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8年8月31日，我带着一把心爱的二胡登上了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专列。三天后列车抵达佳木斯，兵团总部组织欢迎晚会，我在晚会上演奏了二胡独奏《赛马》，给三师政治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猝然爆发，4月中苏武装冲突升级，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奉命长驱数百公里抵达宝清县。在前线一号指挥所，一位解放军师长骄傲地给我介绍：我的电话可以直通林副统帅！林副统帅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将T62苏军新式坦克运回北京，放在军事博物馆展出！首长允许我们每人在掩体内的军事观察镜里，眺望冰封的乌苏里江上白雪皑皑的珍宝岛两分钟。那一刻我热血沸腾：“宁愿前进一步死，不愿后退半步生！”如果中苏全面战争爆发，如果我还幸存下来，一定写一部新的《战争与和平》！

五月春风吹绿了马库力山，三十团宣传股指示我：政治处决定由你负责筹建三十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你担任宣传队队长，一个排的编制，驻地就在马库力，给你两间干打垒房（男女各一间），吃饭就在团部食堂。我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但也提了两点要求：1、既然由我来组建，我要有人事权，我考察后开列名单，调令由团部下发；2、团部要拨点开办费，置办些乐器等。原万宝农场工会只有一面红旗、一副锣鼓、两把二胡，好在我们知青中的不少文艺爱好者下乡时都自带了乐器，是很好的弥补。建队的过程就像滚雪球一般。宣传队下基层演出一般都是由连队派拖拉机或者马车接送并安排食宿，不时可以打打牙祭。三十团政治处不久正式宣布任命一一队长胡月伟（正排级），副队长赵国防、赵惠菊（副排级）。到了1969年夏天，团部将宣传队放到了17连，我们在农忙季节参加连队劳动，但业务上还是以文艺宣传为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1970年早春，团组织股股长刘忠斌建议我写入党申请书，我认为自己条件还不够，也知道上海造反派还在审查惩罚我的父亲。组织股长用激将法刺激我说：苏修打过来，第一批杀的就是中共党员，你小子是不是害怕掉脑袋？！我腾地站起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组织股长哈哈笑了：那好，三天后你把入党申请书交上来！经团组织股和十七连党支部两级考察，1970年10月9日批准我为中共党员，在上海知青中我也是最早加入中共的党员之一。

二

那是火红的年代，兵团三师下属的各团宣传队在文艺会演时各显神通，争强好胜。三十团财力远不如几个大团。十八团的管弦乐团令我羡慕不己，十九团宣传队舞蹈队的女孩个个貌如仙女，令我大跌眼镜。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原创节目，主要靠原创的独幕话剧、接地气的生动活泼的男声表演唱博取好评。会演时，十九团宣传队向我透露，他们要排演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主角可以不惜代价在全兵团寻觅！当时我感到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宣传队需要借助排演样板戏来突破人事、资金、艺术创作、影响力的瓶颈；但我也深知样板戏排演的难度极大，弄不好甚至可能翻船。我想我们地处黑龙江，如果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比较容易获得团党委的支持。那时宣传股新来的韩股长年轻有为，很有水平，他听了我排演样板戏的设想后郑重地说：我要先请示政治处曹主任。6月初韩股长带着我去了曹主任办公室，曹主任烟瘾极大，听我汇报后拧紧眉头一个劲地抽烟，我忐忑不安。后来他拧灭了烟头，问了三个问题：1、你还要调多少人?2、整个排练要多少经费?3、政治上、艺术上出问题谁负责？当年确有传闻，某剧团排样板戏“走样”，江青大发雷霆，剧团领导被关押起来审查。我硬着头皮回答：根据《智取威虎山》的剧组编制，宣传队编制要翻番，五十人左右。韩股长敲边鼓：可以临时借调二十七八人，演完后回归各连队。经费可以由宣传队领导班子先拉个预算，尽量少花钱。我最后给曹主任立下军令状：倘若政治上、艺术上出了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曹主任板着脸道：真出了问题，你也兜不住。这件事我还要向吴政委汇报。

一周过去了上面还没有回复，我决定再上马库力住几天。那两天我利用中午和晚上去首长家游说。黄团长夫人热情地拉我上炕一起吃小米饭，在炕上说说笑笑气氛比较融洽，黄团长最后送我出门时嘱咐了一句：这是好事儿，不过我要提醒你，预算不能太高，否则党委会无法通过！在政委家，戴着近视眼镜的吴政委笑眯眯地说：政治处已经向我汇报了，党委会还要研究。你的设想还缺了一条。我一愣，紧张起来，想了几分钟还是没想出遗漏了什么条件。吴政委微笑道：小分队排大戏十七连没舞台，我看得把剧组拉回团部来，同志们的伙食也可以改善改善。我听了心头热乎乎的，吴政委真是思路缜密呀！

三

大决战拉开序幕，我们领导班子分头深入连队，网罗各路人才。我在连队面试张重辉、张杭辉这对姐妹花后喜出望外，但连队指导员严肃地对我说：两姐妹的家庭出身不好，不同意调入小分队！我回答：出身不可选择，道路可以选择，重在政治表现。何况文宣队不是机要部门！作为《智》剧剧组的一把手（相当于现在的戏剧出品人），那时我抓总，赵国防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和队员调动等后勤事务，赵惠菊负责编舞、服装、化妆、道具等。团部预算下来后，我们立马派人购买了一批新的乐器（圆号、大提琴等）、灯光器材和音响设备。我们资金不足，缺低音贝斯，乐队就将一只破鼓改造成大革胡。那时样板戏的曲谱是公开出版的，侯天麟这个京剧世家子弟敲板鼓指挥乐队。我当时和团部电影队协商，请求电影队放映员在招待所天天为我们放映《智》剧影片，我把主要演员和编舞人员分成三个组，各自记录不同场次的舞台调度和演员表演。我主京胡兼饰演“座山雕”。我剃了光头，带头献出自己的羔羊皮军大衣，并号召大家出借自己的皮大衣、皮帽子作为座山雕和八大金刚、夹皮沟群众、土匪的服饰。每个人都身兼二职，甚至身兼三职。

1970年10月中旬我接到家中拍来的加急电报：“父亲病危！”离开故乡已经两年，我用扁担挑着两大旅行袋重100斤的大豆，从佳木斯乘坐绿皮火车到哈尔滨三棵树车站转车。我的一只旅行袋在站台上被人流挤开，大豆滚了一地，我只好扛着另一袋大豆挤上乱哄哄的列车。赶到上海，我在病榻前贴着父亲的耳朵轻轻告诉他：阿爹，我入党了！我还把北大荒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翻给他看。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的父亲似乎回光返照，他最后留给七个儿女的遗言是：“做事凭本事吃饭，做人二十四根肋骨根根要硬。”

《智》剧演出剧照

《智》剧审查那天，吴政委、黄团长和全体机关干部都来到新建的大礼堂。当时礼堂连座椅都还没有安上，临时用长木条搭了十几排座位；没有暖气，临时搭建了两个炉筒子很长的炉子以提高室内温度。那天我演座山雕，最后和杨子荣对打时，杨子荣先在我脚下扫一刀，我往上一跳，杨子荣再往我头顶削一刀。当时太紧张了，不知是我跳高了，还是杨子荣的刀削低了，只见杨子荣的指挥刀削到我的头皮上，力度之大致使道具刀的三夹板刀片和木头刀把断开，刀片从舞台飞出十几米，直飞到台下，全场一片哗然！我当时过于紧张没有痛感，直到谢幕时才发现自己头皮上起了一个大包。黄团长跑上台来关切地查看我的头部，当时我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第二天我走到哪男女老少都要看看我的光头，此事传遍了马库力。数日后，政治处下达了重要指示：剧组要代表三十团去佳木斯和三江平原兄弟单位大巡演。团后勤处拨给两辆大客车和两辆大卡车。剧组由我带队，演出前巡演单位通常都会安排领导到场讲话。按计划第一场在原农垦局大礼堂演出，招待佳木斯党政军机关。我们演完后，佳木斯京剧团负责人在后台找到我，翘起大拇指：兵团知青真是藏龙卧虎啊！剧组还去佳木斯肉联厂、啤酒厂演出。因顺利完成佳木斯的慰问演出，那晚我足足吹了12瓶啤酒，再加3两70度的北大荒烧酒，还没忘了带着几个演员去厨房慰问大师傅。我架着京胡完全是下意识地拉完几段唱腔，一回招待所我就呕吐了。佳木斯的啤酒也醉人呐！

（作者系黑龙江兵团三师30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