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顺和童建华是1969年从上海来的知青。那时，陈光顺是队上的统计，后来又干过机务，最后是副队长。人长得高大挺拔，面庞英俊。记得队上曾经排过样板戏《红灯记》，几乎众口一词，李玉和非他来演莫属，尽管他一再推脱说自己根本不会演戏，大伙依然非拉他上阵不可。虽然他一口上海腔唱得差些，但他的扮相要远远赛过胖得有些臃肿的浩亮，上台一亮相，满堂喝彩声。

那时，童建华先后干过农工、机务，又当过文书。她人长得苗条又秀气，身材尤其好，个子高高的，腿长长的，即使厚厚的大棉袄遮住了漂亮的三围，也遮不住她天生的美丽。而她的性格比她人还要美丽，极其温和得体，有一种在当时难得的书卷气。她的字写得和她人一样的漂亮，一看就知道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她不多言多语，干活任劳任怨，从不怕吃苦，和有些娇气的上海女青年大相径庭。

如果说陈光顺像是北大荒上一棵挺拔的白杨，童建华确实像是一株秀美的白桦。因此，当他们两人相爱了，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天设地造的一双，都为他们祝福。

其实，恋爱对于童建华来说，是当时一种无奈的选择。童建华从心里绝不想在北大荒找对象，更不想在北大荒结婚。她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读书一直是她未泯的希望，尤其有了可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消息之后，这种念头便像燃起荒火般烧得心里难受。以她干活的态度，以她的好人缘，当然也应该包括她的好模样，队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自然推荐上了她。谁知，政审不合格，说她的父亲有历史问题，大学之门无情地向她关闭了。就是这时候，她相中陈光顺作为自己的对象。人生失利之中，恋爱给了她温情的抚慰和补偿。

所有的领导都会喜欢像陈光顺这样的人，忠厚能干又听话，出身又是地道的工人，家里家外光滑得没有一点毛病。因此，他刚到北大荒不久就入了党、提了干，成为了当时需要的典型。他像是一张白纸，任人在上面描绘当时流行的最新最美的画面。这种画面曾经使得他一度辉煌，却在关键的时刻遮挡住了他的去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便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是被培养的接班人，当然要留在北大荒发挥作用，他已经自觉地斩断了上大学的念头。

1976年，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像是旱天中稀少的雨点，童建华幸运地赶上了这列末班车的尾巴，被推荐上了哈尔滨的一所中专，学金属专业。虽然没能上梦中的大学，毕竟离开了北大荒，有了学上，也算是退而求其次吧。

陈光顺为童建华送行时，一下子百感交集而无法言表。来北大荒7年．恋爱3年，感情同时融在这片土地和女友身上。他当然希望她如愿以偿，但又舍不得离开她。他庆幸她终于上了学，又为笼罩在自己身上一时的辉煌而脱身不得，痛苦得无处诉说。

幸亏这样的日子并不太长，一年多后，“四人帮”被粉碎了，高考制度恢复了，陈光顺考上了哈尔滨的中专，他欣喜欲狂，即刻打点行装，奔向哈尔滨与童建华会合。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相逢和读书的喜悦还未过去，旋即刮起了知青返城风，而且越刮越猛，上海在向他们招手了。陈光顺和童建华商量，他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后全部都要留在哈尔滨，到那时再办回上海恐怕就难了，他想退学回北大荒，再办回上海可能要容易些。那么，就得把可以到手的文凭丢掉。童建华支持了他，先回去一个人，总算先有了一线光亮。读书和回家，是当时身在异乡的多少知青心里的两大情结呀！

于是，陈光顺和童建华再次分离。陈光顺回到北大荒，农场已是面目皆非，知青宿舍人去屋空，一片凄凉。他知道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到了尾声，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尾声会绵延那样漫长的时间，直到他和童建华进入老年。他不知道时代的震荡，只不过是轻轻翻过的历史的一页，而对于个人却是整整一生。在历史面前，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弱小和渺小。

别离之中，陈光顺无所事事，他要做的除了思念，就是等上海的调令。这两样东西都在磨他的性子，天长地阔，大雁南飞，草甸子上荒草摇曳，七星河水水流清瘦，北大荒寥廓苍凉得让他想落泪。

1980年，陈光顺终于等到了上海的调令。离开家11年之后，他又回到家了，走了一个圆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青春已经和他挥手告别了。

单位先派他到九江生产第一线，一干就是5个月。在这5个月中，童建华也从哈尔滨毕业，办不回上海，便先办到了镇江当老师，总算离上海近了许多。即使是依然有着两地相思，两人的心里却都有一种苦尽甜来的感觉，充满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

谁想到，5个月后陈光顺回到上海，迎接他的却是祸不单行。因为他这5个月是住在九江传染病医院对面，竟染上了肝炎，回上海不久便住进了医院。而童建华总闹肚子疼，单位的医生并不给她开病假，只是给她开点药。等到她疼得躺在床上直打滚被送进医院，已经晚了，子宫肿瘤，第一次开刀取出瘤子依然还长，只好第二次开刀摘除了子宫。起初，童建华埋怨是单位的医生给耽误了，后来她明白了，在北大荒，天寒地冻又潮又湿，她太年轻，干活又太不惜命，病已经潜入她的身体里，长年累月已经无可奈何了。

这对思念多年的恋人，终于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了，却是咫尺千里，躺在各自医院的病床上，对着皓月一轮、明星万点，寄托苦涩的相思。

他们结婚是1985的春天，这时陈光顺33岁，童建华31岁。童建华很爱并感激小陈，手术和激素药物的后遗症，使得她明显地发胖，再不像以前那样苗条漂亮了，关键是子宫的摘除，使她再无法生育。可是陈光顺毅然和她结婚，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爱她。”便不再说什么。

但是，爱情同时也面临着考验。结婚之后，他们一直挤在陈光顺的家中。一间房子，前有父母，后有弟弟，他们被挤在中间。在大上海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

只是这一代人已经学会了吃苦而不诉苦，我们曾经是自愿才搭乘上这列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的，当这列列车轰隆隆地驶走之后，我们被甩了下来，被摔伤，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吃苦而不诉苦，因为我们知道诉苦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下一代会觉得那些苦只是我们自找的，谁让你们当初自以为真的能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只能悄悄舔舐自己的伤口，让它慢慢结痂，让它在阴雨天时悄悄带给我们阵阵的隐痛。

1986年，童建华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市教育局和人事局联合举行咨询活动，解决两地教师的分居问题。她从镇江赶回上海，拉着陈光顺到现场，想死马当做活马医，试一试。他们的运气真好，赶巧碰上人事局局长坐在那儿值班，听了他们的申诉之后，非常同情这对坎坷中的患难夫妻，说根据他们的情况，童建华是完全可以办回上海的，并告诉他们办理调动的程序，要先由陈光顺的上属公司申报。陈光顺请求局长：“您能不能帮我们写个条子？我们好找单位的领导。”好心的局长帮他们写了个条子。这张条子起了作用，单位领导再不推诿，立刻打电话给公司，公司立刻打报告向市里申报……他们不知道陈光顺和童建华到底和市人事局的局长是什么关系。复杂的问题一下子简单化了。生活在给了他们那么多磨难之后，终于向他们露出了笑容。

童建华回到上海，在一所大学的实验室工作。曾经吃过苦中苦，她的工作是没得挑。然而就在这时，陈光顺家中后院起火。他的弟弟要结婚，惟一的一间房子，弟弟要争着做新房，最后竞和哥哥争吵起来。童建华夹在中间，非常尴尬难受，最后，两人只得搬进了童建华父母的家，和两个老人住在了一起。那是一间10平方米的西房，天天被晒得火热，最恼人的是和老人的相处，老人原来都是单位的领导，自尊心很强，陈光顺在北大荒也曾是个头头，自尊心也很强。几强相遇，难免碰出火花。那一阵子，家冷冰冰的，下班回家，谁也不说话，父母看电视，童建华看书，小陈塞上耳机抱着收录机听音乐，每天如此，各就其位。

如果有个孩子，那该多好，就不会这样死气沉沉的了。童建华和陈光顺都想到了孩子，没有孩子的痛苦，此时才真正像撒在伤口上的盐，在他们心里隐隐作痛，他们谁也不说什么，但比说出来还要疼。没有孩子的家，像是没有放盐的菜，日子过得单调得要命。那～阵子，童建华和小陈有时下班后竟谁也不愿意走进这个家门。

辛辛苦苦熬回了上海，为了什么？付出了一张文凭、一个子宫的代价，又是为了什么？他们曾经是多么让北大荒的老乡们羡慕的一对，北大荒的磨砺却让他们的生活残缺，内心永远淌血。但即使在那些摩擦的日子里，他们谁也不提孩子的1日伤疤，他们知道那是北大荒留给他们青春的纪念。

像许多从北大荒回到上海的知青一样，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生活，他们失去了许多，但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也没有太多的感慨，他们知道无论怎么样，日子都像路一样总是要走的，那么就往前走吧。

这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陈光顺提拔到研究院当负责生产的院长，童建华当了实验室主任，还兼任着学院的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两口子的工作更忙了。他们搬了新家，住上了112平方米的大房子，两口人足够宽敞的了。

从北大荒的青春时节一起携手走来，竟然一下子走过了40年的路程。一天天的日子，过起来的时候显得那么慢，只有当它们被甩在了我们的身后，才显得飞快。所有的一切，哪怕是痛苦艰辛的日子，也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作者原为黑龙江兵团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