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上海参加书展，曾是知青的著名作 家张抗抗带着最新散文集《南方》《北方》。这一趟，她得以了结萦绕心间多年的愿望——给启蒙老师、上海文艺出版社老编辑谢泉铭扫墓。1961 年，张抗抗在《少年文艺》发表文学习作。上世纪70 年代中期，张抗抗因为长篇初稿显现的写作才能被发现，应出版社之邀来上海改稿，她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分界线》就是老谢手把手，一章一章修改出来的。

张抗抗与上海渊源颇深。父亲在上海受教育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家里有很多亲戚都在上海。多年来她一直与上海的很多老朋友保持联系。上海作家王安忆、叶辛、竹林是她1980 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同窗；作家赵丽宏、王小鹰、孙颙、王周生等是她同时代的作家朋友。

1961 年张抗抗在《少年文艺》发表文学习作，得到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老师的指导。后来又在《少年文艺》发表两文学作品。1972 年， 张抗抗的处女作小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73 年，她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篇散文《大森林的主人》，“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开始，我是在上海出道的”。之后，她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

少年张抗抗遮掩不住的才华光芒引起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谢泉铭的注意。听闻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初稿完成，老谢便跑到了杭州张抗抗家，“老谢带了水果和一位编辑，风尘仆仆地来看望一个业余小作者。”在张抗抗的眼里，老谢是敬业又严厉的，“他来看我，我正在发烧，看到我床头放了很高一叠书，老谢有点感动。”张抗抗回忆，看了稿子，老谢心里很快就有了数，提出了修改意见。病愈，张抗抗改了二稿，寄到上海，一过完春节就收到了老谢的信，信封上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就八个字，“基础很好，改动不大”。“我们会为你向黑龙江农场请创作假”，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许诺。

有了这个许诺，1975 年的春天，得到农场准假的张抗抗得以在上海暂时安顿下来。出版社位于绍兴路办公楼亭子间的一个斗室是她的写作间，通常晚上下班后她还在改稿，八九点钟才回到瑞金二路上的出版社招待所休息。亭子间逼仄不堪，摆下一张书桌一张椅子，就再无转身之处，这一改，就一直改到了夏天。张抗抗改一章，老谢就迫不及待地看一章，每当老谢拿着一刀稿纸出现在小房间门口，张抗抗都会感到心一下跳得特别快。

记忆中1975 年的夏天同样酷热无比，张抗抗终于改完了第三稿。在上海等待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她一心想着要利用这段难得空隙读书。她向出版社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出版社另一栋楼有一个内部图书室，那些被查封的书都存在一个上了锁的玻璃柜里，她想看那些书。张抗抗拿出出版社的介绍信，负责看管的阿姨打开了橱上的锁，张抗抗得以暂时徜徉在书的海洋里，物我两忘。电风扇不停地摇着脑袋，嗡嗡作响，吹起书页。她就一直看，一直看，直到饭点，起身在正在看的那一页中夹上纸条，交还给阿姨，看着阿姨把书放回书橱，上锁。待到阿姨下午一点上班，再来。“节奏感很强的《基督山伯爵》四卷本很快就看完了”，读书极迅速的张抗抗像一块干涸了许久的海绵一般努力吸收着知识，拼命“进补”。“44 年前的我们，看到书就读，现在读书的资源如此丰富，却又面临了一个读什么书，如何读的问题。阅读就是要选择好书。”张抗抗说。

近几年来，张抗抗为了写作长篇，几乎暂停了对电影、戏曲、美术等艺术的欣赏。她每天固定一段时间雷打不动地写作五六个小时，拒绝干扰，许多年里，她保持了每天工作到凌晨2 点才入睡。但她依然不同意“写作就是全部生活”这样的说法，“写作是充实自己人生的方式， 投入作品一定是全身心的，但观念上我不认同文学是我的全部，因为我生活过，我是为了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才去写作，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 我们这代作家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 

（据上海《新民晚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