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程走了，我无法形容心中的悲痛！老程名叫程鸿璧，是第二批慰问团成员。他们于1974年3月9日到达蒙城，1976年3月6日回沪，在蒙城待了两年。我对这两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那时我被抽调在县知青办，祝万友主任派我去阜阳把他们接到蒙城；离开蒙城的前一天，风雪交加，天气极冷，我顶风冒雪，从朱集庄步行六、七十里地，走到城里，为他们送行。我想，接是我接的，送也得我送，才叫有始有终。

那批慰问团共有10人：张成林（组长）、郑沛良、王义勇、张新培、陆定宝、程际冬、陈雨亭、唐国才、程鸿璧和吴文虎。除了程鸿璧和吴文虎，其余都是市手工业局和服装公司的干部。老程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老吴是市委写作组的，他们两人负责知青的函授教育。所谓函授教育，是上海市委、市政府为知青做的一件大好事，由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二医等高校开办马列、政经、电工、柴油机、拖拉机、育种、写作、农村医疗卫生等科目，知青根据自身的特长爱好和农村的需要，报名参加相关课程。教材由上海高校提供，学员平时边劳动边自学，隔一段时间，把学员集中到县城，高校派出师资对他们进行面授。不可否认的是，函授教育的开展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和有用人才。好多知青就是从这里起步，日后成为了医生、教师、作家、电工、水利和科学种田专家甚至中科院院士。此为后话。

不久，知青办要我负责函授这部分工作，于是我与老程和老吴的接触就比较多，尤其是老程。他那时四十刚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做事认真，说话循循善诱，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遇事有办法。我和他们一起工作，配合默契，学到了很多东西。每期面授班开办前，我们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同有关单位联系，取得他们的理解支持和物质保证，包括教室、宿舍、伙食以及医疗保障；接送上海高校教师；为学员制定课程安排，以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落实。每期面授班结束，我们都与知青举行联欢，并开会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还办了一份刊物《函授教育》，不定期报道全县函授教育的开展情况，发送地区和周边兄弟县。蒙城县的函授教育搞得有特色、有生气，在阜阳地区十一个县里名列前茅，经常受到地区领导的表彰，这其中，老程和老吴功不可没。

和老程共事越长，就越发感到他的人品高尚。就在他去安徽任慰问团两年期间，他的妻子、新华医院五官科医生虞宝南，也接受了下厂巡回医疗的任务，为期一年。从此，夫妻俩天各一方。而这种情形，对老程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请看这张时间表：1971年，安徽教改实践队，一年；1972年初～1974年2月，二医教育革命组成员，外地，两年；1974年3月～1976年3月，安徽蒙城知青慰问团。1977～1979年，虞医生参加援非国际医疗队，远赴摩洛哥。两人聚少离多，家中一双儿女，经常无人照顾，于是一个交给父母照看，另一个送到北京姐姐处抚养。以至于发生这样的“怪事”：夫妻俩去火车站接儿子，儿子竟然不认得父母，对着妈妈叫“姐姐”，而把爸爸称为“叔叔”！

老程家原先住在唐山路，老式石库门房子底楼，两间屋子里住了一家三代六口人。老程从安徽回沪后，工作有过几次变动，先是任人事处处长，1981年调任新华医院党委书记，四年后，升任第二医学院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后又兼纪委书记。职务高了，地位变了，他的住房条件却没有变，老程也没有向领导提过要求。后来，二医在合肥路一块边角料空地上盖了一幢住宅楼，分配给老程一套，他们一家这才搬离了居住多年的唐山路。我去过老程家好多次，合肥路的房子虽然比唐山路亮堂，但因为孩子都大了，显得也不怎么宽敞。一间朝南的大房间，是老程夫妇俩的卧室，又兼有会客和就餐功能；另一间朝北，住着爷爷（此时奶奶己去世）、儿子和女儿。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二医副校长的家！老程却乐呵呵地，显得很满足。这就是老程，几十年来，在物质方面从来没有向上伸过手，也从未听他有过怨言。女儿后来在这里一直住到结婚。这在上海滩大概不是唯一，也很鲜见了吧！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93年11月，老程退休，此时他的职称是副教授。不少人乘退休之际，升迁一级。有人对老程说按照你的职务和资历，申报正教授，上级肯定会批淮。但是老程谢绝了。他说，我已经多年不搞业务了，升正高会引起别人的议论。坚持以副教授的职称退下来。后来他跟我讲起这件事，说：这样好，这样心里踏实。

退休后，老程被退休党员们推选为支部书记。校党委每年补贴给他2000元，可他一分钱都不拿，全部用来作为支部活动的经费。老程心底无私，对人宽宏大量。一次他去瑞金医院开会，在医院院子里被一辆小车撞倒在地，头部鲜血直流。开车的是一个刚考出驾照的小护士，吓得面如土色。经检查确诊，老程颅底骨折，右脚掌骨裂，住了将近一年的医院，动了好几次手术。这事要是搁在别人身上，轻者要求赔偿，重者对簿公堂，而老程却没有追究小护士的责任，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我闻讯去医院探视，老程淡淡地说：她也不是故意的。

老程在蒙城虽只有短短两年，但他和知青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谈起那段往事，他总是说，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心情非常愉快。回沪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帮助知青。1992年，我们发起为强汉顺募捐，老程慷慨解囊。联谊会成立后，他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发通知、寄资料，几百个会员，开信封、贴邮票，工作量很大，每次都有老程忙碌的身影。他既能干大事，又不拒做小事，博得了大家的尊重。每年的年会上，他都会掏出早就准备好的500百元钱，悄悄放进捐款箱，还对我连连摆手说：不要响，不要响！

大家都说，老程是个好人，一个大好人！2019年2月11日，这个好人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接到这个消息，我涕泪横流！我理当参加追悼会，向他作最后的告别，却因两个月前遭遇车祸，肋骨、胸骨和颈椎十几处骨折，无法前去送他最后一程，心中痛苦万分，满怀内疚，在家默默流泪。四十多年来与老程相处的往事，桩桩件件浮现眼前，我按捺不住，提笔写下了以上的文字。

今年是我们下乡五十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举行纪念活动。我想提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奔赴农村的大军里，有一支队伍，那就是慰问团，老程是其中一名成员；在上山下乡的长河里，有无数朵浪花，其中有一朵就是老程一一好人程鸿璧。

（后记：追悼会上，老程的妻子虞宝南医生拿出1000元钱，郑重交给知青联谊会会长张荣国，说这是老程临走前再三交代的，他人生的最后一笔捐款。）