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9 年4 月9 日，70 岁的叶辛风尘仆仆，从江苏兴化驱车300 公里，赶到上海五角场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参加《上海作家看五角场》的采风活动。

那天，上海近30 位作家、诗人，踏着明媚的春光，兴致盎然地走进陈望道故居(1920 年，这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就在这儿，首次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走进由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题写场名的江湾体育场，走过大学路，走进创智坊社区……作家们深切感受到新中国成立70 年来五角场商圈发生的翻天复地变化，由然而生一种“拥抱五角场，放歌新时代”的強烈愿望和激情。

这次下基层、接地气的采风活动，是由上海出海口文学社和五角场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共同举办的。由沪上100 多名诗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组成的《上海出海口文学社》， 是在充满奇迹的改革开放年代里，出现的一道奇特的文学景观。“千帆竞发改革潮，文心涌动诗兴高，上海有个出海口，喷珠溅玉浪滔滔。”这是著名诗评家吴欢章教授的贺诗，也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叶辛，作为顾问，倾注了满腔热情。他不仅为上海出海口文学社和《出海口文学》题写了社名( 刊名)，还为《出海口诗文库》出书180 种题写了《文坛潮涌出海口》的贺词。他多次参加由文学社牵头组织的上海作家深入基层的采风活动， 带头撰稿，并将刊有作家作品的书籍送到居民手中，使获赠叶辛签名本的居民乐不可支， 赞赏写“自家门口”的书好看!

4 月9 日这天，叶辛就在我身边，可谓零距离接触。依然那个个头，依然那副模样…… 只是头发花白了，眼角和额头刻上了深深的皱纹……

往事潮水般地涌上心头，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第一印象

初见叶辛，在1990 年10 月， 一个桂花飘香、枫叶流丹的季节。他刚从贵州调回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出任《海上文坛》杂志的主编。

个头不高，宽宽的前额下一双晶亮的眸子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衣着随便，如不知他是位作家，还以为他是位朴实的农民或乡村干部……这就是叶辛最初留给我的印象。

和文字结伴

1998 年8 月， 窗外， 高温咄咄逼人，室内，吊扇呼呼旋转。在上海作协大厅安静的一角， 叶辛和善地微笑着和我握手， 饱经风霜的脸上，刻着他人生的阅历和生活的履痕。

他侃侃而谈，薄薄的嘴唇里讲出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叶辛原名叶承熹，出生于1949 年10 月，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他在上海一条弄堂深处呱呱坠地，他是标标准准的共和国的同龄人……那时的上海，五方杂处，百业纷陈， 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1957 年9 月， 和众多满7 岁的孩子一起，叶辛背着书包怯生生地走进了住家对面的那所小学：那儿靠近解放前叫作“跑狗场”、解放后改称“文化广场”的地方。

小学三年级时，《中国少年报》上连载了陶承同志的《我的一家》，老师每星期给他们念一节，边念边讲解。叶辛嫌她太罗嗦，等不及，便自己掏出零花钱买了一本，迫不及待、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从此以后，他在众多的爱好中又添了一件事；读有趣的书。是书籍， 给他展示了一幅又一幅动人的画面，给他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是书籍，给他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门户……

1966 年6 月，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中学毕业的他，遭逢了当时全中国每个人都碰上的“文化大革命”。纷纷扰扰的世界把它的另一面无情地掀开来：那些造反的红卫兵们，拿着体操棒、铜头皮带打破了“狗崽子们”的头，带着“走资派” 在熊熊的火堆旁爬，火堆里，烧的都是叶辛爱读的书哇…… 至于揪头发、戴高帽、游街示众、拆毁课桌椅、洗劫图书馆…… 更是司空见惯。这难道就是革命？喜爱思索的叶辛怎么也看不懂，他疑惧地退缩了，就此当上了逍遥派，埋头书堆，并偷偷摸摸地开始写下一些习作， 在同学、朋友间传阅……

在“打滚的青春”里求索

1969 年3 月31 日，躲避在书籍和文学创作世界里的叶辛， 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卷了进去。就在这一天，他与妹妹叶文一同离开了上海。

倚在南行列车的窗口，前去一无所知的地方插队落户，他心情迷茫。那是贵州省修文县久长公社永兴大队第三生产队，一个叫砂锅寨的穷乡僻壤。那儿离开上海足有五千里路程，火车要开两天两夜。

叶辛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奇特的倒春寒，雪花飘呀飘呀，飘落在盘山绕坡的公路上，飘落在送他们的卡车上，飘落在连绵无尽的大山脊梁上……

就这样，叶辛怀着青春的热情到达了他的“第二故乡”，在那偏僻的大山沟里，他开始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从低矮的牛栏、马厩、猪圈的小门里，把猪粪、牛粪挑到农田里去……他参加修建湘黔铁路、伐木、下河捞沙、开山放炮、抬石头……晚上则守着煤油灯、伴着茅屋外三两声犬吠，几乎每天都要写到夜阑人静。没有桌子，他就掀起铺盖，以铺板当桌，坐在小板凳上；没有电灯， 用墨水瓶改制个小油灯，点起来同样照亮，油灯摇曳的光焰， 把他的帐子熏得漆黑……

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到一块儿抽烟喝酒、打牌赌钱、偷鸡杀狗、谈情说爱……叶辛不甘沉沦，他没有破罐子破摔。他不抽烟、不喝酒，只是一刻不停地写。别人在发牢骚、吹牛皮，他悄悄地带一块搓衣板，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赶场天， 别人为打一顿牙祭忙着上街， 他就躲在屋里写；有时起大早赶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

插队落户在那个下雨即漏、刮风就摇的茅屋里，在那天天以瓜代菜、以盐巴水充油水的日子里，他整整11 个月没尝到一片肉。繁重的劳动，营养的缺乏， 以至掉了6 颗大牙……就这样， 他在文学这条崎岖的小道上艰难地跋涉，他为心中的追求付出代价！可他什么也不顾，只是一个劲儿地写呀写……

在热切的期待中，等待叶辛的却是退稿，一厚叠、一厚叠，30 万字、40 万字的小说稿。外面包扎的牛皮纸已经撕破了，这在乡间的邮电所里是常事…… 捧着退稿，叶辛失望得掉了泪， 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一声不吭。他要面子，他有自尊心啊！可他心头却牢记着“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格言！他咬紧牙关，勒紧裤带，省下钱来买煤油，并指望上海那些好心的同学给他寄稿纸，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干下去！

文学，给叶辛的命运带来的打击，实际是在造就他，命运的重锤在他身上反复锻打，仔细加工，这使他痛苦，也使他成熟，使他身上具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素质。

就在叶辛苦苦挣扎的日子里他的痴情和执著，悄悄地打动了一位姑娘的心。她叫王淑君，是妹妹叶文的好友。这位温柔俏丽的姑娘动情了，开始为叶辛抄稿子。文学是他们的大媒，第一个发现并支持叶辛的伯乐，应该说是这位沉稳有心计的姑娘。

1972 年9 月，公社决定叶辛到耕读小学教书……除去课本，叶辛让孩子们读普希金的诗，念高尔基的小说……可这儿的孩子见识少，连“面包” 也不知为何物？村里没有，小镇上没有。最后，叶辛只能回上海探亲时带只面包到砂锅寨。他把面包放在讲台上，让学生排队上来看……就这样，叶辛教的学生除几个年龄过线的以外，全部考上了中学。

教学之余，所有的时间叶辛都用来写作。再大的困难，不能使他低头；再多的挫折，不能使他停笔！他记气象日记，观察大自然的阴晴雨雪；他留神周围老乡，观察村寨上的世态人情。

1977 年春天，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叶辛在遭遇一百多万字的退稿后，（后来他妹妹用这些废纸生炉子，天天烧几张，烧了一年多也没烧完）他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问世了！第一版20 万册； 第二版17 万册，并翻译成了盲文、朝鲜文，改编成了连环画， 还改编拍成了电影《火娃》。

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

说到这儿，叶辛喝了口水，他用一种深沉的语调对我说：“这本处女作是幼稚的，可它对我是多么的珍贵啊！”是的，这是叶辛用8 年的心血和汗水凝成的结晶！

“春风得意马蹄疾”，自此叶辛越写越顺，一发不可收！他连续出版了长篇小说《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电影《火娃》公映后，1979 年的秋天，他躲在猫跳河畔一个偏僻的峡谷里，白天写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夜晚，则着手构思一部新长篇《蹉跎岁月》。

说到《蹉跎岁月》，叶辛那迷人的目光中闪出了明亮的异彩……

那还是1978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叶辛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干部子弟，由于父亲被打成了黑帮，关进牛棚，插队落户到了一个偏僻村寨。在那里，他和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相识了。姑娘在生产队里放鸭子，他在河滩上放羊……他们恋爱了，爱得非常深沉。“四人帮”打倒后，痴情的姑娘以为命运之神会给她露出妩媚的笑脸，却不料严酷的事实给了她当头一棒。官复原职的干部以高压手段干涉儿子的婚姻。儿子抵挡不住大城市的诱惑，抛弃了恋人，酿成了悲剧。

叶辛的思绪泛滥起来，他夜不能寐，决定要写一写“血统论”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戕害，写一本新的长篇小说。不过，他要把它的结局写好，决不写成悲剧！

这就是写作《蹉跎岁月》的直接起因。

小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尤其是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叶辛光收到各种各样的读者来信就多达一千多封……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住地有个特设的售书亭，《蹉跎岁月》很快卖光了，仍然不断有代表来问，结果他们发现作者就在身边。于是有11 位教授自发地组织一个《蹉跎岁月》的讨论会，请叶辛参加。西南交大一位姓曹的教授说，他从不看电视剧，有一次见女儿边看边哭，他也坐下来看，一直看到完，结果一夜没睡好，这便是《蹉跎岁月》的魅力。

从《蹉跎岁月》到《家教》，到20 集的电视连续剧《孽债》的播出，使叶辛作品的读者、观众从知青、文学青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他的作品走进了千家万户。光一本《孽债》就发行30 万册，盗版的也有20 多万，可见影响之大。《孽债》在沪播放时，几乎万人空巷， 马路上行人稀少，出租车司机也回家看电视了，创下上海电视台收视率之最。（这一纪录至今未能打破）该剧的主题歌更是家喻户晓：从七八岁的稚童， 到七八十岁的翁妪，几乎人人会唱。叶辛的《孽债》之所以风行一时，也是切中了一代人内心的隐情进而引发的共鸣，还融入了当时的社会热点，这就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优势。

叶辛把这种成功归功于“碰到了内行的好导演”，但作品的精彩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叶辛认为电视虽为一种快餐文化，但它发展至今也需经典之作。作者要以严肃的态度进入创作，才能产生感人的作品。光想赚钱，一天、两天就拿出一个本子来，实不可取！

叶辛始终认为在创作中，不仅要写出人物心灵深处的感情，他们的喜怒哀乐，还要写出性格内部深层次结构、即人的内心世界里的矛盾搏斗以及由这种搏斗所引起的不安、动荡、痛苦等一系列的复杂感情，更要写出人的灵魂前进和退却以及堕落时受到社会关系和反映这种关系的心理历程……能达到这种要求，方为好作品。

在中国的作家中，叶辛属勤奋、刻苦而成果丰硕的一位。从1977 年早春二月那个难忘的日子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至1988 年， 叶辛已出版了40 多部书。其中有三卷本的《叶辛代表作系列》（《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有六卷本的《当代名家精品》和十卷本的《叶辛文集》等，可叶辛仍不知足， 仍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仍在文学的苦旅中求索。

岁月不是空白的

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叶辛，尽管公务繁忙，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但他始终牢记自己归根结蒂是个作家。

作家，就要以作品说话！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曾向读者奉献出讲述自己知青生涯的“写真集”《半世人生》和记录他与妻子王淑君苦恋故事的《往日的情书》。这两本书，凝聚着叶辛的情与爱。

与大明星们装帧精美的写真集不同，叶辛的《半世人生》没有矫饰的照片和矫情的文字，一张张昔日的黑白照片搭配着今天叶辛对它的回忆文字，讲述着叶辛人生旅程中一个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叶辛插队的那个年代，拍照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每一张照片都十分珍贵，它是叶辛所以改名叫叶辛——含辛茹苦、艰难跋涉的历史见证！

叶辛的恋爱季节是在砂锅寨孤军奋斗的岁月里开始的，王淑君慧眼识人，坚贞不渝。两人从1969 年相识，到1979 年结婚， 整整苦恋了十年，而其中绝大部分的日子是在两地分离中度过的，在当时根本别想能找到一部电话的情况下，维系两人情感的唯一手段就是写信。他们在这些书信中，倾诉着相互的思恋和感情，讲述着插队落户生涯里的点点滴滴。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被雨水浸蚀得看不清字迹的地方之外，这些书信一点也没经过修饰，是按照当时的原始面貌发表的。

“承熹，自你走后，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这里的“承熹”，便是当年的叶辛，而这封信最后的署名还端端正正地写着“王淑君”三个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加深，两人间的称呼已由“承熹”“淑君”发展到“亲爱的熹”“你的淑君”；再后来，那就是“毛头”和“甜甜”。“毛头”是叶辛对淑君的昵称，“甜甜”则是淑君对叶辛的昵称。（他们的儿子就叫叶田，是想儿子不再像他们那样吃苦太多，甜甜地过一辈子呢？还是要让这昵称传宗接代呢？……）

在整理这些“往日鸿雁”时，叶辛的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愿望：回他的第二故乡——砂锅寨去看看：看看那儿的崇山、峻岭、房屋、树林；去看看他们劳作的田块、坡土、小路和桦树林；去看看乡亲们的生活，还像原来一样清贫和苦累吗？

那年3 月31 日， 正是29 年前叶辛从上海出发的那个日子，他终于成行……山，还是那一座座山；路，还是那一条条路，岁月改变了容颜，但叶辛痴情不改，“我心依旧”！岁月毕竟不是空白的。

叶辛以一颗平常心，对我娓娓讲述着他的半世人生…… 他的话语时急时缓、时而深沉、时而轻灵，犹如一泓甘冽的泉水，流经我的五脏六腑、九曲回肠……我在想：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在名人的社会角色上、在作家自身的创作上，这三者之间能保持一种平衡，这和叶辛始终拥有一种执著与真诚的心态，不无关系。

回沪以来，叶辛受到了社会和各方面的关爱。上海市委、市人大、市委宣传部各级领导，对作协的工作和他的创作，给予了亲切的指导和帮助。这期间，叶辛对上海的生活形态已有相当的了解和把握。在贵州生活21 年，更使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坦然面对人生的冷静眼光，来分析评判上海的形形色色。他告诉我，在他的新长篇里， 将写下自己更多的切身感受， 他要以更好的作品来回报社会和广大读者对他的关爱。

从1990 年结认叶辛至今， 已整整过去了29 个年头。叶辛从壮年变成了小个子的老人。几乎每晚六点三刻，人们总能看见他在居家附近的肇嘉浜路上散步……不待扬鞭自奋蹄， 与共和国同龄的叶辛，依然笔耕不辍。他恳切地对我说：“希望文学社的成员，写出更多有光芒、有温度、有理想、有筋骨的作品。” 

叶辛的故事很长、很长，一时三刻说不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作家分会副主席、《上海出海口文学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