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我到伊春采访在这里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研究研讨会”。在翻阅参会论文时，看到一份对我国农民通婚范围情况的调查，结果是“绝大多数农民通婚方圆不超过25公里”，觉得和头脑中积累的情况和思索发生了“碰撞”。

我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落脚在甘南县境内兵团农场的一个生产连队。队里二三百人不算多，但智力低下的有好几个，觉得奇怪。心想，是不是城里人多，“傻”的人不容易碰到？但又想，这里人少，应该更不容易碰到“傻”的人才对。一时想不明白，只是有了这个印象。后来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跑遍了这个省广袤的大地，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在连队留下的那个印象不仅没有淡去，反而加深了，因为在乡村穿行，常能看到衣冠不整、行为不正、被俗称“傻子”的人——这是何原故呢？

佳木斯桦川县集贤村是有名的“傻子屯”，全村1200多口人，呆呆傻傻的竟有150人。我去采访，了解主要原因是饮用水严重缺碘。我和村干部探讨，除了水的问题，是否还有近亲结婚的原因？他们说，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好，这个老百姓都知道，因此这种现象很少。但由于农民基本上是围着队里的土地转，活动范围很有限，认识的人不多，所以前村找后村、左庄找右庄的很多，两个人基本上吃的是一样的饭，喝的是一样的水，看到的树和草都差不多，这对他们后代的体质和智力都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这番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这份农民通婚范围的调查，就是在有了这些积累后看到的。报告由黑龙江省社会学研究所撰写。他们对6个省市1441户农民的通婚状况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是：建国迄今，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的通婚方圆不超过25公里。其中同村通婚的有409人，同乡不同村通婚的也有409人，各占28.49%;同县不同乡通婚的有387人，占26.95%;同省不同县通婚的有131人，占9.12%；同省城乡间通婚的23人，占1.6%；异省农村间通婚的68人，占4.72%；异省县镇间通婚的8人，占0.55%；其余0.07%为同省城市间通婚后迁入农村的工人。在面上调查的同时，他们又将黑龙江省县级市——富锦市农村作为“点”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这个市农村同村、同乡婚配的比例高于全国抽样调查的平均值，有痴呆傻人口的家庭多达1771户。

主持调查的黑龙江省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高彩芹对我说，同种生物远缘交配后代显现的优势大，反过来，近缘交配后代显现的优势小，这是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一个村落，几十、上百户人家，世世代代在几个姓氏中通婚，生儿育女，虽说不是近亲婚配，但人口的血缘关系肯定越来越近，用遗传学理论解释，叫做“遗传因子逐步趋向纯合化”。这种“纯合”的结果，不仅会导致人口质量下降，还会使一些罕见的遗传病发病率上升，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

调查报告和高所长的解析，解开了我心存多年的疑虑，但却没有了“轻松”感，反倒觉得更沉重了：这个研究课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严峻而又急迫的现实问题——因为人口素质事关社会发展大局！而在“25公里”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工作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比如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画地为牢”的户籍制度，不打破行吗？而要扩大农民的活动范围，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起来，城乡经济就要率先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放开搞活，把就业机会释放出来，让腾出手脚的农民进城务工……

于是，我以“我国农民的通婚方圆不超过25公里”为题发了新华社通稿，引起媒体的关注。接着继续跟踪，通过这个视角审视人民公社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民活动范围的束缚；城市化进程需要农村务工人员，作为城市应如何做好接纳工作；痴呆傻人口对家庭的拖累；青年农民的社交活动应怎样拓展等等。以此来观察改革开放的进展和对青年农民通婚范围产生的影响。跟踪持续了数年，所写的一系列稿件被报纸、杂志刊用的同时，有些材料和观点被专业研究机构引用，成为理论探讨的素材。

如今，曾经的“25公里”困局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化解，亿万农村务工人员活跃在大大小小城市的经济活动中。城乡年轻人在彼此的交往中，自然而又必然地会产生“有缘千里来相会”的爱情故事，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大部分青年农民还是回老家相亲．但此时他们的眼界已经打开，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无疑对他们的后代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只是“25公里”已扩展到了现在的多少公里，我没能从社会学研究者那里获得新的数据——他们是否觉得这个课题的研究已不像当年那样有价值了？

春节临近，一年一度返乡的拥堵场景又将呈现，在感叹农民兄弟姐妹们路途辛劳的同时，也令人感受到了人潮中和天地间涌动着的无限生机和活力！我为他们欢欣，因为那狭小而又封闭的“25公里”实在不堪回首！

于是，在梳理改革开放成果时，我把农民通婚范围的扩大列为一条。

（作者原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0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