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9 年9 月，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目睹了祖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了祖国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 的嬗变，感受了祖国从风雨飘摇到改革强国这个过程中的艰难痛苦与坚韧不拔，砥砺前行与奋勇争先。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悟到个人的命运与祖国息息相关，只有祖国的强大昌盛、社会的繁荣稳定，才有人民的幸福安康。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进步，很自然地与共和国发展的轨迹交织在一起。我认为与祖国同龄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共和国同龄人”的情结就越重。回想这些年祖国的变化。自己生活的变化，觉得自己的命运与祖国联系得更紧密，对祖国的情感和热爱更深厚。

今年，我已经满70 岁了。我见证了新中国在这70 年中翻天覆地变化。与上一辈人相比， 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经历了建国后30 年的探索阶段，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又经历了改革开放40 年的发展变化，幸福地生活在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今天，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我的一生虽然很平凡，但是我见证了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全过程。70 年来感受国家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走过的路，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发展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里我感到很幸福。

一、少年的大学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这是人生目标，也是一种渴望。回首人生路，我的内心一直有个梦想。它引领者我，让我魂牵梦绕。它激励着我，让我坚韧执着。它召唤着我，让我感到刻骨铭心。我为梦想而努力，梦想改变着我的人生。

记得刚踏进小学大门后不久，每年的寒暑假去祖籍老宅江湾镇万安路时，经常听到父亲提及五角场附近的复旦大学。父亲告诉我复旦大学是一所驰名中外的重点大学。他的语气与态度让我感受到了这所知名学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复旦大学四个字仿佛被镌刻在我的脑际之中，那时的我便有了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复旦大学大学生的理想。这个理想伴随着我成长，而且日益成熟。读中学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要报考复旦大学的新闻系专业，成为一名新闻的传播者。但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飙席卷着祖国大地，变了、变了、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66 年6 月初的一个晚上，同学们都被召集起来，集中在校操场上静候聆听“最高指示”。大家屏住呼气，不敢说话，操场上一片寂静。不一会儿，喇叭里传来了洪亮的声音：从现在开始废除原有的高考制度，高校停止招生。今后高校招收要求在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按“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它的产物）。喇叭声结束后，大家缄默无语。有的同学开始缓缓移步，有的同学就像是被钉住了一样，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欢呼声：“乌拉！阿拉解放了。以后再也不用温课考大学啦！”这呼喊声刺破寂静的上空，直冲云霄。可是我，却感到非常困惑，迷茫。

二、赴江西插队落户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弹指间，到了1968 年，我高中毕业。此时我们这一届（不分初、高中）的毕业生分配方案：由上两届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工矿企业、外地工矿、上海近郊农场、插队落户）变为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毕业分配政策。我也于1969 年3 月23 日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乘上南下的列车、长途客车来到了江西省宜春地区上高县锦江公社立新大队（后来易名大塘大队）第七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第七生产队共有三名上海男知青被安置在同一房间就寝。最初几个月的晚上，我都会拿出从家中带来的数学课本自己复习与自学。期间，在小小煤油灯下通过自学，我掌握了复数的运算法则和计算方式及立体几何中的三垂线定律及运用，三个月后我逐步适应了知青生活，作为知青代表的我也上台介绍了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与今后的决心。从此以后，我自学的劲头日渐削减。我将晚饭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生产队的政治夜校，当了一名义务教员。

三、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

1972 年春节刚过，我还在上海探亲期间。突然一封加急电报从江西过来。电文内容很简单：经公社决定，推荐到上海上大学，请速回江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急速购票返回江西。到了上高县五七办公室，正遇上上海来招生的老师——一位曾经的上海女知青。她告诉我们：这次我来你们上高县要招两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一名是文学评论专业（文科），一名是国防数学系（理科）。我查阅了你们的档案，还是比较满意的。二位都是上海知青又同是68 届高中毕业生， 今天和你们见了面，印象不错， 所以面试这一关你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审方面似乎都有些麻烦。我建议你们回去各自考虑一下：如果真想读复旦大学的话，那你们分别写一份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书面材料， 我可以考虑，让你们通过“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名额进复旦。我当时不解地问：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出身，叫我怎样和他们划清界限呀？我的祖父早就过世了。再说社会关系中的海外关系，他们我根本没见过，也不认识。老师看着一脸无奈的我，直摇头说：“那你就不写吧。” 之后，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回公社了。最终结局：我落选了。我的名额由徐家渡公社一位大队干部的儿子取代了。就这样，我的上大学、上复旦的梦想经历了第一次挫折，眼睁睁地看着它与自己失之交臂，当时的痛苦与难受无言以表、刻骨铭心。

四、坎坷圆梦路

1976 年， 春雷一声震天响。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7 年9 月中国教育部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全国上下一片沸腾，知青们奔走相告。当时的新华书店和邮政局竟成了最抢手的地方，天天门庭若市。购买学习资料、汇寄复习课本，复习在知青中蔚然成风……佳音震乡村，喜讯传千家。全国上下适龄青年奔走相告，积极参加高考，重返校园，后来被形容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终于来了。

但面对梦寐以求的好消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的入党志愿书刚刚经公社党委批准。且我正面临胃出血的危险躺在县人民医院病床接受治疗呢。怎么办？怎么选择？我该不该报名参加高考呢？一连串的问号困扰着我。无奈，只有找父母商量。我快速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的意见是：不要报名参加高考！因为几次选送上大学的经历对我的打击太大，爸妈担心我身心受不了再受打击，所以选择让我放弃参加高考。更何况现在的我正因胃出血住院治疗，哪有精力复习迎考？胃出血不可小视，必须好好地静养。他们还说，既然已经恢复了高考，还怕以后没机会参加高考？现在你已经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了一名共产党员。那你就得先将身体调理好，以后好好表现，爸妈相信你一定会有好的前程。听了父母的话，我又找了公社彭书记汇报。他告诉我，他很赞同我父母的观点，先把身体养好，高考之事今年不行，不还有明年嘛。听了父辈们的意见，我决定放弃当年高考的念头，回了上海家中安心养病。

天有不测风云。1978 年， 命运之手再次将我的人生重新洗牌。由于身体的原因，我按政策病退回了上海。户籍也回到了原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四川南路街道（现在的外滩街道）。同年5 月我被安排在街道里管组上班，分管街道内里弄生产加工组总的生产、计划、统计。当时办公室大都是当年病休在家的知青。所以下班后，我在他们的引领下，一起参加黄浦区组织的文化补习班。补习班的成员大多是参加1977 年高考落榜的病休知青，组织补习班的宗旨是为了让他们今年继续参加高考。又谁知造化弄人， 第二年高考报名时，我被告知由于我回到上海参加工作时间太短，不符合报考条件，我那被激活的大学梦，又一次被击碎了。

五、终圆大学梦

几经磨难，终于等到了新一届成人高考来临了。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成人高考，我以总分396 分的成绩被上海第二教育学院（数学几乎是满分）录取。进学院后我被任命电子工程系85 级班班长兼高等数学课代表，终于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我被录取的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不久就更名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校， 1998 年8 月全部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二教的原址与设备成了现在的开放大学。毕业后不久， 我就被单位以党员、干部、大学生的选拔条件选送到区政府重大工程指挥部前期开发办公室工作。

在黄浦区政府机关的工作岗位上我一直干到退休，也为祖国和人民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单位的肯定，无愧于自己的人生梦想。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5 周年纪念活动中， 我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排练， 在舞台上用舞蹈表现了知青一代的爱国奉献情怀，唱出了我们心中的歌。

或许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上大学是顺理成章，一蹴而就的事情，但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却并非如此。为圆一个大学梦，我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这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历经其中的曲折、艰难与煎熬，真是一言难尽。是对知识的渴求激励着我，是心中的梦想在牵引着我，同时也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个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70 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 有国才有家，作为中华儿女， 祖国才是我们最强大的依托和后盾，祖国的富强才是我们的希望。在祖国迎来70 年华诞之际，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祖国， 我亲爱的祖国！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中泛起温柔的波浪，让多少人眼里涌起晶莹的泪花，让多少人胸中奔腾一股股热血。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作者原为江西上高县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