华留下照顾我。天蒙蒙亮时,我醒了,感到剧烈的腹痛。我慢慢爬下床,脚像踏棉花般向门口走去,不知是我撞了门框还是门框撞了我,我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王子华被惊醒:“怎么了?怎么了?”他搀着我去了院里的厕所,之后是一泄不可收拾,拉了七八次之后我实在无力走回病房,我一屁股坐在屋檐下的石阶上。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眯着眼,茫然地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鸟在叫,鸡在鸣,狗在吠..

    后来从医学书籍上得知,发烧四十度以上就属于超高热,它可招致脑损伤,四十二度以上2至4小时会有生命危险。看到这些,心想,如若不是王子华他俩连夜送我去就医,真不知会是什么后果。在后怕成个大傻子或命丧黄土高原的同时,我发自内心的想对王子华,景增禄说:“谢了,哥们儿。”

    薛老汉

    薛老汉是我们村最穷的人,他穷得彻底,你拿一贫如洗呀,家徒四壁呀,形容他都不为过。他还穷得一贯,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解放前他穷,解放后他穷,合作社时他穷,人民公社时他还是穷”。是笨?是懒?是体弱多病?还是娃多?鬼才晓得!队里看他体弱照顾他负责放羊,他的婆娘可能也是因为身体不好很少参加队里的劳动,一家人就靠放羊挣点儿工分。

    麻是我们村的主要经济作物,麻成熟之后,要分给村民,由村民在家中手工剥皮。这里有些隐性的红利,一捆麻如果能剥出十斤皮麻来,队里却只记账七八斤。多出来的村民就可自行卖掉,钱归自己所有。所以,分麻就是分钱。但村里有规定,凡是欠队里钱的不能参加分麻。那一年分麻时,薛老汉就遇到了麻烦。他欠队里十元钱,央求半天,队长、会计不为所动,坚持对所有村民一碗水端平,欠钱的不能分麻。薛老汉找到我,如此这般一说,我明白了,向我借十元钱,并说冬天队里分红时还给我。我没有办法拒绝,虽然十元钱在当时是个大数目。我们劳动一天才挣三四毛钱,一年下来扣除口粮钱,实际到手的仅仅够回北京的来回车费,而平时的花销全靠家里接济。

    冬天到了,队里分红了,知青们也在陆续回北京,还钱却没有任何消息。我琢磨了几天,设计了多种理由,自认为足够有说服力之后,叫上最能言善辩的程铁良,去敲薛老汉的窑门。见是我们俩,薛老汉赶紧点亮煤油灯,一家人在漆黑的窑洞里为了省钱都没舍得点灯。薛老汉自然知道我们的来意,他开门见山就讲:“队里分红我家扣除口粮钱一分没得,实在没钱还你。你看窑里啥值钱就拿吧。这床被子值点钱,可你拿走娃们今冬就没被子盖了。那个水缸虽然碰掉一块,锔上还蛮好的。”薛老汉喘着粗气说完这些,窑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他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哕音,他的婆娘已开始低声抽泣,几个娃依偎在一起坐在炕上,几只小黑手紧紧抓住那床破被子,昏暗的煤油灯下他们的目光时隐时现,几个小点儿的多是惊恐,几个大点儿的目光里甚至有些仇恨,因为两个不速之客要拿走他们家的财物。我和程铁良一句话也没说,就好像欠了别人的钱、被债主狠狠地抽了一鞭子一样,赶快溜出窑洞,落荒而逃。不知是看到这种赤贫让我心痛,还是没有讨回钱让我生气,我把无名火撒在程铁良身上:“平时你能说会道的,今天怎么一个屁都不放。”他委屈地说:“这种情景,我能说什么呀?”是的,无语是最正常的反应了。

    我们插队的第二年秋天,薛老汉死了,他死得匆忙,没有备下棺木。按陕北的风俗,具有殷实家境的人们在自家老人还健在时,就会准备好棺木,平时放在窑洞里,每年抬出来刷一遍漆。老人活得越长久,漆刷的次数越多,将来入土的棺材越耐腐蚀。插队时到老乡家串门,看到窑洞里的棺材,还真有些恐怖。现代人倡导“珍爱生命,接受死亡”,我看陕北人早已有“接受死亡”的观念,所以才能自然地与自己的棺木朝夕相处。

    薛老汉没有殷实家境,也没有刷过多遍漆的棺木。村里的木匠们匆忙打了口白茬的棺材,一遍漆也没刷。看着白茬棺材放进墓穴,想着躺在里面的薛老汉,我发自内心地说“他解脱了”。


    白马滩公社

    白马滩公社隶属于黄龙县,但它却地处黄龙县和韩城县(现已改为韩城市)中间,距离都是四十公里左右。到韩城去,一路下坡。到黄龙一路上坡,还要翻过关山。我们插队时,到黄龙不通汽车。韩城却有长途客运卡车到白马滩。当时去黄龙县城都要徒步翻山,走七八个小时。这种交通状况苦了乡村邮递员,虽然有辆自行车,到县里去一路上坡,路陡了,就得推,平缓了,再骑上。到了关山脚下,自行车不再是工具,而是累赘。邮递员很会想办法,他们把车放在山脚下,背着邮包开始徒步攀登。从县里到公社来的邮递员也是如此,两人山顶会合,下山之后你骑我的车,我骑你的车,继续共同的工作。

    现在交通便利多了,大岭上开凿了一个2000多米的隧道,从黄龙县经白马滩到韩城是沥青路面的304省道。我们这次回去从白马滩坐车到黄龙也就一个小时。

    白马滩公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为白马滩乡,本世纪又改为白马滩镇。我们插队时,土墙围着三四排平房就是公社所在地,院墙没有牌子,每间办公室也没牌子。找人办事时,知道的就直接敲门,不知道的就在院里嘁:“老王在哪儿呢?”“老冯在哪儿呢?”。公社最宏伟的建筑是大礼堂,虽然是黄土漫地,没有座位,哪怕是戏台,也是黄土地,但却是给乡亲们带来欢乐的圣殿。无论是吼秦腔,还是演红色歌舞,台上尘土飞扬,演的卖力气,台下劣质纸烟、旱烟、水烟冒出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弥漫空中,大家还是看得开心。

    难忘老乡情

    五十年后重回张峰村,我们激动不已,没曾想村里的老乡比我们还激动。我们五人挨家去敲老乡的门,我们有思想准备,甚至知道敲开的是谁家的门。屋里的老乡却毫无准备,他们多是始则疑惑,继则惊愕,终则高兴地大叫:“啊!北京娃回来了!”之后几天,他们叫着我们的小名,甚至外号,天天拉我们去家里吃饭,到我们住的地方聊天,老乡们还纷纷送来核桃,带来花椒、栗子。原来住在村里,后来住在镇上甚至住在县里、住在西安的乡亲,听说我们回来,也都赶回来看我们。

    当年小队记工员的老伴,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还能一个不漏地说出我们的名字,高兴地拉着我们的手不放,真像见了自己的亲人。离开张峰村时的情景更让人泪奔,那么多人围着汽车,有人在哭,有人在絮叨着什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还回来呀”。

    再见了,朴实善良的乡亲们!再见了,张峰村!

    (作者原为插队陕北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