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连麦场工作的那些日子，是我下乡12年中最快乐的时光。
记不起来是何时、怎么去的麦场。好像是在三排时，当时张文兴是排长，我和安伟是副排长。三排负责麦场，张文兴便是麦场主任。时间不长，文兴调团后勤处，由我接任麦场主任。
七连的麦场在三团来说是比较大、条件也比较好的，有3000平方米左右的水泥晒场和4块土晒场，有一台扬场机、一台拣石机，还有一栋近千平方米、刷成黑色的松木板仓库。在我的印象里，这栋大板仓库当时是大五家子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现在看来，麦场的工作该算是当时技术含量最高的农活了，而我作为一个刚刚下乡，刚刚见到小麦、大豆、水稻的城市里长大的中学生，要承担指挥麦场工作的重任，可真是赶鸭子上架啊！在收获季节，麦场每天有三到四个排和三四十名老职工共一百多人工作，怎么安排调度不窝工，那个活急那个活缓，学问大了，我哪里懂啊！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富俊山，他对我帮助最大，毫无保留地教会我麦场所有活计的人就是他。
富俊山是满族人，说汉话有点慢，那时还不到50岁吧，身体很结实。他是七连的老麦场主任，现在想起来，他那憨厚、质朴、善良的形象还能在我脑海中清晰地再现。不知是因为什么，后来不再让他当麦场主任了。基于当时的阶级斗争氛围，虽然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但彼此之间从未有过深入的交谈，我也不了解他“ 下岗” 的原委。在麦场的工作中，他一直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尽管我内心对他很敬重，但言语上却从未有过表达。想起来很后悔，如果我不是很早的离开七连，我们之间会有更深的交往。在战备吃紧老职工后迁时，他被迁往大河口，一年后我调十九连，继而又调往建三江。1975年我回三团给妻子小邱办关系时没能见到他。1996年，我带儿子去大五家子，得知他又回来了，便找上门去看他。他当时已经70岁了，少了当年的精气神，人仿佛矮了，但仍很健康。他握着我的手，久久地不松开，就那样说着话。看着他的样子，我心里的好多话和问题，都没有说出来。我们一起去看了麦场，大板仓库还在，水泥晒场还在，只是在那里干活的人我都不认识了。物是人非，触景生情，看着身边的富俊山，一下子想起了1969年麦收时的往事。当时我住在大仓库里，一天半夜，忽然下起了暴雨，我急忙冲了出去。一些苫布被风刮了起来，我在雨中压上这边，那边又起来了，急得满场跑。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多了一个人，雨夜中看不清他的脸，但一看那熟悉的身影就知道是富俊山。我们顾不得说话，就这样满场子跑着。大约过了四十分钟，风小了，雨也小了，我们才喘了一口气。回到仓库里，我俩全身都湿透了，我让他回家，他说不用了。我俩就靠在麻袋上，歇一会出去检查一次，一直坚持到天亮。想着那时的富俊山，看着眼前的小老头，心中掠过一丝苍凉。
我学习麦场的活计是从扬场开始的，扬场的目的是去除谷物中的杂质及不成熟或破碎的籽粒。含水量高的秸秆类杂质容易腐烂发烧，故而扬场是谷物上场后的第一道工序。粮食经过扬场才能晾晒，晾晒到水分达标才能入库或送往加工厂。谷物进场时要卸在下风头，扬场时要侧顶风，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分离效果。最前面的上风头一段，是最饱满的籽粒及石子等杂物，需要进一步进行拣石等处理；下风头是成熟度差的籽粒及“ 麦余子”“ 豆瘪子”，当饲料的货；商品粮主要出自中间的那部分。扬场的关键环节是“ 打扫帚”。此扫帚用一种当地人称为“ 扫帚苗子” 的矮棵灌木的枝条制作，枝条割下来后堆在一起捂上两天，待树叶脱落，只剩枝条，不等它干透，就可以扎扫帚了。扫帚要扎平，呈扇面才好使。打扫帚时要端平扫帚，轻轻地把落在粮食上的杂物扫出来而不带走粮食，这就要使好那股劲，不能像扫地那样用劲扫。扫帚打得好，可以多收回好些粮食。
种子粮要在土晒场上用木锨人工扬场，以防止籽粒破碎。土晒场使用前要均匀地撒上些麦余子，喷点水，再用碾子压平压实。据说扬种子粮是最难的活计，我决心学好它。木锨扬场的关键是用好手腕的力量，把谷物均匀地撒向空中，使之成一条弧线经受风的洗礼，落下来呈长条状。上风头的留作种子，下风头的做商品粮。记得有一次我在扬种子粮时，时任连长的孔庆武来麦场，看了我扬的场，便对在场的人说：“ 你们看看小徐子干的这活，比你们这些xx的老职工都强！” 他还说：“ 会扬的，长长的，不会扬，王八的”。我细细品味他说的后一句话，还真是这样，很多人扬出来的是圆堆，就不易区分好坏籽粒了。孔庆武长得人高马大，浓眉大眼，脾气不好，说话带脏字，好像大家都怕他。他很快就被“ 打倒” 了，不记得当时安的是什么罪名了。和他接触不多，还记得他当年用木锨把打家雀儿的趣事。麦场的家雀儿是成片的，密密麻麻，他用坏木锨把从十几米开外平着扔出去，木锨把旋转着飞行，能打掉十几只家雀儿。以后我练了很长时间都不行，可见他的臂力之大。2006年，我回大五家子时见到了他，那年他好像67岁，人有些喘，还很能喝酒，回忆起旧事很感慨。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我再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我喜欢扬场这活。扬场机开动，金灿灿的粮食伴随着电机的转动声在阳光下画着一个大弧线落在另一端，一会儿就堆成了小山。特别是扬黄豆时，那饱满的豆粒如黄色的珍珠滚落，让你不禁心花怒放。那一刻，我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整个身心都融入到收获的喜悦中，一切的忧愁和烦恼都没有了。
晾晒后的粮食要测水分，达到标准才能上交或入库。测水分是用牙咬的，富俊山只要咬几粒就能准确地说出几个水，记得当年文兴也能做到。我到麦场时已是收黄豆了，那黄豆放在嘴里一咬，满嘴豆腥味，反胃得要呕吐。文兴说：时间长了就好了，常嚼会觉得有香味。试了一段时间还真有那种特殊的豆香味。小麦就好多了，嚼起来是带有丝丝甜味的那种清香。回城后的1992年，我带工作组在榆树乡农村蹲点，当我咬着粮食说出水分的时候，老农们很惊奇：看他带个眼镜文绉绉的也会农活？
粮食装袋是麦场的又一道工序。当时的“ 中粮” 麻袋连皮应该是182斤一袋。装袋时最累的活是“ 打撮子”，打撮子首先是腰要有劲，其次才是胳膊的劲。记得当时大家都抢着打撮子，比谁打的时间长。一撮子大约40斤，打得好的4撮子半灌一麻袋180斤。大家比着干看谁灌的袋子最准，不用添秤也不用减秤。装袋子的活是男女搭配干的，一般是男生打撮子，女生挣袋口。系袋口的活要手指有劲，多数时间是安排老职工干。装袋子通常放在下午收工前，往往是两个排一起干。这时常有女生和男生比着干，记得张新华是女生中最能干的人之一，她不太张扬却常跟一些男生挑战，我至今还能想起那热闹的场面和大家的笑声。
送粮是“ 热特25” 拖拉机和马车都参加的。我喜欢跟马车送粮，记得最多时是5挂马车一起走。车装好后一起出发，从麦场出去就是小树林，车老板们一起甩鞭子，比谁甩得响，那清脆的鞭声伴着车老板们的笑声在小树林中回响着，此起彼伏，令人陶醉。这时我会唱起“ 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哎，七挂大车下了岗哎……” 歌声伴着马蹄声穿过小树林，下坡，过小桥，再上坡奔向粮油加工厂。那躺在马车上仰望清澈蔚蓝的天空放声歌唱的感觉，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终生难忘。
扛麻袋的活最累的是搭肩，最难的是钻立肩。钻立肩需要腿、腰、胸和脖子的配合。个子高的人钻立肩会更难一点，要有足够的力量还要动作协调。休息时间是较劲比赛的时刻：比谁钻肩低，其结果往往是搭肩的坑一下钻肩的，搭得很低让他起不来，博大家一场哄笑；比扛袋子，找大号的“ 中粮” 麻袋灌满黄豆，大约250斤，不扎口，扛起来围着麦场走，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比182斤麻袋自己上肩，方法是弯腰用手抠住麻袋的两个底脚，用双膝盖顶住麻袋，下蹲，麻袋落在双腿上，再双手抱住麻袋上肩起立。还比拉秤盘：就是人坐在大秤上，双手抠住秤底沿使劲拉，看能拉多少斤。记得我有一次拉了1250斤。这些比赛大多是老职工们进行的，知青们偶尔参与。最奇怪的比赛是用嘴叼麻袋：弯腰把灌好的麻袋用嘴叼住站起来，看谁站的时间长，更奇怪的是此项比赛的胜者居然是李小个子，而他居然缺两颗门牙。休息时间这些自发的比赛，给劳累的人们带来了趣味与欢乐，让我至今还怀念那时人们的质朴，简单，实实在在。
用茓子茓粮囤是富俊山教我的又一项技术。粮囤做底最关键，往上露出的部分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往里裝粮的时候要均匀，不能偏。大的粮囤要在中间留通风口，以供散热。最难茓的粮食是黄豆，在富俊山手把手的指导下，我可以独立茓好一个黄豆囤。在农村十几年的时间里，富俊山是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教我农活技巧的老职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教会知青，意味着自己有被淘汰的可能）包括粮食的管理经验，比如粮食发烧了怎么快速降温，什么温度可以往加工厂送，什么温度可以入囤等等。而我对他却无以回报，只能记下他为人纯真的高贵品质。
我在麦场遇到的一件大事是韩颖受伤。那天是定点脱谷，拖拉机拉着爬犁往麦场拉谷子，上面坐着装爬犁的人。满载的爬犁在谷子垛中间穿过时被挤住了，结果拖拉机拉着空爬犁跑了，爬犁上的谷子垛悬空落地。上面的人没有准备，从谷子垛上滚了下来，引得人们哈哈大笑。这时突然有人大喊：“ 韩颖受伤了！” 等我跑到脱谷的康拜因跟前，人们已经把韩颖抬出了喂入口。拖拉机手吴纯利迅速摘下牵引的大爬犁，开着东方红—75链轨拖拉机过来，我抱起韩颖上了车直奔卫生所。我的右胳膊明显地感到她的腿在晃荡，便把她的腿搭在了我的腿上，这时血已经渗了出来，我的裤子也湿了。吴纯利脸色铁青，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拖拉机五档大油门来到卫生所。我把韩颖平放在床上，卫生员天津知青吴德峰剪开她的裤腿进行止血，作简单处理后急送团部医院，后来一直转到哈尔滨兵团总院。这件事让战友们沉默了好几天，大家都不愿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
这一重大事故让我知道了康拜因的厉害，想起了刚到七连时的一件事。在新兵排学习了几天，大家都坐不住了，要求早些干活，于是就安排我们去麦场干些简单的农活。第一天去，康拜因在定点脱水稻，有几个人在喂入，我们散开把稻捆子传进去，由于人多，一会儿功夫就在喂入口那儿堆起了一座小山似的稻子垛，把那两个喂入的人也埋在了里边。第一次看到康拜因感到非常神奇，那么多稻捆子进去，出来的竟然是稻谷，我非常兴奋，特别想亲手试试，便到喂入口旁对左边那个人说：“ 你去歇一会，我来！” 他不肯，我就推走了他，站在那儿往里送稻捆子，一会稻捆子就把我也盖住了。干了一会，喂入口当过桥用的一块木板松动，底部抬高进入了喂入室，我随手抱住了它，这时传出卡拉卡拉的响声，那木板打碎了传送带上的木条，强大的力量把我的上半身都带进了喂入室。我死死地抱住木板靠着旁边努力不被它带进去，这时就听得康拜因上有人大声喊：“ 松手，快松手！” 我松开了手，那木板瞬间就被吃了进去，随即停了车，但那木板已成了碎片。有人在大声呵斥那个被我替换下去的人，我急忙跑过去说：“ 不怨他，是我硬把他推走的，怪我。” 晚上，有老知青告诉我，那人叫关长久，长得像“ 二毛子”，是个被管制的“ 苏修特务”。我愣住了：怎么都是些坏人啊？不是说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从那以后，每当和老职工接触，心里就很忐忑。后来又有人告诉我，那天打碎了两块瓦板，是一次事故，要给团里打报告，才能领新的。再以后，我才知道那一天有多危险，如果我进去了，出来也是肉渣了。
1969年的麦收对我们是一次很大的考验。那一年，小麦长势很好，应该是个丰年。麦收头几天天气很正常，可是没过多久便出现连阴雨，机车下不了地。黑龙江也开始涨水，那时江边的柳树林已全部淹没，江水倒灌，低洼处老百姓的房子已经进水。站在高处看黑龙江一片汪洋，犹如大海，望不到边。地里的水排不出去，低洼地全部被淹没，前期割晒的小麦来不及脱谷，是从水里捞起来用船运出来的。运到麦场的小麦全都是过水麦子，三四十公分厚的湿麦子堆满了麦场，无法晾晒，也不能扬场去杂，只能趁雨停的间隙倒垛、通风、降温。气候闷热，很快小麦就生了芽子。一部分麦子发烧，发酵，酒糟味在空气中弥漫，离麦场很远都能闻到。为了随时监测麦子的温度，我把行李搬到了大板仓库，住在麦场。还记得每人发了十个西瓜，我把西瓜切个三角口，灌入古巴砂糖。每天累了喝几口西瓜水，感觉特别舒服。后来不知被谁发现了，偷偷地给喝光了。
那一年灾情相当严重，“ 龙口” 中夺回的粮食大多霉变或发芽，磨成面粉蒸出的馒头既黑又黏，难以下咽；严重减产及知青人数的大量增加导致粮食供应不足，加工厂磨面粉不再去除麸皮而供应“ 全面”，原本作饲料的玉米、倭瓜用来补充食粮，有的连队甚至出现了煮食豆饼充饥的现象，人与牲畜争口粮。
大概是那年秋天，组建值班连队，我调四排任排长，离开了麦场。
40多年过去了，现在还能想起麦场那欢乐的劳动场面：晾晒时，女排战友们拿着木锨排成一排有序地翻着小麦，入囤时大家争着扛麻袋，特别是天阴了，大家自觉地跑到麦场收粮，那时人们都抢着拿sangpeng（满语, 一种木制的工具，类似木锨，比木锨板长）。时间紧的时候，马和小型车一起上，人欢马叫，紧张繁忙，忙中有序，直到粮食堆好，苫好，雨点下来。每当想起那欢快的劳动场景，我就禁不住热泪盈眶。那一幅幅的劳动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定格，那种感觉是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作者原为黑龙江兵团3团哈尔滨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