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我从天津下乡到甘肃农建十一师（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1969年4月以后归属新组建的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拆分为两个农建师）一团六连，驻地在甘肃玉门镇一带。
由此开始的十年军垦生涯，有两个夜晚的特殊经历深深地印在脑海中，难以忘怀。
夜半“追逃”
事情大约发生在1968年的秋天，当时我在一团六连当农工。漆黑的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一屋子的人都给吵醒了。班长套上衣服开门出去了一会儿，又急匆匆地回来，趴在我的床前说：“马上到连部，连里要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
我以极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跑步到连部，连长早就推着一辆自行车在门口候着了。我一到，他便以极严肃的神情给我下达了命令：“司务长畏罪潜逃了，玉门镇方向，你要尽快追上他，稳住他，我和团工作组随后就到。”“是！就我一个人去追？”我心里有点没底。“没办法，咱连就一辆自行车。”说完，他就转身进连部打电话去了。我有点懵，抬头看了看漆黑的夜空，辨别了一下方向，长出一口大气，跨上自行车朝玉门镇方向急蹬而去。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发生的事情常常令人匪夷所思。指导员章兆祯在部队当兵时是受人尊敬的先进、标兵人物，这会儿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批！那时候他也才20多岁，想不开呀，开完批判会便跑到戈壁滩上高声唱歌，宣泄。歌是唱了，而且唱的还全都是“革命歌曲”，但却又多了一顶“对抗群众运动”的帽子。连里的职工家属在门前种了几颗菜，有人说长的不是菜，而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拔掉！批判！就连勤勤恳恳干活的老实人，也会有人批你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让人真有些迷茫了，到底何为社会主义？何为资本主义？革命又是为了啥？难道是要将苦日子过到底吗？但有一点我是坚信的：“资本主义是大毒草”，绝对不能碰，不能沾，谁要是被人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那就有他好看的了。
我曾经在连队炊事班待过，司务长赵树森是我的老上级。山东老兵为人挺和善的，对我们的要求也不过分，只要每天准时开出三顿饭，他总是乐呵呵的。他老婆在老家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人很随和，跟我们一起聊家常还帮我们缝补衣裳，够意思极了。这次司务长被弄到团里交代问题，不知被扣上了什么帽子，看来问题还不算小，要不怎么会说是“畏罪潜逃”呢！我一边蹬车搜索一边瞎想着。“走资派”？他不够格；“多吃多占”？就眼前连队这副穷相，多吃也没多少油水呀；还是说错了什么话？……我实在琢磨不出他犯了什么罪。司务长，对不起了，这是连长下的命令，不容我质疑，只能暂且追你的逃了。
六连离玉门镇约三十多里路，我风风火火地摸黑骑车追赶，可一直追到玉门镇沿途也没见着个人影。司务长到玉门镇了吗？上哪／L找？我一时没了主意。火车站前有个小饭馆，是专为来往旅客服务的。天己蒙蒙亮我也饿了，还是先垫垫肚子再寻找司务长吧。我进得饭馆，买了一碗米饭，一盘炒鸡蛋，落了座。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些美食了，巨大的诱惑力可以让我顷刻间将它们一扫而光。但早早吃完了也没处去呀，还是细嚼慢咽慢慢品尝吧，顺便撞撞大运看能不能遇上同样饥肠辘辘的司务长。正品着米饭和炒鸡蛋，突然有人问我“你怎么来这儿了，回家吗？”吓了我一跳。原来司务长已经在眼前了。司务长瘦了，面色憔悴，两只招风耳朵显得更大了。“您没吃饭吧，我给您买去。”我又买了一碗米饭放在司务长面前。看得出他真是饿了，狼吞虎咽一碗米饭和我最爱吃的炒鸡蛋瞬间就没有了。“我这还有半碗米饭您也吃了吧。”看着他没吃饱的样子，我说。都没来得及说话，那半碗饭又没了。我又要了两碗开水，他一碗，我一碗。司务长喝了一口水说道：“这顿饭我欠你的，以后补过，我有事得先走。”我赶紧坐到他身边，央求着说：“再聊会儿。”“不聊了，真有事。”说着，他站起身就要走。没招了，我只能说了实话：“司务长跟您实说了吧，连长派我来通知您，让您在这等工作组，他们马上就到。”司务长愣住了：“闹半天你小子是逮我来的，还跟我装混蛋！我要非走呢？”“司务长您别那样，咱们打起来多不好。”有些火药味儿了。司务长怒视着我，我也不敢说话了。突然司务长坐下了，两只手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了，流着泪，挺可怜的，我的心也酸了，差点掉泪。“连长怎么知道您逃跑的？”司务长抬起头来说：“出卖我的是我的好朋友XXX，……”原来，司务长半夜从团学习班溜出来是想去位于酒泉的师部“告状”（反映问题）的，可他没有路费，不得已先“潜”回连队找他的好朋友借钱，没想到“好朋友”随后便将他告发了，于是才有了让我执行特殊任务的事。我一听心里在骂XXX不是东西，但仔细想想他也是为了自保不得以而为之。“文革”那种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谁不怕“粘包”呀！
正说着汽车来了，连长和工作组的两位同志下车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下意识地告诉司务长“他们来了”。司务长扭过头不愿看他们。还是连长先开腔：“你们都吃了吗？”“吃了。”我回答，司务长不理他们。连长坐在了我的旁边，两位工作组的同志和司务长坐在了一起。倒挺和气的，没有怒目而视，剑拔弩张的，他们拍了拍司务长说，“咱们到外面谈谈。”司务长没说话，但站起来跟他们走了。在火车站前面听司务长大喊要去“告状”，两个工作组的同志倒挺平静，竟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此刻我的心也落地了，真怕出现来人把司务长绑走的局面，那我就无地自容了。
一会儿火车来了，司务长上车了，我朝司务长摆手再见，司务长看都没看我一眼。这件事让我心里别扭了好久，我真想跟他说“这事不赖我”。
“文革”岁月乱象丛生，司务长其实没什么事儿。“告状”回来，还干他的本行。
沙尘暴肆虐之夜
遭受沙尘暴之害，是我们连队从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调往二师十四团以后的事。那次调动发生在1971年初，连队的新驻地位于甘肃武威县黄羊镇一带，番号仍为七连。
七连是农业连队，种植小麦、玉米、大豆，有菜地、西瓜地，自己养猪，生活比玉门镇强。不如玉门镇的地方就是有沙尘暴，刮起来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七连驻地向北1000米就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大沙丘年年乘着风势吞噬着我们的农田。
连长魏宝珊是个大学生，40多岁，工作务实而有远见。面对屡屡危害生产、生活的沙尘暴，他年年带领连队指战员们营造防风林带，挡风沙护家园。他经常给我们讲，我们连需要林带，十四团需要林带，要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都种上树，把沙尘暴锁死在沙漠里，让它永远出不来！而我们的亲身经历，也让我们感受到植树造林抵御风沙的紧迫和严峻。
就在我们连队进驻黄羊镇的头一年秋天，沙尘暴给了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那是一个傍晚，我们有说有笑地走在下工的路上。突然有人喊：“黑风来了！快跑！！”只见西北方向排山倒海似的沙尘已经黑了半边天。我们没能跑过黑风，很快就被黑风笼罩了。超强的风力吹得我们直打趔趄，沙粒打在脸上很痛。天随即变得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离家虽然只有500米远，可已经完全看不见营房了。漆黑的天，漫天的沙，呼呼作响的风，让我们几乎迷失了方向。怕丢下人，大家自动排成一列，每个人拉着前者的铁锨把，废了好大的劲才回到连队。进得屋里需要开灯，否则什么都看不见。风沙追随人们涌进屋里，室内也是尘土飞扬。大家找出口罩戴上，但一会儿口罩上就都是土了。已是晚饭时分，去食堂打饭得快去快回，一路上还要盖好捂严实，否则会牙碜得吃不了。
吃完晚饭，大家重又戴上口罩在屋里坐着。这时排长跑进来了，十分着急地跟大家说：“黑风刮走了咱连3个孩子，老乔家的一子一女和老路家一个十几岁的儿子，现在以班为单位出去寻找孩子。”老乔是359旅的老革命，原本担任团宣教股股长，走资派算不上，这时不知为何下放到连队来了。他对我们和蔼可亲，我们尊他为“乔老爷”。乔老爷的儿子尚小，当时只有四五岁，智力有点问题，每次出来玩都由比他大两岁的姐姐领着。大家一听十分着急，二话没说，操起退掉铁锨头的锨把就出门了。天更黑了，风呼呼地刮，似乎更大了，顶着风走都有要窒息的感觉。全连的人都出来了，连长指挥，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去人找。那时候没有手机，一走出去便如断线的风筝，跟连队失去了联系。怕再有人走失，一律以班为单位集体行动。人命关天，听说全营都出动了，帮着找这些孩子。
我们班向北找，顶风，步履艰难。但再难也得前行，大家互相拉着走，一边走一边呼唤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顺风跑了，还是遇到野兽被害了，没人知道。大家找啊找啊，因为始终都没见着孩子的踪影，流浪了一夜也没回连队，累得精疲力尽。凌晨，天蒙蒙亮了，风也小了，仍然一无所获。我们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到连队了，忽然看见营房后面的水渠里像是有孩子，跑过去一看：姐姐护着弟弟在渠里睡着了，距离营房只有十米远！把孩子叫醒抱起来一看，都是小花脸虎一一泪水和尘土掺和到一起，再经小手一抹，就化妆成这模样了。我们又惊又喜，赶紧把孩子抱到连部，这时老路的儿子也找回来了。听乔家小姐姐说，黑风刮来时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姐弟俩吓得抱头痛哭，但一直没人发现他们，他们哭累了也就糊里糊涂睡着了。老路家的儿子是顺风走出去20多里路被其他连队发现送回来的。一场艰难的搜救行动总算有了圆满的结局，“黑风”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它的威力与祸害。
这样的黑风每年春秋都要刮上几次，腾格里沙漠是沙尘暴的源头。但军垦人从未放弃过与风沙作斗争的植树造林。
（作者原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天津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