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三八妇女节，不由得想起我的母亲。母亲健在时，不以为然；她离去了，便时时想起。现在我自己老了，对母亲的思念尤为强烈。

我的母亲陆静芬，原名闵阿六。1920年出生在上海南汇县一个农户家庭。家境贫穷，8岁失去双亲。母亲并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几月几日，解放初期户籍登记时，母亲说是共产党救了我这个孤儿，生日就定在7月1日吧。

母亲共6个兄弟姐妹，她是最小的。大哥想给可怜的小妹寻一条活路，作主把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母亲依稀记得那时她才虚岁十一。可是事与愿违，那家人请算卦的算了一卦，说这女孩会带来病祸，于是就把母亲送到上海巢丝厂做童工。母亲在厂里捞了一个多月的蚕丝，还要遭到工头的虐待。母亲不堪忍受便自行出走，浪迹街头数天后被人领至地处上海江湾的中国妇孺救济会留养院。淞沪抗战中，留养院被日寇飞机炸毁，许多孩子死于非命，母亲幸免于难。1939年5月经收容所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从事党的工运工作。1948年底党组织安排母亲到解放区华中党校学习，到达后又通知去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此时的华北战事正酣，母亲辗转数月，于1949年3月7日才赶到北平。当时全国还未解放，467名妇女代表（应到500人）主要来自解放区、国统区和少数民族三个方面，母亲则是国统区的妇女代表。这次大会正处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会议总结了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交流了各地妇女工作的经验，商讨和制定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正式创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选举了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母亲曾回忆说：“我记得进城的第二天，我们在故宫参加了三八妇女节的庆祝大会，妇女代表大会是在3月24日开幕的。就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即3月25日，毛主席率党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到达北平，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检阅解放军。我们妇女代表也去了。我看见毛主席和沈钧儒等握手，真是兴奋极了。在我们妇代会闭幕的那天，朱总司令来给我们讲话。看到了朱总司令很慈祥，又兴奋又感动，大家拼命鼓掌，我把手鼓得通红，事后才感到火辣辣的痛。

“过后没几天，领导上说今天大家不要出去，有重要事情。当时我们不知是什么事，乘上汽车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听人说这地方叫香山。过一会儿来了几部小吉普车，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来了！这一刻我又激动又兴奋，我们鼓掌啊，跳啊！毛主席高高的个头，脚穿长靴子，他先巡视一周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我站在第一排，毛主席也握了我的手。全国妇联张琴秋大姐伴着毛主席一一介绍了代表。刘少奇同志给我们讲了话，可惜的是我听不懂他的湖南话。”

会后，母亲随解放军大军过大江，回到上海。1950年8月任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提篮桥区办事处主任，1956年5月被选为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2月当选提蓝桥区副区长，1959年12月当选虹口区副区长。上世纪六十年代因工作需要任海门街道党委副书记。

“文革”中母亲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工贼”，隔离审查长达4年有余。1977年恢复工作，任虹口区政府顾问，1983年离休。2005年9月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勋章。2008年9月25日母亲患白血症去世，享年88岁。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母亲穿一身列宁式女干部装，每天早出晚归，家务及我和弟弟妹妹的饮食起居都交给一位亲戚照料。到中学即将毕业即“文革”开始时，母亲给我的印象才逐渐加深。“文革”开始时，社会上到处是造反的红卫兵、随处张贴的大字报、时时出现的游行集会和“文攻武卫”的口号和场面。当时我参加了红小兵，但父母告诫我不要出去串联，不要到处乱跑。我不大理解，也不愿意听从。时隔不久，针对母亲的大字报和丑化的小漫画铺天而来，说我母亲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工贼”。红卫兵和区里的造反派经常把她带去批判。好心邻居悄悄告诉我母亲被批斗的情形：妈妈挂了大牌子，被红卫兵摁着，妈妈不认罪，红卫兵说她不老实，就打她，打得很厉害。我很心疼，和弟弟妹妹终日恐慌不安，怎么也想不通，母亲怎么会是坏人呢！有一次，我母亲回来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当初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与小日本和国民党斗争的。”196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一帮造反派和红卫兵突然冲进我家，把我家抄了个底朝天，然后把母亲带走了。临走时，对我父亲说:“你老婆有重大反动嫌疑，要隔离审查！”之后，母亲的工资停发了。当时我父亲也被诬陷为假党员，每天到单位接受审查，工资也大打折扣。无奈之下，照顾我们的亲戚也只好回无锡老家去了。父亲每月给我40元钱，要我计算好生活开支，带好弟弟妹妹。我只好每天一早去菜场排队买菜，回来生炉子做饭。学校复课时，也一心惦记着在家的弟妹。

1970年初，六九届开始上山下乡了。也许是为了摆脱困境，我想到黑龙江去，问了父亲，父亲说行，我就报了名，可是工宣队说我是黑九类子女，不同意我去。无奈，我只好用小刀划破指头写了一份血书，交到学校时我对工宣队说，我爸爸假党员是不实之词，己审查清楚了（父亲是在西南大后方加入地下党的）。我是“红五类”子女，你们为何不让我去！工宣队看我态度坚决，最后还是同意了。1970年3月中旬，我拿到去黑龙江爱辉公社插队落户的通知书，牵挂起隔离审查了两年多的母亲。晚上，我跟父亲说想去看看妈妈。父亲要我写一份情况说明，第二天带上我的下乡通知书，去找单位造反派头头。没想到第七天的下午四时许，母亲突然回来了。当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母亲又老又瘦，但她的眼光中透着坚毅和镇定，没有丝毫的畏惧和负罪感。母亲说：“你要到黑龙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支持！”“文革”灌输给我们的是阶级斗争的观念，亲情却变得羞涩而难以启齿了，我只是在心里喃喃地喊了一声“妈妈”，至今都非常后悔！

晚上，母亲才告知父亲她被关押的情况。妈妈在长兴岛的一个农场，每天挖河泥，下农田，一面劳动，一面接受审查。母亲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第二天她给了我五斤粮票、五元钱，说：“我要在家住五天，这是我的伙食费。”现在我想起那情景，就禁不住流泪！五天后，母亲要返回农场了，临走她给我三样东西：一是《毛主席语录》，尽管我已经有了，但还是收下了。二是25元钱，这是她每月15元生活费中省下的。我说不要，母亲道：拿着！三是一条美国军用毛毯，这是她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妇代会发的纪念品，可惜在北大荒时被烧得太热的炕头连铺盖带毛毯都烧毁了。那天一早，父亲送母亲到吴淞码头。我没去送，其实我知道，母亲是非常希望我去送她的。

1970年4月4日，我下乡了，到黑土地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两年后，我收到家里的来信，说母亲己审查结束，恢复了党藉，推翻了“叛徒”“特务”“工贼”等欲加之罪。年底，我回家探亲，见到了可爱可敬的母亲。这时母亲已经年过五十。经过四年多的隔离审查和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她的身体被摧残得很厉害，患上了当时农村妇女常见的子宫脱垂（这病折磨了她多年，后来不得己做了手术摘除）。但她的精气神很好。母亲告诉我，她从入党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危险，不少工友、战友都牺牲了。她幸运地活了下来，看到了上海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是莫大的幸福。春节过后，母亲让我陪她到银行取出补发的工资，并从中抽出1000元去缴了党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1000元不是个小钱，她在遭受了长期羁押强迫劳动后，想到的竟是缴党费！那天，我对母亲的理解远远及不上她的境界！那时母亲还在等待分配，她还是坚持回农场去劳动。这次我送母亲去吴淞码头。临别时，母亲握着我的手，要我回到黑龙江后好好干活，好好接受再教育，在思想政治上要求上进，凡事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说，我会的，并请母亲保重身体。

1983年5月，母亲从区政府顾问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那时我父母一直住在普通小区的底楼二居室内，与小区的居民一样起居，邻里间常来常往，生活得很平静。那年秋天，市老干部局的同志来看望，惊讶地说这是在区局级干部中住房条件最差的。母亲说，1977年前我们住的是一间28平米朝北的亭子间，六户合用一个公共厕所，走廊上支煤球炉做饭，相比之下这已经是很大的改善了。母亲的离休工资也不少，常常帮助有困难的邻居，居委会说她是“捐款”大户。汶川大地震后，母亲叫我代她向组织缴了1000元，表达一个老党员拳拳之心。

2005年母亲患病住在曲阳医院，当时无单间病房，她就住六人的大病房。病友们得知这个老太太是应当享受华东医院公费医疗的老干部，感到既新奇又高兴。而母亲却与她们在一起玩儿时的游戏，唱革命歌曲。特别是《大刀进行曲》，其中第二句“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母亲唱的是“二十九军的弟兄们”。病友说母亲唱错了，母亲就告诉她们原来的歌词是怎样的，当年战士们是怎样高唱着歌儿投入战斗的。病友们很受感染和教育。母亲住了近两个月的医院，身体恢复后，病友们竟要她都住些日子，说和我母亲一起住院很愉快，毛病好得也快。

2007年秋母亲再次住院，病友问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母亲说是纺织女工！这样的答案谁也不信，可母亲在参加第一次妇代会时就是个纺织女工呀。当大家知道她的经历后称她老大姐时，她说，这些都不算什么，那些从长征、延安走过来的才配得上老大姐呢。她认为自己退休了就是完成了历史使命，以前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后辈们努力地工作，幸福地生活。

我曾问过母亲，还记得“文革”时批斗你、打你的人吗？母亲说，历史不会忘记，可谁打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她说那时她最关注的就是我们三个孩子！

值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作为儿女，写此文谨表对母亲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也许还有第一次妇代大会代表的健在者，不管她们在世还是作古了，我们都不该忘却！我们现在幸福地生活着，应该感恩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浴血奋战的那代人！

（作者原为黑龙江省爱辉县下乡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