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中旬，按照中央部署，中共黑龙江呼玛县委派遣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一行3人进驻金山公社察哈彦大队。其时恰逢队委会换届，在队委会产生的方法上，工作队与包括上海知青在内的绝大部分社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争执，以致惊动了公社和县里的领导。经过半年的反复论辩与商讨，最终在7月12日以无记名投票的差额选举选出新一届队委会。

1、时代背景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突发，被党章宪法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摔死在外蒙，震惊了全国人民。1973年，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到的邓小平复出。同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大学实行文化考试招生录取。1974年11月，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州街头贴出，之后便不胫而走，在知青之中广为流传。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召开，周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宣布世纪末将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切都预示着，文革进入了尾声，广大知青从狂热盲从逐渐回归理性和反思。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人民心中悄悄酝酿。远在祖国边睡的察哈彦村，似乎也感知到了什么……

2、察哈彦与察哈彦知青

察哈彦村地处北纬52.2。东经126.4度的黑龙江畔，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距公社35公里，县城100多公里，当时不通公路不通电，是个闭塞的小山村。在上海知青到来之前只有36户100多人。1969年10月至70年4月份别有三批共207位上海知青和4名带队干部到此插队落户，除第一批12人之外，其余都是69届。其相当部分为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文化人子女，学习气氛浓厚思想活跃，外界的敏感信息经常在宿舍辩论发酵。知青还有自己的连队、食堂、自留地和畜牧场，按班排住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

经过五六年的农村历练，当年的懵懂少年，逐渐认识了社会学会了独立思考。

3、事件回放

3月5日白天，工作队和党支部正式确定了5位队委会成员的换届名单，当晚开会前半小时交由5位学习组长召集各自小组开会欲打招呼走过场。该名单保留了一位群众意见极大的老乡队长，而呼声最高的知青却没能进去，结果引起绝大多数社员的强烈不满，认为此举有违民主原则和群众意愿。会后第1（第2组附议）、第3、第4、第5小组连夜贴出大字报反对，一致质疑工作队的做法有悖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生产队必须实行民主办队，充分发挥广大社员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的规定。群众的反应大大出乎工作队的意料，殷国善队长惊叹“某些青年想夺权”。7日晚召开全体社员整党大会。会上发言踊跃意见尖锐，对工作队党支部换届队委会的做法严加抨击。殷队长却以党的领导自居欲以压制，知青则以齐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回之。火药味甚浓。3·7大会惊动了公社党委。11日，团支部召开团员分组会讨论改选之事。工作队也没闲着，他们召开贫下中农大会，说知青想夺权，散布不利于知青与老乡团结的话。

3月13日，工作队和生产队党员离村前往公社。14日公社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察哈彦队委会选举风波。会后公社要求县里派人处理此事。23日，县委宣传部邹述文副部长和去公社开会的人员一起回生产队。但局势并未和缓反而更趋紧张。他们找个别人谈话，要么拍桌子、跺脚，扣反党、小右派帽子，甚至以抓人来恐吓。要么以解决组织问题利诱入党积极分子站队。他们开党支部会议把知青党员排除在外，还说团支部凌驾于党支部之上。4月12日晚，工作队再次召开贫下中农大会，又散布不利于知青和老乡团结的话。杨副队长放言要召开整团大会，整整知青的嚣张气焰和臭思想。在整团大会上杨副队长责问每个发言的知青“你臭不臭”，答“臭”才能发言。但会议进展又事与愿违。老社员郭大爷首先发言，他充满感情地列举了知青对察哈彦发挥的作用和贡献。接着老乡、知青相续发言，会议气氛热烈感人。整团会开成了思想感情交流会，好人好事表扬会。会议后半程知青完全掌握了主动，团支部提出，全体团员青年成立“青年突击队”争当春耕春播急先锋。会议开到午夜气氛达到高潮，在激昂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4月23日，公社又派来革委会副主任姜诚等3位干部。据说他们与工作队产生了分歧，观点倾向于知青。姜诚、王遐昌（工作队员上海女知青）把矛盾摊开，与邹述文、殷国善辩论。工作队感到越来越掌控不了局面，于4月底撤离察哈彦。大字报仍贴满知青食堂的四壁。

4、分歧与焦点

2月23日，殷国善在小组长会议上代表党支部布置工作时说：“由于时间较紧，我们不准备进行选举了。大家认为哪些人合适可以到党支部、工作队来提名。支部经过讨论再上报公社，进行任命。组长们可以去透透风。”（1975年4月13日知青大字报）于是，才有了3月5日流产的打招呼吹风会。

知青方面紧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这把尚方宝剑，非要社员、支部和工作队共同提名，然后由全体社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差额选举。

3月7日大会，两种队委会换届法产生激烈碰撞是爆发点。原本这只是两种换届方法之争，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干群矛盾。但工作队却以“削弱党的一元化领导”“小右派”“有计划有组织向党进攻”等帽子，威胁恐吓迫使知青退让。无奈知青毫不畏惧，据理力争。于是，矛盾不断升温，使事态陷入僵局。

5、结局与结论

7月初，由呼玛县委宣传部长吕开泰、金山公社党委书记王作联等人组成的新工作队再次进村。7月7日，王作联在社员大会上做长篇讲话，干部群众各打五十大板，并揽下工作队失误的责任。

7月12日，工作队党支部在知青食堂主持召开察哈彦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改选队委会。男女老少全体出动比过年还热闹。大会推举出10位候选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5人。第一轮有4人过半。再对未过半数得票最多的2人进行第二轮投票。最终选出的5位队委会成员，有3位知青入选，其中一位被推举为副队长。当得知最终结果，知青们禁不住在心里默念：我们成功了！

为什么会成功？

首先，要归功于呼玛县委主要领导对知青的正确判断。知青，十六七岁从八千里外的大上海来到这偏僻落后的小山村，不是来夺权，更不会反党向党进攻，他们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生力军。其次，自知青到来，就成了察哈彦劳力的大多数。自从他们到来，察哈彦的工分值就逐年攀升。他们对参政权利的伸张是完全正当的，其合理化建议对察哈彦的生产发展是有促进的。最后，要归结于察哈彦知青的自身素质。他们乐于学习思想活跃团结向上使命感强，不畏权势又理智节制。正是他们的优良素质和表现最终赢得了老乡的支持和干部的同情。

43年前发生在察哈彦的那场队委会民主选举风波，也许是沉寂的神州大地上唤醒人们心中民主意识的孤独的雄鸡啼鸣。或许这就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历史意义。

1976年12月，王作联等又一次来到察哈彦指导队委会换届，这次他们主动提出仍采取上一年的办法进行。结果顺利选出7名队委，3名知青入选，上一届的知青副队长连任。值得一提的是上次落选的老乡队长，这次重新当选为生产队长。上任后，他的言行大为改观。不识字的他还找人帮他写了入党申请书。

（作者原为黑龙江省呼玛县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