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黑龙江知青余国成很有意思。他明明是个六六届已经谢顶的老高时候却还爱摆个猴王造型或者干脆扮演蒋介石装萌搞怪！明明在现实生活中不行吧，却偏偏喜欢在网上和微信群里挑事掐架口水仗不断，凭着几十年担的那点童子功为自己赢得粉丝挽回面子！最近他接受新鲜早世界FM网络电台于是，有了这个访谈录。

储主播：据我所知，当年你一个普通的连队战士却在我们23团很有名气，你能自己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余国成：呵呵，那不是因为我当过什么先进模范，而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又出过大事，还是个始终不肯找对象扎根农村的“大学迷”，臭名昭著噢！

储主播：确实有点特别，但也不见得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余国成：那倒也是。父亲16岁从广东来到上海当学徒，被冲床压掉了半个手指头。后来自己开了一家“雷达机器造船厂”，厂子不大，但你从那个很霸气的厂名来看，我父亲至少也算个胸有大志，做着造船梦的民族资本家吧？开厂8个月后他迎来解放，1956年公私合营，当上私方厂长，家境很富裕。工厂搬到普陀区，路很远，父亲买了一辆大炮牌摩托每天轰隆隆穿过弄堂上下班，这在那个没有什么私家汽车的时代，应该算很拉风的了。我呢，1947年3月16日出生，人称“余家大少爷”，并且作为长孙受到老祖母溺爱专宠。更由于家里一直有佣人，我不用做家务，连一条手帕都不会洗。

父亲很帅，照片在照相馆展示过，但他跟我一样不善言辞，不抽烟不喝酒。后来在47岁时，也就是1966年的2月份他患肝癌离世。尽管他曾经是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会员，当过区人大代表，但我还是经常听到他和母亲紧张地讨论用什么样的措辞来写“认真接受改造”的思想汇报，并知道他被单位里的一个什么人挤兑了一辈子。

母亲当时穿着很时髦，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读过许多外国小说。文革爆发，她作为“老板娘”顶替父亲在牛鬼蛇神队伍里接受批斗，直到1969年上班途中雪地滑倒跌断胸椎才病休在家。可是，她天性开朗乐观，笑对苦难，思想比较开放和前卫，跟我们年轻一辈没有代沟，所以多年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弄堂发小们啸聚欢会笑声不断的地方。

中学时代我性格也比较阳光，学习成绩优秀。初中喜欢理科，最爱看《科学家谈21世纪》，向往长大当个科学家，高中时喜欢文科，一直担任语文课代表。而且，我的思想特别活跃，政治课本不解渴，还把父亲的那套毛泽东选集拿到课堂上看，总爱举手对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记得后来老师一见我举手，就把头扭到一边去不看我了！文革爆发，我因为发声反对当时工作组和校文革小组鼓动学生批斗老师，被列为运动后期要挨整的“右派学生”。幸亏我得到了大多数同学和老师的赞同。

储主播：这样看来，你的下乡经历应该叫做余家大少爷的知青岁月一一生活落差很大！

余国成：说得对极了！加上作为66届高中生年龄最大，要求读书返城的愿望也更强烈，所以，我的人生用文学评论家的话来说一一也堪称是一个很有张力的故事。

储主播：好！你是六六届，又是家里的长子，一开始还不是“一片红”，还有“四个面向”，那你怎么就下了乡了呢？

余国成：我是上海南市区1968年9月12日第一批赴黑龙江兵团的学生，自己报名下的乡。一是认为下乡是参加革命，可以给我这么个黑七类子女涂上红色：二是以为自己下乡了，弟妹们就可以不用下乡遭罪。

储主播：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又始终不肯扎根，难道是后悔了当初的选择了吗？

余国成：我想，被大潮裹挟的人，谈不上悔与不悔，我也反感有人代我们说青春无悔，还是说有憾无愧更加确切一些吧！

因为，我们毕竟是破碎了上大学的梦下的乡啊，高中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我们已作好了高考准备，同学们还一起到上海戏剧学院每人交了五毛钱报考导演系呢！结果，一下子宣布停止高考，我们的许多梦想也在这时候终结了！

曾经欢呼砸烂高考制度的我们，真有点像一旦扔掉玉坠便五魂丧了六魄的贾宝玉一样，从此就开始了找回这个“劳什子”的悲壮历程，而，由于我成份不好并且因为丢失“红旗”杂志夹送的“毛主席去安源”画像后来在茅楼里被发现，差点没整个“现反”，因此，想要用突出的劳动表现争取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成为不大可能的事，但每一次我都报名，更不用说，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拼命争取，以致于，被人批评为“不安心农村”的“大学迷”。

我的大学梦是在返城后，一边工作一边参加业大、函授、自学考试实现的，也就是付出了“八年抗战”式的努力，在华师大汉语言文学系取得毕业文凭。

当时在兵团，知青之间也曾通过私底下传阅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文学书，学习中国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甚至痴迷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普希金，我还用化肥袋作画布学油画，在土坯上捏泥塑李玉和，利用砖窑烧人头像熊猫公仔，有一搭没一搭地学习拉提琴弹风琴，总之一句话，对蹉跎岁月心有不甘呐！

储主播：据我所知，你的北大荒情结很浓烈，曾在1998年、2010年、2015年回访过第二故乡，又是怎么回事呢？

余国成：因为我越来越感到屯垦戍边对我的成长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是东北的父老乡亲帮我走出了人生的最低谷。宝像案在战友和同学心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班排照例组织批判会，但，随着一些北京知青站出来为我说话，加上，老职工尤其是连领导出面保护，宣布：“此事不记入档案。”使我得以免遭文革初期那种过激行动的冲击，显示了兵团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下乡后知青思想的成熟。几十年后，我的事情在知青聚会和网上被重新提起，我又被铺天盖地的“好人一生平安”祝福包围。

还有，我是在干了一段农工后，因为反修斗争需要被起用到学校当俄语老师的，但因为我是高中毕业，而且喜欢画画，学校不仅让我教初中的数理化和农基，还让我把小学和中学的美术课都包圆了，就这样，茶壶煮饺的我在这样一个公开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定历史时期跟一大帮老职工的非常调皮不思学的孩子们演绎了一段特殊的心情故事，后来他们和我在北大荒欣然团聚，一起回眸当年，也都不禁感慨万分。

再有，我在那里是一个多次遭遇过死神的幸存者，比如，一次上山伐木，一棵被伐倒的大树呼啸着向我砸了过来，树梢着地处离我不到20公分：又比如还是那次伐木结束，在拉我们回连队的拖拉机到来之前炊事员架起大火煮饺子，结果烧了帐篷，这要是发生在前两天，那我们就非冻死不可；再比如一次连里搞军事演习，炸药包在一个哈尔滨荒友手中爆炸，炸掉了这个知青的右手，炸瞎了另一个知青的右眼，我被溅了一身血。

就这样，我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也学会了在艰难困苦之中顽强生存，懂得了和战友们相濡以沫，能够为别人的苦难流泪了。

储主播：余国成你说得很实在、很真实，作为一个团的战友我感同身受，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余国成为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9月赴黑龙江兵团23团屯垦戍边，1979年返沪考入工商银行，在该行上海分行办公室担任报刊编辑和行史编撰工作，于1989年获得华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自学考试毕业文……2007年退休后加入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担任《知青》和《黑土情》编辑校对，并热心相关知青团队活动召集组织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